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所著的《翦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主要讲述了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其研究和行文的内容时间，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其中，他特别提到，青铜催生了文明，二里头是用“青铜铸造王权”。他说，二里头人掌握的青铜技术是一个里程碑：添加了锡和铅的青铜，熔点更低，熔液流动性更好，更容易冶铸，而且硬度也更高。

书中有一附录，名为《青铜秘史》，里面这样描写了青铜“诞生”的不易，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有很高的门槛：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很多遗址都发现过零星、小件的铜器，如铜片、小铜刀和铜锥等。这应该是古人在偶然状态下的收获，比如把含铜的矿石放到陶窑中烧，然后发现了小块的铜，并进行初步加工，但离实用的青铜还有很远的距离。

单纯的铜是红铜，熔点较高，熔化后流动性很差，难以铸造成大件或精细的物品。而且，纯铜质地较软，用途有限。要降低熔点、提高铜熔液的流动性，需要加入锡或铅；要提高铜的硬度，则需要加铅。

不同用途的铜器，锡和铅的比例也不一样。铜礼器需要有精致的造型和繁复的花纹，锡的比例要稍高；铜兵器要有较高的硬度，需要提高铅的比例，但铅过多又会造成青铜器变脆，容易碎裂。这些比例关系需要技术人员在反复试错中摸索。

从矿石中炼出单纯的某种金属并非易事，不过有些矿石是多种金属共生，幸运的话能遇到铜锡共生或者铜铅共生且比例碰巧合适的矿石，烧炼这种共生矿石，则有可能得到较硬、较细腻的铜合金。但这种偶然的成功难以复制，当矿石中的元素比例改变，炼出的铜就不符合需要了。所以，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有很高的门槛。二里头铸造区发现过一小块锡片，这说明他们已经能单独提炼锡来与青铜配比。殷墟还发现过超过一吨的铅锭窖藏，这也是为冶炼青铜准备的原料。

石器时代通往青铜时代的大门看似很宽，实则很窄。这些困难和偶然性，又催生了关于金属冶炼的神秘玄学观念，认为某些神灵会影响冶炼的成效，所以人们会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祈福，请神赐予高质量的产品——从夏到商，冶铜区的人祭遗存都比较密集，直到钢铁时代，冶炼仍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神秘色彩的活动，甚至有工匠舍身投入炼炉、获得高质量金属的传说。”

商代青铜器以酒器门类最丰富

西周则着重于发展饪食器

商、周时代青铜器造型具有独特的风格。在马承源所著的《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介绍到：“就器类来说，无论是食器的鼎、鬲、甗、簋、簠、盨，酒器的爵、觚、斝、尊、壶、卣、罍，水器的盆、匜、鉴以及乐器的钟、铙、钲等等，都是中国青铜器所特具的形式，充分体现了民族风格。这些器形与古代世界其他民族的青铜器，能够非常清晰地区别开来。……”

“在青铜器的器类方面，西周和商是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的，但两者又各有其自己的特点。比较大的特点是，商代青铜器中以酒器的门类最为丰富，西周时代则着重于发展饪食器。”

“古代奴隶主贵族很早就嗜好饮酒，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过许多陶酒器。与此同时，青铜酒器也开始出现了。公元前 14 世纪以前，已形成了完整的青铜酒器系统。这是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商代晚期，青铜酒器的品种和数量之多，在古代世界中是没有先例的。”

“周人的习惯与殷人不同，周初的酒器大为减少。在取得政权以前，周人也没有大量饮酒的风俗。武王伐商，历数殷纣王的罪状，酗酒便是其中之一。以此作为鉴戒，严禁周人酗酒。所以武王取得胜利以后，他把酗酒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我们在《尚书·酒诰》中可以看到他派卫康叔去监视殷民之前发布的命令，规定周人如有群饮酗酒的，要处以死刑。这就是周初青铜酒器大为减少乃至到最后许多酒器完全绝迹的政治背景。”

“青铜酒器的比例大为减少，食器的数量就相应增加。”

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物

的不同研究角度

那我们研究和欣赏的角度，可以从哪几方面进入呢？在张光直先生所著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一书中，则提到了几个面向。

他说：“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器物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它们可以，也应该，从它们固有的品质上当作技术和美术来看和加以欣赏。它们的特别用途可以在它们所参与的各种活动（如餐食、仪式和战斗）的背景上加以理解。青铜器也可以在它们将它们所在的社会加以维持上面所扮演的角色上加以考察。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青铜器的关键是三代的权力机构。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要依靠当时物质财富的分配方式，而权力是用来保障财富之如此分配。中国青铜器便是那政治权力的一部分。”

采写：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