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向群(广东文艺职业学院书法史副研究员)

康有为碑学思想,虽以书法立论,却是他整体文化哲学观念、政治理念乃至人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他的书法,尽管不如书法理论影响那么大,甚至在当时或后来都有人对“康体”诸多批评,但他依然身体力行,践行他的书学主张。在博览群碑和借鉴前人吴荣光、李文田、邓承修、潘存以及同时的沈曾植、李瑞清、郑孝胥、曾熙等人,以方笔为主的碑刻书法实践后,他采用“圆笔”作碑体,从而有别于同时代以“方笔”为主的碑派诸家,这是康氏书法创作成功之处,也是“康体”的主要特征。

陈永正评曰:“绝世聪明的康有为,他一力提倡碑学,而在创作上却运帖入碑,一般人未能领会他的真功夫,只以为他光是碑派大师而已。”“康氏书法,虽是一代大家,但亦微有不足之处,就是风格较为单调,初览数篇,每为之惊喜,多读则觉其面貌太似,甚至有雷同之感。”陈永正对“康体”书法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

康有为在碑学理论上的贡献,我们是无可厚非的。对帖学的批判及碑学思想的价值重建,推动了近代书法的变革,开辟了书学历史的新纪元。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一种书体的发展,并不是某一个体的功劳,而是同时代书法群体的作用。因此,康有为与同时的沈曾植、李瑞清、郑孝胥、曾熙等人共同将碑派书法推向高峰。

康有为将中国的碑学推向“顶峰”的观点值得商榷。从艺术发展规律上来看,中国书学经历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一直处于发展状态,出现了一个个的高峰。帖学发展到清代日渐式微,对碑学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阮元的南帖北碑的划分,确立了碑学独立的地位,与帖学并驾齐驱。继阮元之后,包世臣则对北碑的笔法、风格范畴进行了新的阐释,丰富了碑学的内涵。从阮元当时来说,创立碑学以拯救帖之弊,确为时势之需,并非是故意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这个理论经过包世臣鼓吹,包氏是邓石如弟子,在书法艺术实践方面,以苏轼、黄庭坚、孙过庭的帖学为基调,涉猎北朝碑刻,也确有成就,创立新的面貌。

康有为则以政治家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以变法改革的哲学寓于碑学理论中。他早年学书,走的亦是旧学的道路,至光绪八年进京参加顺天乡试,方断然改变方法,加入新派,购阅大量介绍西方各国的书籍,思想发生了剧变。他自述书虽一艺,“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旗帜鲜明地尊碑抑帖。姜寿田认为:“康有为碑学以极端的方式摧毁了帖学的古典统治,在他手里古典书学已趋于终结。但在这同时,碑学所可能孕育诞生出的近代艺术精神并未成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碑学尚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他总结阮包碑学理论和实践,将碑派书法推向高峰,但自己的书法仍是帖派,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性。

继赵之谦、沈曾植、康有为之后,于右任是近现代书法史上的碑学巨擘。于氏筑基于《石门铭》《龙门二十品》,他的碑学旨趣较接近康有为,以碑入草,圆笔取势,体势开张,有摩崖气息,作品显得简澹、萧散、自如,但更为气势自雄。康有为尝有“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之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 的审美理想和宏愿,他只是局部意义上实现了,这个理想最终在于右任那里实现了。于右任的碑草书在碑帖融合的实践探索上取得的成绩,将碑学向前推向又一高峰。

姜寿田评曰:“他创造性地以碑入草,融章草、今草于一炉,从而将碑学推向碑草书这一碑学最高发展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它标志着碑学在书法实践领域最高审美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