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聪教授拍摄，广州黄埔甘草岭遗址出土玉琮残件。受访者供图

   ■玉琮，广东曲江石峡遗址M10出土，南越王博物院供图

距今5300-4300年前的良渚文化，作为当时长江下游区域文化的高地，它的文明因素，随着玉器的传承和显现，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广东，乃至珠三角腹地广州，实现了和鸣。四五千年前的广东人是怎样“学”良渚的？在广东和广州出土的玉琮，究竟是不是“江浙沪包邮发货”？日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张强禄，接受了《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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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探讨

史前文明之光，在中华大地上如漫天繁星般闪烁，其中，一万多年前的“珠三角居民”，他们的“身影”，经考古追溯也逐步重现。

目前所知较早的“珠三角居民”是何面貌？“距今一万多年到七八千年这个时间段，在珠江三角洲，尤其是偏北或偏西之处，应有早期人类居住”，面对记者提问，张强禄如是回答。“英德青塘遗址出土的人骨化石‘青塘少女’，距今约13500年。遗址虽身处粤北山区，但已靠近珠三角。这样的考古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今珠江三角洲区域应有原始居民生活，只是目前考古发现遗存较少。当时，人群规模较小，主要栖居于山洞或岩棚，或为延续青塘‘屈肢葬’习俗一脉者。‘屈肢葬’流行于岭南和东南亚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葬俗迥异。”

描绘了“较早珠三角居民”的形象，我们开始了解他们接下来的“学习史”。沧海桑田，环珠江口区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慢慢形成今天的样子。广东虽偏处一隅，却一直积极跟进学习先进生产力。

“距今7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岭南地区先是受到长江中游尤其是湖南湘沅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后来主要受到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张强禄说。

“距今7000年到55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及偏晚阶段，在环珠江口地区已有较多考古发现。目前珠三角最早的考古遗存是深圳咸头岭遗址，距今七千年左右，以白陶和彩陶为代表的文化面貌，显示出洞庭湖地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对环珠江口区域有影响，同时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通过洞庭湖区域对珠三角也产生影响。从咸头岭文化可以看到，珠三角社会发展进程从这个时期开始，就紧跟着长江中游发达地区在发展”，张强禄说。

“而进入到距今5500年后，广东尤其是粤北、粤东和珠三角，则明显受长江下游文化影响。说得通俗一点，前面那段时间我们‘跟着长江中游跑’，后期‘跟着长江下游跑’，这趋势一直延续到秦始皇定岭南。”

从四五千年前开始，由于传统文化、地理环境的演变，不同文化圈形成，“我们与长江下游同属百越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龙头在哪里？“就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

这时，“龙头大哥”的身影终于进入眼帘——它，就是良渚。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我要特别提到这句话。我们这些年与浙江的研究同行有很多共识，此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向明所长，来参观英德岩山寨遗址，就特别引用了这句话，来表达大家的共同心声。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按照方向明所言，感觉浙江跟广东‘对上了’。不仅是粤北的石峡遗址，2020 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英德岩山寨遗址，也出土了几乎是‘原装进口’的琮、钺等良渚文化玉器。这种以礼玉为代表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甚至已抵达广州东北部，这可从黄埔茶岭和甘草岭遗址中看出端倪。”

良渚文化，以粤北为通途，辐射到广东乃至珠江三角洲腹地广州，是有实物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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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甘草岭出土玉琮

其“源头肯定是良渚文化”

首先，何为良渚，能有如此影响力？

“距今5300年到4300年，良渚文化‘接过崧泽文化的接力棒’，走向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区域文化高地，其发达程度，放眼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无出其右”，张强禄说。

论起良渚文化，许多人首先会想到它的神徽以其载体“玉琮”，但“对我们来说，其规模宏大的古城建筑布局、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以及背后所体现的先进技术水平和超强组织管理体制，才是良渚文化最高度发达之处，也是最被考古学界、史学界认可的价值所在”。

而像这种调度技术、管理乃至文化进程的“统一思想”，在良渚社会，需要通过很多方式去传播深化，其主要“媒介”就是玉礼器——“良渚的独特文化基因，可能主要通过礼制来传播。而如今我们从物质文化、从考古发现方面而言，通过实物去说话，落足在玉器。玉器的制作、使用及分配赏赐，都在传递它的文化凝聚力和统一性”。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突出载体，体现聚落社会规模和等级，显示文化传播与交流。

作为一支有自身发展序列的、强有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以玉礼器为代表的诸多良渚文化因子，为后世与其他区域广泛借鉴、吸收。从最新考古发现看来，良渚文化玉器曾向四方急速扩张，其中向东南发展规模宏大，影响直接深远。

张强禄介绍，目前，广东境内有五个地点出土良渚文化玉琮，分别是曲江石峡、曲江床板岭、封开禄美村、海丰田墘三舵，以及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盘铭里西边的甘草岭遗址。

是的，相隔数千里，良渚文化玉琮，出现在了广州。

2017年9月5日-2018年1月30日，为配合中新广州知识城狮龙大道市政道路项目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程范围内调查发现的甘草岭遗址，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阶段的墓葬170座，还出土了陶、石、玉等不同质地文物200多件。其中，一件玉琮残件，在施工清表后的地表层中出土，器型小，高仅3.3厘米，圆角方形，壁较薄，厚仅0.5-0.6厘米。残器两端各有一钻孔，是由内向外的单面钻。“由于磨损比较严重，已无法判断玉琮表面是否有线刻图案。无论从材质和造型看，都与良渚文化同类器非常相似，只是更像‘山寨版’而已。”

“广州出土的这件玉琮，从玉器形式上来说，应该不是从良渚‘原装进口’，但这件器物的源头，肯定是良渚文化。我们知道，通常来说，一件越复杂的器物，它的文化源头，反而会更显单一。”张强禄说。

“结合典型陶器的特征来说，良渚文化的余晖通过粤北石峡文化影响到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广州是证据确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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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长江下游对广东的影响，

或早至崧泽文化晚期？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突出载体，广东乃至广州出土的玉琮，表明了南越先民，尤其在高等级礼器方面，对良渚文化的高度认同。虽然，目前这些玉琮的来源和制作细节尚不明确，但能肯定的是，“良渚和广东两地人有交流，而且交流可能还不像人们原先设想的那么困难，也许在不到百年乃至五十年之内就已实现”，张强禄说。

“在高等级礼器方面，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而我们同时去看广州茶岭、甘草岭乃至粤北石峡文化出土的陶器，包括墓葬形制等，却和良渚文化有很大差别——这就是我们自己文化基因的显现。因地制宜，我们强调在意识形态上要跟高等级文化、中心地区文化趋同、统一，而具体到生活习俗，则各有地域特色。”

“现在保守认为，从石峡文化的兴起开始，也是最早具体到距今4800年左右，能够看到来自长江下游主要是良渚文化对广东的影响。尤其反映在玉器上。但不排除，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考古材料的进一步补充丰富，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对广东和珠三角的影响，或从良渚早期、甚至从崧泽文化晚期就已开始出现——这是我们要去探寻和研究的。”张强禄说。

声音

“一直以来，在广州史前和先秦考古学研究中，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有二，其一是，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作为‘重瓣花朵’式华夏文明圈的最南边，岭南是如何逐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统格局中的；其二则是，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岭南如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在今天，我们谈及‘良渚文化和岭南’，正是对第一个核心问题的探寻和解答”。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