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4日，记者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耕耘”近十年的《广州增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日前已正式出版，广州先秦文明探源再添丰硕成果。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合作，对增城地区进行区域性考古调查，以地下遗存为主要对象，时代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本报告即为考古调查成果的集中体现。本次复查和新发现各时期遗址555个，从调查成果来看，增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不仅分布密集，而且其年代序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期绵延不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先生为该书作序。

增江为珠江水系东江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韶关市新丰县七星岭，流经广州市从化区、惠州市龙门县后于增城区正果镇东北部进入增城，增城区域内称“增江”。它自北向南纵穿增城区，在石滩镇孙家埔注入东江，总流域面积3160平方公里。增城区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东北角，东邻惠州市博罗县，北接龙门县，西连广州市从化、黄埔两区，南隔东江与东莞市相望。区域内地势北高南低，北部群山起伏，中部丘陵广布，有宽广的河谷平原，南部为冲积平原，河流众多。

增江流域是珠江三角洲东部早期考古遗存分布较密集的区域。以金兰寺遗址、墨依山遗址、围岭遗址、浮扶岭遗址、西瓜岭窑址、老虎岭汉墓等为代表的重要发现初步构建起增城地区早期考古学文化编年。但是，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缺乏考古学规划，以遗址点为基础构建的编年序列尚不完善，不足以反映整个增江流域考古学文化面貌及其演变，区域内遗址空间分布的聚落考古研究亦开展较少。

2016年3月至2017年5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合作，依托“考古通”软件，对增城地区进行区域性考古调查，以期通过大范围的区域调查，在遗存发现、田野调查方法、聚落考古、考古GIS空间分析等方面有所创新。调查以地下遗存为主要对象，时代涵盖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实际调查过程中以先秦两汉时期遗存为主。本报告即为本次考古调查成果的集中体现。

报告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报告正文部分，分为十三章，第一章为概述，介绍调查区域概况、本次调查情况、调查方法等；第二至第十二章，以镇街为单位介绍本次调查成果；第十三章为结语部分，根据调查成果对增城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遗存空间分布规律及GIS运用方面的创新等进行小结。下册为附表和图版等。附表对555个遗址及9470个遗物信息进行列表介绍，方便读者阅读和开展相关研究。图版则包括区域环境、工作照、遗迹遗物现场照片、文物标本特写、遗址分布图、遗物分布图等。

本次考古调查共计调查网格1156个，复查和新发现各时期遗址555个，其中先秦两汉时期遗址计519个。经最终整理，有效采集遗物信息9470个，其中先秦两汉时期遗物信息9211个。

从调查成果来看，增江流域的古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不仅分布密集，而且其年代序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时期绵延不绝。从采集遗物来看，相当一部分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年代跨度较大。通过与周邻地区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对比，增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可依遗物形制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西周至春秋、战国至南越国、汉代（南越国后）、晋南朝、唐宋、明清等前后连续的七期。

增江流域区域性考古调查是广州地区继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后开展的又一项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在“考古通”、GIS等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支持下，本次考古调查在考古数据收集、管理、分析和展示等方面均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探索适合岭南珠三角地区的田野调查和聚落考古分析方法，构建起岭南珠三角地区遗址分布预测模型，并为研究先秦时期增江流域的人地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赵辉为新书作序解读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先生，被邀为《广州增江流域考古调查报告》一书作序。

他在序言中认为，“开展增江流域考古调查有两个学术原因”。

首先，增江“和流溪河一样”，流动着南北方的文化，过渡地带的环境也许还造就了古代文化的某些区域特征。

他写道：“和流溪河一样，增江也是发源于北面的南岭，前者在西，后者在东，皆南向注入珠江，即两条流域都自北而南连通着南岭山地和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可以想见这两条江也流动着南北方的文化。同时，这里的过渡地带的环境，也许还造就了处在其中的古代文化的某些区域特征。看得出来，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些问题，正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山大学自流溪河流域调查之后，紧接着又合作开展增江流域考古调查的最主要的学术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对“这个地区的宏观聚落结构以及它在长时段中的变化等方面的情况”的迫切需求。

他表示：“增江流域考古工作开展较早，工作基础亦较好。其中金兰寺遗址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战国时期的文化层为广东史前先秦考古的编年序列提供了重要的地层证据，被誉为广东的‘三叠层’。墨依山商时期墓葬出土了玉牙璋和‘T’形环，对研究中原夏商礼玉文化向岭南地区传播扩散具有重要意义。浮扶岭墓地清理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墓葬近500座，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的先秦墓地。这些发现已经成为学术界理解岭南地区史前文化进程的关键资料。但仅靠几个遗址点的发现不足以支撑我们对这个地区古代社会历史的全面了解，我们还希望知道这个地区的宏观聚落结构以及它在长时段中的变化等方面的情况。掌握这些情况，也能为日后在当地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和研究提供线索。这是开展增江流域考古调查的第二个学术原因。此外，通过调查，建立文化遗产的台账，为以后的遗产保护提供依据，也具有十分现实和紧迫的意义。”

“出于以上考虑，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联合制订了增江流域考古调查计划。调查范围设定在增城区境内。增城北部，增江在山间夹缝中蜿蜒而行；增城中南部，低山余脉之间地势渐趋开阔，形成山间盆地；再以南，随着增江注入东江，便是广阔的三角洲平原。这样划定出的调查区完整覆盖了过渡地带的三种地貌。”

“调查之前，已知当地古代遗址123个，调查之后，所知遗址总量暴涨到555个。”赵辉接下来在序言中对调查呈现的重要信息进行了扼要介绍，他写道：

“在开展工作之前，调查队在汲取此前流溪河流域等调查工作经验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力求适合岭南地区草茂林密的地表特点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从2017年起，各个调查小组几乎不间断地工作了14个月，走遍增城11个乡镇辖区。辛苦付出换来满满收获。调查之前，已知当地古代遗址123个，调查之后，所知遗址总量暴涨到555个。从采集遗物分析，这些遗址绝大多数是数个历史时段的人们反复居住过的。按时段划分，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遗址270个，西周春秋遗址239个，战国至南越国遗址246个，南越国之后的汉代遗址38个，晋至南朝遗址16个，唐宋遗址109个，明清遗址68个。此外，在金兰寺遗址，以前即发现有距今约6000年的属咸头岭文化的彩陶遗存，只是这个时段的遗址目前仍仅发现这一处。增江流域各个时段遗址的数量变化和流溪河基本一致，直观反映了生活在南岭至三角洲过渡地带里的人们活动强度的变化。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的时间跨度很长，不能和以后各自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诸段落等量齐观。明清时期的聚落面积通常较大，也不能仅凭遗址数量断言其繁荣程度不如前段。但十分明显的是，南越国之后，这个地区突然陷入长达700年的萧条，直到隋唐时代才又焕发勃然生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流溪河流域，因此这很可能是整个岭南地区的全局性变故。”

“调查采集得来的陶片等零星遗物虽然可供断代，却很难完整反映出文化的整体面貌。所幸的是，当地除了增城金兰寺遗址经发掘外，还有新石器时代晚期横岭、茶岭-甘草岭、陂头岭的发掘，商时期则有墨依山、老虎岭、围岭、隔田山等发掘，西周至春秋时期‘夔纹陶’遗存的发掘有浮扶岭、大岭顶-担水坳、来峰岗、沙岭、榄园岭，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则有银岗、西瓜岭窑址的发掘。通过这些考古资料我们发现，如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一样，当地的文化也始终处在北方文化和南部土著文化碰撞、融合的旋涡之中。例如我们可以在横岭、茶岭和甘草岭遗址看到，南下的石峡文化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根基的虎头埔文化共存于此。因此，这个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双重过渡地带势将成为深度解读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的关键。”

他尤其提到，从遗址分布可发现“一个延续超长的稳定结构”：

“仔细比较调查报告各历史时段的遗址分布之后，还有一个发现，即在大部分时代里，遗址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部山区和三角洲冲积平原之间的丘陵间盆地内，在经历了汉晋南朝的大萧条之后，遗址的分布依然回归到原来的态势。这是一个延续超长的稳定结构。这个超稳定结构的形成，我推测是小型盆地里的宜居环境和人们采取农业生计方式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如果再仔细一点观察的话，还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和商代，北部山地是有少数遗址的。我们知道，岭南的农业是由石峡文化携带而来并向南传播扩散开的。但在农业发展的初期，仍然有群体保留了较高程度的采集经济生活方式，从而选择在山区居住。但随着农业进步和生活依赖农业日深，人们也越来越趋于定居在有利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增江中游盆地，于是我们看到，西周以来，人们渐渐地不再眷恋山地了。”

采写：新快报记者 潘玮倩 通讯员 穗文考

供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