今年46岁的张女士20年前因为“酱油尿”而在北京就诊，最初被诊断为缺铁性贫血。然而缺铁性贫血无法解释出现的“酱油尿”，她对医生的诊断颇有怀疑。在走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她两个月后才最终被诊断为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这是一种慢性、进行性、危及生命的血液系统罕见疾病。

每年2月的最后一天是“世界罕见病日”。在我国，如张女士一样被定义为罕见病患者的有2000余万人。“玻璃人”（血友病人）、“木偶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瓷娃娃”（成骨不全症患者）……这些名字背后都是罕见病患者。罕见病治疗亟需更多药物。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扶持利好政策的频频出台，加上罕见病领域未被满足的需求大、市场竞争小等特点，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药企加码布局罕见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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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罕见病患者有2000余万人

各国对罕见病定义不同。根据《中国罕见病定义研究报告2021》定义，在我国，新生儿发病率小于1/万、患病率小于1/万、患病人数小于14万的疾病被称为罕见病。《2023中国罕见病行业趋势观察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知罕见病种类超过7000种，我国现有各类罕见病患者2000余万人，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人。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每年约有200个新病种被发现。罕见病中，约80%为遗传性疾病，50%在新生儿期或儿童期发病。目前已知的罕见病大部分与遗传相关，染色体组、染色体、基因和碱基等不同水平的变异均可致病。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标志着我国在罕见病保障领域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2023年9月，《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发布。目前，我国共有207种罕见病纳入罕见病目录。

业内观察人士认为，罕见病目录的出台，推动了我国罕见病诊疗诊治工作的进展：一是给药企研发罕见病药物的动力；二是为罕见病药品纳入医保目录铺路；三是可为罕见病患者获得更多的治疗机会，降低个人负担。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李林康认为，罕见病目录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医生对罕见病的认知，让更多罕见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为罕见病的治疗提供了更多可能。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也在通过建立诊疗协作网、制定诊疗规范、开展医务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罕见病规范诊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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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出台政策支持“孤儿药”研发

要治疗罕见病，药物最为关键。罕见病药物短缺，因此被称为“孤儿药”。有药企研发人员表示，早年由于患者招募难、开发风险大、市场规模小、投资回报低等研发困难，研发罕见病药物的企业很少。

但未来罕见病药物的市场空间巨大，鼓励罕见病药物研发是国际趋势。如今，以罕见病为重点的医药公司很多，“孤儿药”也常见于大型药企的管线。2022年FDA批准的37款药物中，有20款为“孤儿药”。在2022年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品名单上也可以见到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药物诺西那生钠（Spinraza）、血友病A药物艾米珠单抗（Hemlibra）和淀粉样变心肌病药物氯苯唑酸（Vyndaqel）等“孤儿药”的身影。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策支持。美国在1983年通过了《罕见病药物法案》，是全球最早对罕见病药物实施立法的国家，日本、欧洲也紧随其后。欧盟地区满足条件的“孤儿药”能够获得10年的市场独占权，若是相关产品满足儿童药的开发标准，还能再延长2年，以保障研发企业的高价值创新收益。日本药品医疗器械管理局（PMDA）自1993年开始建立“孤儿药”监管制度，例如特定“孤儿药”的研发补助、税收减免、优先审评、药品价格保护、复审周期的延长等。受保护的高昂价格、潜在的高回报率推动了“孤儿药”的发展。2021年，诺华研发的针对SMA的基因疗法Zolgensma年治疗费就高达212.5万美元。

近十年来，我国也出台了优化审批流程等政策促进罕见病药物研发。2017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发布的《关于鼓励药物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文件明确了罕见病药物等18类优先审评审批，这些药物加速了罕见病药物和其他临床急需制剂的审批。201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2020年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加强了这一政策。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去年7月表示，目前，在所有药品上市申请中，罕见病新药的审评审批时限是最短的。从2018年起，国家药监局建立专门通道，在审评审批环节，对包括罕见病用药在内的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实行单独排队、鼓励申报、加快审评。到2020年，国家药监局进一步明确优先审评程序，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罕见病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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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国内外药企布局加码罕见病领域

随着“孤儿药”利好政策的频频出台和发展趋势，越来越多药企布局或加码罕见病领域。中国在研罕见病药物的数量在过去五年大幅增长，年均增长率为34%，而全球在研管线为24%。截至2022年底，我国在研的罕见病药物共计840个。有业内机构指出，预计2025年我国罕见病药市场规模将达到6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60.7亿元）。

新基、武田、卫材、蓝鸟生物等跨国药企早已布局罕见病领域，阿斯利康、安进、辉瑞、葛兰素史克、诺和诺德等也在加快该领域布局。2021年，阿斯利康以390亿美元收购了罕见病巨头瑞颂制药（Alexion），进军罕见病治疗领域，随后阿斯利康中国还宣布成立了罕见病事业部。2022年，安进宣布以283亿美元并购专注于研发罕见、自身免疫和严重炎症疾病药物的Horizon Therapeutics。同年，辉瑞以总计约11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的Biohaven，研发管线中也包括对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脊髓性肌萎缩症等神经系统罕见病新疗法。

本土企业“孤儿药”研发创新不落人后。《观察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2月，中国81种处于临床试验及上市申请阶段的罕见病药物（除化学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中67%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或参与引进，投入研发企业包括北海康成、恒瑞医药、艾美斐生物、和誉医药、朗来科技、和铂医药、东阳光药、复星医药等，涉及的罕见病包括青年型/早发型帕金森病、视神经脊髓炎、腱鞘巨细胞瘤、特发性肺纤维化、血友病、多发性硬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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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惠民保加入，提高“孤儿药”可及性

从2021年把70万元治疗罕见病SMA的“天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成功以3.3万元的价格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那天起，罕见病患者家庭都沸腾了。

罕见病药物的可及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药物的供应不足和价格高昂。药物可及性是罕见病患者用药保障的关键因素。“孤儿药”研发成本高，因此通常定价居高。当制药公司一改对开发和生产“孤儿药”积极性不高的做派后，病人的可及性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药物的高价，这让普通家庭难以承担。

近年来，我国罕见病领域在支付保障方面也有新变化。一些罕见病药物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了药物的可及性。国家医保局介绍，针对罕见病患者“有药买不起”的痛点，坚持多措并举，在准入条件上连续三年取消罕见病用药的获批年限限制，在审评、测算等环节，明确予以倾斜，支持符合条件的罕见病用药优先纳入医保。

在去年底完成的2023年国家药品目录调整中，15个目录外罕见病用药谈判/竞价成功，覆盖16个罕见病病种，填补了10个病种的用药保障空白，创历年医保准入谈判成功数量新高。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谈判成功进入医保药品目录的罕见病药物数量分别为7个、6个、7个、7个。医保药品目录更是丰富了一些罕见病的可选药物，血友病、多发性硬化、神经母细胞瘤、胶质母细胞瘤、帕金森病（青年型/早发型）、特发性肺动脉高压等罕见病在医保目录内已有多个可选药物。据统计，国内获批上市的罕见病药物中，纳入医保药物的比例已超过70%。

部分城市也将罕见病费用保障机制列入惠民保，佛山、深圳、惠州、无锡、杭州、温州、南通等地的惠民保对罕见病设立了专项保障，部分城市的惠民保则设立了罕见病特定药品保障等。

新快报记者 梁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