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

我临时想了个题目《“6G”时代的书法》。举个例子,我的妻子是厦门人,很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去厦门探亲,厦门书法界的朋友请我们吃饭。当时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席间有一个同道为了书中某些观点和我争论起来,因为我受过西方教育的背景,他在争论的过程中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你就是拿西方的刀叉来吃中餐。”当他说了这句话后,我就没跟他继续讨论下去。过了几天我们到了福州,福州的书法同道又讨论起我的那本书,这个时候我就说起了厦门辩论这件事情。刀叉和筷子,也就是说文化的不同。当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你怎么来判断高下。这个问题很难,你不能说老子比柏拉图厉害,他们也不能说亚里士多德比庄子厉害,一旦涉及到文化传统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难辩论下去了。当年我刚到美国留学时,梵高的一张画可以卖1亿美元,但海外唯一的《行穰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艾略特先生买的时候,大概也就几万美元。你能拿市场来判断高下吗?不能的。如果中国今天富强了,你完全可以把王羲之卖得比梵高贵,比达芬奇贵,没有问题。

那么,当我们来判断自己的教育的成熟度、精微度时,你有没有一个标杆?我们这个书法就更难了,横向能比的只有日本、韩国,西方也没有艺术意义上的书法,他们有一个词“calligraphy”,但被认为是“craft”,大致相当于工匠的技艺,我们今天把它翻译成“书法”,但是它的社会地位、文化地位完全没有办法跟书法在中国的地位相比较。恰恰我们的书法就生长在一个特别没有可比较性的领域。艺术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不能像体育比赛那样能当即做出判断。比如打乒乓球,打十一比九就是赢,十二比十也是赢,谁赢了谁就是冠军,但书法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常常只有纵向的指标。

那么,横向的指标有没有呢?像我刚才讲的,这很难比。我们书法界这些年来有很大的发展,也非常的蓬勃,市场也非常繁荣,但当市场繁荣的时候也特别容易掩盖一些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华尔街做股票,有一次我问他最近股票市场怎么样?他说:很好,好到每一个笨蛋都认为自己是股票大师,都是巴菲特。我讲这个例子是想说什么呢?当你入了国展,当你当了理事,当你的字能卖得很好的时候,当你有一些追随者的时候,你恰恰不太容易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地位。

和古人比,说起来容易,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我们中国有很多很特殊的文化现象。打个比方,我写过一篇文章《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我们中国所谓的书法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写的字(我们不能用“作品”这个词来讲)远远超出西方艺术家创作的作品,这个是不能比好坏的,因为我们的社会需求量和西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作品”这个概念是近代才引进来分析我们书法的。那么我们的书法家本身用功不用功?也不能说不用功。前些年看了一个报道,说有个年轻人要备战国展,通宵写,写到最后突然去世了。你不能说他不用功。所以你要问我当今书法该如何发展,我虽然是研究书法史的,也提不出什么好的药方和建议。但还是那句话:它比的是文化素质,比的是教育。也就是说,抛去文化传统的因素,在绝对的时间上面我们是可以比的。我们的文化面临挑战,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书法,因为这个构成了我们书法发展的一个大环境。

(据《绍兴论坛上的发言》,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