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阳江市某小学，事件至今未解决

11岁的阿乐是阳江市海陵岛经济开发试验区海陵中心小学学生，此前在体育课堂上被老师关某打了一巴掌，回家后左耳就听不到声音了。经过医院的检查和治疗，阿乐如今只能戴着助听器回校上课，这个巴掌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事情发生后，阿乐的家长和涉事老师多次沟通，相关部门也相继介入，但此事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因此引发的教育惩戒尺度与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仍被大众热议着。

事情回顾

孩子回家后情绪低落 家长多方打听了解真相

据阿乐的家长回忆，9月6日下午放学后孩子的情绪低落，整个人都不对劲，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敢说。在多方打听下，孩子的奶奶终于从同学们口中得知，阿乐在上体育课时被体育老师打了。

“那天因太阳晒，阿乐用手做成一个圈看太阳。体育老师关某看到后，便警告全班同学要遵守课堂规矩。但是阿乐此时并不知道关某是在警告他，所以并没有把手放下，老师当场就对阿乐打了一个耳光。”阿乐的家长说。

事发当晚，家长立即通过班级微信群询问此事，并要求班主任让关某打电话和他们沟通，关某也承认动手打了孩子。

家长观察发现，孩子左边脸部肿大、左耳耳鸣并疼痛，不适症状久久没有缓解。两天后，家长带阿乐到阳江市人民医院进行检查，结果诊断为左耳损伤，左感音神经性听觉丧失，医生当即建议住院治疗。

住院5天后，阿乐左耳听力仍然没有好转，医生建议到广州的大医院进一步治疗。9月14日，关某与阿乐一家一同来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经过详细检查，医生建议阿乐先佩戴助听器。不过，助听器的费用昂贵，每五年需要更换一次，且每年都要检查两次。因为这笔费用昂贵，双方就助听器费用的承担问题没能谈拢。

调查经过

双方就赔偿金额无法谈拢 警方因技术原因终止调查

事后，阿乐的家长向辖区派出所报案。针对阿乐的情况，家长一直要求警方做伤情鉴定，对方表示因限于技术能力，无法判断孩子听力下降与本次外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调查也就终止了。对此，阿乐的家人并不认同。

在警方调查阶段，阿乐的家长听到有人造谣孩子是先天失聪，这令他们非常气愤。“孩子一出生，医院都会检查听力。11年来，阿乐双耳听力都是正常的。”阿乐的家长说。

为了破除谣言，阿乐的家长在10月初带孩子来到广州市荔湾中心医院做遗传性耳聋基因突变检查，检查结果证明孩子不是先天性耳聋。

11月2日，辖区派出所出面组织双方协商，但这一次协商以失败告终。一周后，区教育局组织再次协商。“当时关某说赔15万元，让我们不要再追究。但一个健康的孩子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我们认为关某提出的赔偿非常不合理。”阿乐的家长说。

两次协商未果，阿乐一家还曾去阳江市政府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带他们去了市信访局，最终不了了之。

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学习，阿乐的家长自费给孩子配了助听器，现在孩子也已回校上课。“孩子左耳重度耳聋，在校害怕老师，很害怕再当着全班人的面，被老师大力扇耳光，每夜都惊醒多次。”孩子的状态让家长十分痛心。

对此，新快报记者曾致电学校所在的区教育局询问此事，对方表示已按照程序进行处理，具体不愿意多谈。而当记者联系海陵中心小学教务处时，对方则以对此事不了解为由，挂断了电话。

涉事老师

承认错误也不会逃避责任 希望走法律程序解决事件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致电关某本人。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晚，关某就向阿乐家长承认了错误。“我承认上课时对学生做了不规范的动作，我不会逃避这个责任。”关某说。

随后，关某还与阿乐一家共同前往广州的医院。关某支付了来广州的交通、医疗等费用，合计9000元左右。

当时，医院检查的结果是孩子的感应神经性损伤。关某向医生询问，孩子的感应神经性耳聋是怎么造成的？医生表示这不是他们能够溯源的。

对于孩子佩戴助听器的问题，关某表示自己可以一次性支付费用，但在听说助听器需要更换的时候，关某犹豫了。

“究竟是不是我导致的损伤？我非常怀疑。如果是一次性的支付，我是可以出的。如果说5年一换，我无法承受。”关某说。

据关某透露，在派出所介入后，先后给孩子做了两次司法鉴定，力图确定孩子耳聋究竟是否因他打了一巴掌：第一次委托广州的医院进行鉴定，医院方表示没有技术支持无法溯源；第二次，派出所委托了阳江市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结果也是无法溯源。

经过多次沟通，双方就赔偿的数额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阿乐的家长希望派出所对关某进行行政拘留。

“我配合派出所做了拘留前的身体检查，也做好了被拘留的准备。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最终并没有拘留我。”关某表示。

目前，区教育局已经暂停了关某的领导职务和教学活动。“学校、教育局、派出所该做的都做了，我现在也不接受和家长的私下调解，就走法律程序吧，法院判我赔多少，我就赔多少。”关某说。

律师说法

被害人可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立案监督

“从目前接触到家属提供的材料看，由于关某的行为，在中间没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直接导致阿乐左耳神经受损，两者之间显然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目前孩子需要助听器维持听力，而且家长针对进行了相应筛查，排除了孩子因基因缺陷导致先天性失聪的情况，但侦查机关一直不对听力下降的伤情按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进行伤情鉴定，值得商榷。”代理律师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石伟民表示。

长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广州市政协委员郑子殷表示，关某的行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为了维护当事人权益，被害人可以申请检察机关对本案进行立案监督，并请求妇联等单位予以关注。

郑子殷还提出，追究老师个人的刑事责任，不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也不免除学校未尽教育、管理职责所应承担的相关责任。

郑子殷说：“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打人的体育老师和学校应当共同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赔偿医药费、伤残赔偿金等。同时，根据新修订的未保法、一部《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作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教职员工一旦实施了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学生的违法行为，将面临解聘；一旦实施了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学生犯罪，将面临终身禁业，即不得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在郑子殷看来，教育惩戒是必不可少的教育行为，但必须正确理解边界。教育惩戒是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但一定不能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教育惩戒权回归校园，老师和学校既不能滥用而导致惩戒过度，也不能因噎废食，望而却步。家长、老师和学校之间，要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互相配合互相协同，从而建立正确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

（注：为保护当事人，本文除律师之外，其余人物均使用化名。）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杨喜茵 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