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相比面对地震和海啸时的从容镇定，当得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可能出事的消息，东京方面显得慌乱无措。哪怕人类已经历过数次核泄漏事故，面对下一场危机时，我们也无法做得更好。 

地震发生时，64岁的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在国会议事堂参加一场参议院会议。当议事堂开始震动、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开始摇摆时，菅直人依然从容镇定。他看了一眼吊灯，将文件放到一旁，把眼镜装进上衣口袋，然后紧握座椅扶手，任凭身体在座椅上随着震动前后晃动，有些议员已经躲到了桌子下。助手和安保人员冲到菅直人身边来帮助他。最终，议长宣布休会，首相随后离开了议事堂。

对菅直人来说，此时休会也不全是坏事。地震发生时，参议院的审计委员会正在就他接受外国人的政治献金一事展开盘问。2009年9月，由菅直人任党首的日本民主党战胜了执掌日本政坛数十载的自民党，因此，菅直人的一举一动当时都被置于放大镜下。他回忆说：“我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他像是一个忘记做作业的小学生，但由于发生了某些紧急情况，学校突然放学了，他没有被老师叫去谈话。无论菅直人对会议突然中断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毫无疑问——他刚刚经历的这场地震规模极大，造成的危害也将非同小可。

菅直人和他的助手们直接从国会议事堂赶往危机控制中心，这个中心设在了首相官邸的地下室内。菅直人以实干家著称，做事雷厉风行，毫不拖延。他曾在东京工业大学主修专利法，其间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参加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抗议活动。当选国会议员后，他以猛烈批评对手而闻名，获得了“暴脾气”的绰号。2010年6月，也就是地震发生不到一年以前，他当选日本首相，也把他的暴脾气带到了首相办公室。

在首相官邸的危机控制中心，菅直人坐在椭圆形大会议桌的中央，各大臣和应急响应小组的成员围坐在四周。他们都带着手机，随时接收各自部门的最新进展。情况看起来不妙，不过这也不是日本近期第一次发生大地震或海啸。政府机构非常了解常规处理程序和后续处置方案，从灭火到处理倒塌房屋，封锁被水淹没的路段，再到照料流离失所、受伤的人们。“我们收到消息，在地震发生后，自动应急系统立即关停了福岛的反应堆，”菅直人回忆道，“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松了一口气。”

下午4点55分，菅直人穿着浅蓝色防灾服向媒体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了8.4级的大地震，本州岛的东北地区（福岛县也位于这里）受灾严重。他向受灾的民众表达了衷心慰问，并要求公众保持警惕和镇定，继续关注由电视和广播发布的报道——他已经成立了一个紧急灾害指挥中心，由他本人亲自指挥。讲话很简短，只有四段，但有一段专门讲到核电，内容令人宽心。“至于我们的核电设施，其中一部分已自动停止运行，”菅直人说道，“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有关放射性和其他物质影响周边地区的报告。”

那时，菅直人还未收到有关福岛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坏消息。不过，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不久，他就得知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紧急情况。在菅直人的新闻发布会开始前10分钟左右，东电就通知日本政府，操作员无法测量核电站1号和2号反应堆中的水位。一场核事故极有可能发生。下午3点42分，也就是海浪越过核电站防波堤并破坏备用电力供应的7分钟之后，东电高层宣布核电站进入一级核紧急状态。二级核紧急状态意味着全面紧急事故，只能由政府宣布。

菅直人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和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长寺坂信昭那里得知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状况。“应急柴油发电机无法启动，”菅直人在自己的一条笔记中写道，他很清楚这是何种险境，“核电站正在失控。”后来，他承认自己“极其震惊，脸都开始抽搐起来”。海江田请求首相宣布进入二级核紧急状态，但菅直人想知道更多信息。于是，他转而询问寺坂的意见，但一无所获。寺坂回忆说：“我只能告诉他，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菅直人问道：“你了解核技术吗？”寺坂表示自己不了解，还解释说他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之前所领导的是商业部门。菅直人总结道：“赶紧找精通核技术的人过来。”

晚上7点后，菅直人认为，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的情况已经糟糕到足以宣布发生全面紧急事故。他成立了由他指挥的核应急响应中心，并要求下属为这个新的日本“神经中枢”找一个合适的办公地点。由于对此次意外事件没有丝毫准备，工作人员只找到了一个位于一楼夹层的地下室。事实证明，这个房间虽然对核事故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避难所，但对于应急响应却不太适用，因为房间太小，只能容纳10人左右，而且只有两条电话线路。由于超出服务区范围，这里无法使用手机。房间内的电视机成了主要的信息来源，用以追踪这场迅速恶化的危机。直到第二天一早，他们才将核应急响应中心搬到位于首相官邸五层的菅直人办公室。但他们首先得熬过这一晚。

晚上7点45分，菅直人的二把手——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对媒体发表讲话。他试图安抚民众，并保证宣布发生紧急事故只是一项预防性措施。他说：“目前的形势不太可能造成危害。但这种小概率事件一旦发生，影响将极其严重，因此我们宣布进入核紧急状态，确保万无一失。”不过，福岛县政府的人不相信这番说法。晚上8点50分，他们自行采取预防措施——疏散反应堆周围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枝野认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下令疏散。晚上9点，他召集了众大臣和政府专家开会，讨论福岛第一核电站迅速恶化的态势。“首相已经宣布了进入核紧急状态，”枝野对与会人员说，“关于我们应如何安排当地居民疏散的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发表一下意见。”政府的指导方案建议疏散反应堆周围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由于涉及人数众多，暂时还无法确定事态的严重程度是否值得如此大费周章。经讨论，他们决定遵循国际原子能机构更宽松的方案，即将3—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区域划为“防范区”，疏散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

晚上9点23分，会议开始后不到半小时，福岛县政府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将疏散区的半径从2公里扩展到3公里，并规定半径10公里区域内的居民不要外出。大熊町约有1.2万名居民，双叶町约有7000名居民，这两个町距离核电站很近，是疏散命令针对的主要对象。鉴于两地的地理位置，当地的居民和建筑也遭受了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受灾程度不亚于核电站。惊恐万分的幸存者刚刚从灾难中缓过一口气，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躲避核辐射的危害。

当地广播反复播报，广播车也开上了街头，向居民发出有关最新紧急情况的警报。警察和消防员挨家挨户上门，叮嘱居民收拾行李、准备撤离——他们告诉居民核电站出了问题。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普里皮亚季不同，福岛县基本没有安排大巴疏散人员。大部分居民不得不沿着半毁的道路自行离开，而路上还挤满了对向行驶的车辆——应急车要往核电站去，灾民们则要逃离这里。他们不知道能去哪儿，只知道往远离发生事故的反应堆的西边走。很快，疏散中心人满为患。新来的人被拒之门外，只得再次踏上拥堵的道路，继续向西边走去。

晚9点左右，首相菅直人和他的助手终于迎来了一名“了解所有核技术问题”的顾问——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他来到了临时核应急响应中心所在的地下室，参加由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召开的会议。原子能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促进核能发展，并为各省各厅的涉核事务提供政策指导。

在促进核能发展方面，班目可谓最理想的委员长人选。他毕业于东京大学，获得了机械工程博士学位，曾在东京大学核工程系和核工程研究实验室任教并开展科研工作。他是反应堆安全方面的专家，也是核能的坚定支持者和最具权威的倡导者之一。2007年，他代表运营滨冈核电站的电力公司出席做证，驳斥了年轻学者石桥克彦发出的警告——石桥担忧一旦发生大地震，核电站可能会彻底断电。班目则说，若是按照这种猜测，“什么也别想造了”。

2010年，班目成为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长。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石桥所警告的那类事故——外部输电线路和应急发电机均无法供电，导致冷却剂丧失的事故。他试图保持乐观的心态。“现在的情况并不像辐射泄漏至外部大气那样严重。虽然供电存在问题，但核链式反应已经完全停止了，”他对政府官员说，“剩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冷却反应堆。”不过，问题是该怎么做。东电的代表武黑一郎此时也被叫到了首相官邸，班目问他：“让我想想，核电站地下室应该有两台应急柴油发电机，对吧？”武黑一郎答不出来，班目也无法与东电总部直接联系——他们都是通过房间外的一部电话传达信息的，班目要求的传真机要两天后才能装好。

班目发现核应急响应中心集结的团队连福岛核电站的蓝图都没有，不由得勃然大怒。“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有一份副本，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提供给首相团队，我们为什么得不到任何信息？”班目吼道，“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在搞什么？”急需的蓝图副本没拿到，而且因为没法使用手机，取得这份文件也并不容易。想要和核应急响应中心之外的任何人沟通，他就必须先离开房间。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隶属经济产业省，未能提供文件和信息说到底是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的失职。“没有手机，我们就完全孤立无援了，”海江田嚷道，“我们到底要如何收集信息？”

主持会议的内阁官房长官枝野问班目：“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会发生什么？”班目陈述了对所有略懂反应堆的人来说都显而易见的结果：“如果我们仍旧无法向反应堆注入冷却水，燃料棒就会暴露，对反应堆堆芯造成损害。”围着桌子坐成一圈的专家们一致认为，现在的第一要务是重新连通输电线，让水泵恢复运行。没有电，反应堆就无法获得冷却水，而要完成这项任务看起来并不容易。枝野继续提问：“如果我们无法释放热量，该怎么办？”“那我们就必须给反应堆容器排气。”班目回答。东电的代表武黑一郎也同意这个看法。给反应堆排气意味着辐射将泄漏到空气中，因此班目和武黑表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采取这一措施。现在，他们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让水泵尽快运转起来。

枝野在地下室集思广益寻找解决方法，实际上却切断了他与外界的有效联系；另一边，首相菅直人正在五楼的办公室里打电话，努力将电和水送往受灾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应核电站站长吉田的要求，东电调配了其他核电站的发电车赶往福岛第一核电站。但道路已被地震和海啸损毁大半，发电车遭遇交通堵塞，不得不绕路行进。

菅直人急切地想要亲自参与。他问经济产业省官员：“发电车的尺寸是多少？重量呢？能用直升机运送吗？”东电调配的发电车有20辆，但由于道路拥堵，菅直人决定尝试用直升机运送发电车，并向防卫省寻求帮助。他问防卫省的代表：“能做到吗？”对方回应：“做不到，首相。太重了。”的确，每台发电车重达8吨。

不过，菅直人没有放弃，他打电话给位于东京市区以西30公里的横田空军基地，向驻日美军寻求帮助，但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否定的。与此同时，首相的助手也在打电话，安排警力护送因交通阻塞而无法行驶的发电车。晚11点左右，终于有一辆东电派出的发电车抵达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接着，又有三辆日本自卫队派出的发电车抵达。在发电车抵达之际，站长吉田却又受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击。

在发电车的帮助下，操作员测得了反应堆钢制安全壳内部的压力读数，吉田刚刚感受到的一点宽慰立刻消失无踪。他惊惧地看到压力读数已经超过了安全壳设计的最大限度。晚上7点左右，由于没有供水，反应堆内部的燃料包壳已经开始熔化，加大了安全壳内的压力。必须赶在安全壳爆炸之前把压力释放出去。因此，需要尽快给反应堆排气。

吉田命令员工们做好准备。“虽然有可能遭受核辐射，但我想拜托你们去现场手动操作。”他这样对操作员们说。不过，排气的决定权并不在吉田手中。3月12日，危机发生的第二天，凌晨0点30分左右，他通知东电总部需要给反应堆排气。东电批准了，但公司高层也想得到政府的同意。于是，排气的请示被送到了位于首相官邸的核应急响应中心。

凌晨1点，在首相官邸地下室的夹层房间内，菅直人召开了核应急小组会议。应急小组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如果反应堆内部的温度继续升高，10小时后将导致反应堆堆芯熔毁。现在的情况极其严峻。”班目建议给反应堆排气，他在会议上说：“为了确保反应堆安全壳不受损害，有必要采取措施释放内部压力。”据他们当时的估计，1号反应堆内的水位仍比燃料棒高出一米，这表明排气不会释放出太多反应堆内部的放射性物质。然而后来证明，他们的估计是错误的。官员们没有扩大疏散区，就决定执行给反应堆排气的操作。

反应堆排气的时间定在了凌晨3点，留出了做好必要准备的时间。凌晨3点后不久，经济产业省和东电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在首相办公室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排气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一名东电的代表对一众记者说，“在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已经开始排气了。”他们都担心落得掩盖真相的罪名，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哪怕要在凌晨召开新闻发布会。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政府和东电还是说早了，反应堆排气还没有开始，这惹怒了首相官邸地下室中的政府官员。

凌晨5点左右，菅直人再次离开了五楼办公室，前往夹层中的核应急响应中心。内阁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对推迟排气工作十分不满，他对菅直人说：“首相先生，反应堆排气尚未开始。”早些时候，班目和其他专家向福山解释了推迟排气的原因——由于断电，反应堆内部的蒸汽无法自动释放，而由于1号反应堆附近的辐射水平不断上升，手动排气对工作人员来说太过危险。“如果我们一直无法给反应堆排气，会发生什么？”菅直人问班目，“爆炸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班目的回答让人颇为揪心：“不是没有可能。”首相意识到当下的情况比几小时前更糟糕。凌晨5点44分，在首相的指令下，疏散区的半径从3公里扩大到了10公里。

（本段摘自第六章《核子海啸：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