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小故事”“许多巧合，走着走着，就变成自己的故事”。9月27日，华人女作家元山里子带着她最新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人间幸不幸》，在广州方所的新书分享活动中，谈及她创作此书的初衷。

在分享会上元山里子介绍，她的中文“物语”系列的第一本《三代东瀛物语》是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让文学从记忆中走出，然后再回归记忆；第二本《他和我的东瀛物语》则定位为“我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而最新的第三本《人间幸不幸》，元山里子表示“不是我选择素材，是素材选择了我”，她进一步解释说，这是一部因为“被身边真善美的人和事所感染，而不得不把它们写下来的作品”。

元山里子的经历跌宕起伏，有着多重身份。她是一名中日混血儿，父亲是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李文清先生（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恩师），母亲是一位日本女性；她是日本反战社会活动家元山俊美的遗孀，而元山俊美又有着从侵华日兵到反战人士转变的人生故事；她还是一名服装设计师，也是一名企业主；她年过半百开始走上作家道路，并迅速成为近年华文文学界的“新星”。

幸不幸福是一个既世俗又哲学的问题，追寻幸福是人性的本能，但人生道路上难免有逆境、有低谷。拥有七十年跌宕起伏人生经历的元山里子，在《人间幸不幸》里，以如沐春风的文笔，勇敢自剖心迹，细腻地书写了那些有缘在人世间相遇的人以及在异国他乡的独特经历、人情冷暖、唏嘘往事。她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感悟，以富有同理心的胸怀，体悟这些有缘人的生存境遇，温柔撷取人生中的喜与悲、爱与哀，抚平生命中的那些皱褶，化解为人生收获的瑰宝。中日混血的身份以及跨国生活经历，令她的文章拥有跨文化视野，亦打上中日文化混融的印记，是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入微体现。

同为华人女作家的嘉宾陈瑞琳认为，《人间幸不幸》里展现出女性的视角，在宏大历史背景下实际上仍然是在书写个人，也就是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女性作家通过“情”来表达对这个时代的理解。陈瑞琳还认为，日本的华人作家跟欧洲、美洲的华人作家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华人作家内心更痛苦，挣扎得更强烈。元山里子的混血身份和文本更强烈地体现出中日之间的文化冲突，要比欧洲和美洲的华人作家来得更深刻，更震撼人心。

说到《人间幸不幸》写日常小故事的特点，陈瑞琳阐释元山里子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敢于自剖心迹，挖掘人性。人性要的是深度，不是广度，作家要探索人性，就要像手术刀一样切一个小口把它扎进去，要看你扎得深不深。人性从哪里来？就是从身边那些属于我们个人私生活的小故事里来。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主编李良表示，阅读别人其实也是阅读自己，因为别人就是一个镜像。阅读《人间幸不幸》，读者可以从中得到镜像的体验，仿佛照镜子般照到自己，看到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寻找不同的人生，从他人的幸与不幸中获得一种情感经验，或者说是一种情感的借鉴。一个伟大的作家面对世界的时候，面对自己内部世界的时候，面对视野中的读者的时候，如果没有强健的人格魅力，是不敢下笔写自己人生中那种黑色的东西的，他如果害怕，文笔上就没有力量，就撑不起来一个伟大的人格和人格背后丰满的形象。因此他佩服元山里子在作品中敢于把自己的一些私生活和情感经验展现出来。

陈瑞琳、李良还分享了《人间幸不幸》中自己印象深刻的故事。陈瑞琳提到《什么是孩子的幸福》，文中不同家庭对孩子不同的培养方式，让她颇有感触。李良从《幸子太太的战争十字架》一文中看到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但在这个残酷的故事中，元山里子仍然赋予了故事一抹温暖的亮色。

在分享会现场，记者也感受到元山里子本人和她的文字之间的某种关联：当看到嘉宾陈瑞琳的名牌被挡住时，她轻轻地伸手过去，把陈瑞琳的名牌调整到前面；在讲座中她也一直在示意提醒身边的嘉宾喝水。这不起眼又自然的举动，就像她的文字一样，敏感细腻，不经意间让人感觉温暖又舒服。

●试读章节

通往横滨的路上

很多读者看了我的《三代东瀛物语》第五章第二节《在日本的第一夜，花尽我全部的财产》后，问我：后来你表哥怎么样了？

那说的是1983年3月16日，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只身出门。

可是到飞机场来接我的日本表哥（我母亲姐姐的孩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你还是赶快回中国去比较好。”

这句话使我非常惊惶失措。因为我已经把国内人人羡慕的好工作辞掉了，带着我一个月的工资60元人民币（当时中国规定只能带6000日元出境），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的表哥不仅口头这么说，实际上，他把我带到一家东京市中心的旅馆，然后就回去了。我身上只有6000日元，只够一个晚上的住宿费，不含早餐和晚餐。

对我来说，不吃饭一两天应该挺得住，可是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明天会遇到什么事，从而引起了我焦虑地对自我身份的想象，并且担忧起明天开始如何在这个国度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

我踏入日本以前，我们与在日本的姨妈，除“文革”时期以外，一直都有联系，所以表哥的形象经常通过信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我姨妈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不间断地给我们寄来牛油、面粉、白糖，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我们也经常寄东西给姨妈一家，当然不是吃的，而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手工艺品，比如我哥哥的剪纸图、姐姐的钩针桌布、我的蜡笔明信片画、妹妹的绣花作品，等等。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表哥和我们是一家人。我与表哥的“身份认同”，就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所以至少在下飞机以前，我很有自信，因为我在日本有一个血脉相连的亲戚。

当然，我也没有长期住在姨妈家里的打算，只是我多么希望他说第一天可以借宿他家，把我带到横滨啊。万万没有想到表哥给我的第一个“见面礼”竟是叫我回去，这使我内心几乎崩溃。

当然退一步想，我的表哥也算对我很好了，他还在百忙中到机场接我。可是即使这样想，我还是非常遗憾，在日本的第一天，让我知道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日本的亲戚不认同我，甚至不欢迎我。那么那些跟我无亲无故的日本人就更不用说了吧。

在日本的第一个晚上，已经不是后悔的问题，而是害怕的问题了。“身份焦虑” 和“身份认同” 问题，可以说从我踏入日本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两面性，在不好的一面出现时，就会伴随着好的另一面出现。正因为表哥不认同我，所以我立志要做一个被表哥认同的人。终于，我也迎来那一天，虽然姗姗来迟，但还是令人难以忘怀。

我和表哥一别就是25年。岛国人忙，变成岛国人的我也忙，近在咫尺，远在天边。

1996年我创业时，曾经想请表哥相聚，一忙就错过了。2008年80岁高龄的姨妈参加在新宿举行的同窗会，她坐着轮椅，由姨父推着出席；因姨妈以前就读的女子学校的同学大都认识我妈妈，所以我就充当母亲的代表也列席了同窗会；在晚上的第二轮聚会上，表哥一家也出席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表哥的夫人及他们的孩子。谈笑间惊悉，表哥这几年往返香港、上海做商务，偶尔才回日本。真是不可思议，我在日本工作，他倒是在中国工作了。

时隔三个月，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声音打来的电话，是表哥。他从香港回东京出差，我们先在我公司见面，随后去用晚餐。因为表哥现在长驻香港、上海，我就是东道主了。我建议说：“香港、上海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就是寿司不地道，还是去寿司吧台吧。”表哥当下欣然同意。

表哥对着久违的日本酒、东京新宿名店的独特氛围，连声说令人怀念。

席上我发现，虽然我们25年没见面，但他对我的所有好事都了如指掌，对我的不幸都佯装不知，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对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性格也都能一个一个说出大概。这就是血脉相通，不必天天问候，不必年年拜年，却有一根无形的线连在一起。

表哥对我说：“没想到当年的你，现在请我在东京寿司吧台享受日本料理的美味。今天的日本酒特别香醇，与陪客人喝酒时不一样。轻松愉快，想什么就说什么，真的是一种天伦之乐。”

表哥高兴至极，居然醉了。我让店主叫了一台车，我送他回横滨的家。在通往横滨的路上，我感慨万千。进入表哥家小区前，表哥突然酒醒了，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对我说：“那时候，两个孩子刚出生，没能照顾你，真是对不起。”宛如今天喝酒，就为了说这句话，显得那么深沉、那么真挚。

那时候，虽然表哥请我去他家小坐，可是夜已深了，我怕麻烦他们，我就没有进去，重新返回车里。

在回新宿的车上，不知道为什么，竟从横滨一路哭到东京的家。自己也说不明白，既像要填上25年的空白，又像要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委屈骤然倾诉一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是那种凄切的眼泪，也不是那种感伤的眼泪，而是一种安笃的感觉，同时还含有一份感动，以及对生活的认知，甚至是一种被认同的喜悦的眼泪。仿若一缕温暖，了却了25年的心事。

我知道即使作为表哥，他也没有任何义务要照顾我。况且他也没有请我来日本，是我自己要来的。即使这样，他在酣醉之下还能发自肺腑地说声对不起，这其实是很难得的，是悠悠血脉之情的自然流露，是人间亲情挥之不去的缘分。

我和表哥约好，他回日本时再一起喝酒，这将成为我东瀛生活中的又一段美好时光。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 通讯员 揭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