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大，山高水长。2024年11月12日，中山大学迎来建校100周年。南方日报出版社也应时推出《中大往事》（百年校庆典藏版），作者黄天骥以散文笔法，生动记述了他所亲历的大学往事和名师风采，既是珍贵的个人记忆，也是了解这所百年名校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读本，具有一定历史价值。 

怀士堂前的毕业照，恩师学长的教诲声，孙中山先生“立志要做大事”的思想回响……随着建校百年纪念日的到来，在中大学子心中，点点滴滴的旧日时光，如青藤攀上康乐园的栋栋红楼，勾起百年的深长情思。

这百年一遇的庆典，对于九旬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而言，更是意义非凡。黄天骥自1952年起进入中大中文系念书，毕业后留校教书育人，与中大结缘逾七十载，出版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及《唐诗三百年》等著作。他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等称号。

2004年，《中大往事》作为黄天骥的回忆性随笔结集首度问世，以“一位学人半个世纪的随忆”的角度，细数作者与中大的前尘过往。2014年，《中大往事》“增订本”出版，增补了黄天骥撰写的与中大相关的碑记。在中大迎来百年校庆之际，作者对全书文字作了细致的修订，并精心撰写了部分新篇章，配上珍贵的历史图片，使本书成为献给母校的一份特别礼物。

书中收录了作者多篇散文作品，纪事、怀人、写景，文笔充盈，清新雅致，不失灵动性情，将百年中大往事娓娓道来。《中大往事》，不仅是黄天骥一个人的中大记忆，也是一座校园的今昔，更是一众学人的心史。黄天骥说，如果年轻人想知道中大人是如何走过来的，或者想知道我国高等院校发展的轮廓，从这本小书，或许可以得到点滴的了解。

书摘

春风·秋雨·芳草：康乐园纪事

有一次，一位香港学界的朋友问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情景吗？”这一问，把我的记忆牵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老实说，往事如烟。唯独中山大学老校长许崇清在开学典礼上，对着我们叫了一声：“大学生们！” 这一句带着桂林官话腔的普通话，使我顿时醒悟自己已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至今，它仍在我的耳畔回响。

我记得，许校长是在康乐园的怀士堂给我们训话的。

怀士堂立于康乐园的中轴线上，坐南朝北，在造型上比其他红楼更添几分庄重与华丽。此堂为纪念捐赠者，命名为“怀士堂”， 一九一七年落成。一九九六年，岭南基金会资助重修此堂。

红灰色的墙、翠蓝色的瓦，两侧高耸的塔楼，在绿树环抱中显得挺拔典雅。这一幢融合了中西风格的建筑，是原岭南大学的小礼堂。门口嵌刻着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走上台阶，它映入眼帘，使人心神一振。 它也成为中山大学师生的座右铭。

从怀士堂北望，珠江河畔，有宽阔的广场，中央矗立一座雄伟沉稳的花岗石牌坊，上刻“国立中山大学”六个大字，整体按八十年前原中大校 门仿制。校墙上又镌刻中山先生手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字体遒劲浑厚，恰切地体现出他博大的胸襟。

我考进中山大学的那一年，是一九五二年，恰逢内地高等院校调整， 原广州岭南大学和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了新的学府。于是康乐园中，人才荟萃，更成为南天巨柱。五十年来，两校师友，曾共舞于朝阳，亦相扶于风雨。两校的优良学风，也水乳交融，汇成一体。庄重秀丽的怀士堂和雄浑质朴的石牌坊，聚于一园，相互辉映，成了历史名校校风厚重包容的印证。

怀士堂东侧，有一幢精巧的小楼，那是世界级学术大师陈寅恪教授的故居。

陈教授住在小楼上层，晚年的他，近于失明，学校特意在陈府后门，建造一条白色小路，使陈教授能够依稀辨认，便于散步休憩。现在，小路虽已长满苍苔，人们到这里参观缅怀，依然可以想象到他卓尔不群的身影。

我在求学时，就知道校园里住着这一位“国宝”。传说当年中苏交恶， 有关部门为了证实珍宝岛是我国领土，而史书上有关记载，却遍寻未获， 便派人向陈教授请教。他当即凭着超卓的记忆，向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佐证。可惜，这位具有独立人格而又学富五车的权威，“文革”期间也饱受摧残，还不慎摔断腿骨，郁郁而终。据老校工们说，陈教授去世的那天， 校园里一棵大树，无缘无故地倒了。这些事，也许是巧合，也许纯属讹传。 但从中可以窥见师生们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大学者的景仰。

大树即或倒下，但陈寅恪教授当年在康乐园里播下的学术种子，已逐渐萌茁成长。他博大严谨的学风和精通多国文字的才华，对中山大学特别是历史系的师生，影响尤深。现在，有研究“敦煌学”的姜伯勤教授，兼通英、日、俄语，年过六旬，还在学习法语。有研究唐史的蔡鸿生教授，既精现代俄语，又通古代俄语，让来访的俄罗斯学者大吃一惊。前些年，有七八位历史系的本科生，法语纯熟，竟能充当法国专家的翻译，备受“老外”的称赞。

陈寅恪住所的楼下，还住着另一位著名学者，他是王季思教授。王教授是戏曲史、文学史研究专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以《西厢记》 研究著称于世。当年，我去拜访他，他常提醒我说话声音要轻一点，以免影响楼上的陈老先生。我知道，他对陈寅恪教授由衷地敬佩。

我常怀着崇敬的心情，瞻视这幢小楼，既深深感到那一代中国学人的悲哀，也觉得这小楼绽发出一股无形的力量。陈教授道德文章，对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待言。王老师严谨治学，特别是对学生关怀爱护的事迹，也一 直在康乐园中传为美谈。许多年前，他敢于挺身救护将要被枪毙的学生；当知道一些学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他敢于向上申诉，泪痕沾满稿纸。 王老师对学生怀着赤诚的心，也当然受到学生的爱戴。到现在，尊师爱生，在康乐园中蔚成风气。记得有一次，中文系一位教授受到学校的表彰，还颁发给她一笔可观的奖金。她并不富裕，但当即把奖金全部捐献给有关部门，购买图书，供学生使用。她说：“我爱学生，是因为学生爱我。春节期间，有位同学在火车上挤站了廿多小时，硬是扛给我十多斤重的自制的糙米糕点。千里鹅毛，我深深感到作为教师的荣耀。”这番话，发自肺腑，闻者无不动容。 前辈学者言传身教，后辈学者努力继承。师生情谊，年复一年，像春风吹绿了康乐园的芳草地。

在我求学的年代，原岭大校长陈序经教授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至为巨大，有口皆碑。当初，许多著名教授，都是他抓住机遇，礼聘到康乐园中， 像陈寅恪、王力、容庚等大学者，多在清华、燕京等名校工作，崇尚严谨学风。而原中山大学，由中山先生手创，意在让它和黄埔军校，一文一武， 成为革命摇篮。鲁迅、顾颉刚、钟敬文等先驱，都曾到校任职，作风崇尚进取。原两校的理科、医科，更有姜立夫、陈焕镛、柯麟、胡金昌、蒲蛰龙等大师级教授。本来，岭南文化所孕育的包容精神，就为原两校所共有。 合并以后，优良传统得到发扬光大。要办好大学，主要靠学术上的大师。 大师不常有，但遗泽余芳，他们一代一代积聚起来的风范，和康乐园景观相结合，凝聚成厚重的人文精神。到这里求学的人，都会受到包容、务实、 严谨、进取校风的熏冶。

包容，还包括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内涵。这一点，中山大学的教师有颇深的体会。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江静波，竟还是广东的著名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师姐》，出版后大受欢迎，被拍成了电影；而中年的哲学教授鞠实儿，兼通数学，他在研究数理逻辑学方面的成就，走在全国的前列；岭南学院的王则柯教授，文理俱精，既能指导经济系的博士生，又能指导数学系的博士生。几年前，校方决定，文科一年级学生，都要把数学作为必修课。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融合，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文化素质。

我在康乐园生活了五十多个春秋。春风暖人，秋雨愁人，几多甘苦，都在心头。和世上许多地方一样，校园里也有污垢，道路中不尽平坦。但是，怀士堂 前那片宽广的草坪，正是康乐园的象征，它开阔舒展，总是生机蓬勃，让生活在这里的学人，生命中充满了鲜活的绿意。

名师掠影

考进大学，学生最关注的是学校里有什么老师。名校之所以为名校，是因为校中有众多的名师。名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名气、名次，与它有多少 名师关系密切。老实说，许多学生选择报考什么样的学校，是冲着该校有什么样的名师来的。

我们从进入康乐园的第一天起，就盼着和老师见面了。新生们三三两 两聚在一起，总会打听将有什么样的老师给自己上课。接待新生的师兄们，也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名师们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后生小子们介绍。那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名字是陈寅恪、姜立夫，还有容庚、岑仲勉、杨荣国、胡金昌、周誉侃、曹廷藩、徐俊鸣、罗克汀、王力、陈心陶、陈焕镛、梁伯强等教授。大家既景仰，又觉得有点神秘。我们知道教授们多住在马岗顶附近一幢幢的小楼里，却不便探头探脑去查问；在路上，我们常常碰见一些挟着洋装书或线装书的老年人，就其风度仪态，估计多是教授， 又苦于对不上号。

慢慢地，大家对名师们有些认识了。知道陈寅恪教授就住在东南区一号的楼上。又知道，陈教授双目失明，听说他通晓多种语言文字，而且记忆力惊人。他不能看书，在研究和备课时，需要核对资料，便告诉助手，所需材料在某书、某页、某行。助手“按图索骥”，百无一失。同学们越传越神，都希望有机会一瞻风采。不过又听说陈老师早就不给学生上课了，有资格听讲课的，最低限度是副教授，而且讲课地点就在他府上宽宽的走廊上。于是，同学们又望“楼”兴叹。其实，后来听历史系胡守为教授说， 陈老师是给本科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代乐府”等课程的。有时，讲课的对象只有一个学生，他也认真备课。每次上课，也都衣着齐整。胡教授曾当过陈老师的助手，他的回忆当然是准确的。可是，当时同学们一味地以讹传讹，还传说中苏会谈时，斯大林会见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问及陈寅恪。种种传闻，容或与事实有所出入，但不必深究，因为，它是同学们尊敬老师和向往知识的表现。不过，有一点，却千真万确，那就是同学们对陈教授的道德文章和敬业求知的精神，十分仰慕。在一九五〇年，学生们送给陈老师一面锦旗，上书“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给予他至高无上 的评价。

又过了一些时间，我们认识了更多名师。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老师们的穿戴，各适其适，“百花齐放”。在校园里，我常常看到两位最喜欢穿一套纯白色唐装的老人，其中一位是数学家姜立夫教授。他的家，在大钟楼附近。我们常常见到他在夫人的陪同下，拄着拐杖，慢慢地走。颔下银须，随风轻拂，那气定神闲的风度， 使人肃然起敬。同学们在小径上遇上了他，都会侧身站在一旁，让他先走； 他也会微笑垂颔，接受同学们的好意。我知道，姜教授是几何学权威，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那时候，全校只有他和陈寅恪教授领取一级教授的工资。据说人民政府每月发给他们三百八十一元，人们戏称为“三八一高地”，它是学术地位最高的标尺。在“知识就是力量”的号召声中，许多人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

姜教授通常还穿白衬衣、灰色的西裤。另一位老人容庚教授，则是一年四季，总穿一套白色唐装，白袜子，黑布鞋。他的年纪，虽也和姜教授差不多，可是从不拄杖，反而一天到晚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飞跑。容老是中外著名的古文字专家，他那身打扮，颇能显出国粹的特色。

与容老齐名的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教授，则喜欢穿着笔挺的西服。他穿藏青色的西装，雪白的衬衣配黑色的领带，皮鞋锃亮，走起路来，腰杆挺直，精神矍铄。那时候，老师们以穿西装者居多，但像商老那样穿得合身得体者，却不多。个别老师，披上西装，就像穿着马褂，晃晃荡荡，松松垮垮。 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商老却再不穿西装了，他也和容老一样， 只穿一套纯白色的唐装，手中还往往拿着一面扇子。他喜欢一边走，一边摇， 悠悠然在校园里逛来逛去。

冬天，有些老师还会穿长袍，脖子上围着围巾，一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士打扮。有一位姓陈的教授，穿着更随便，他在干部服外面，披件旧西服上衣，下边穿的是唐装裤子，脚上穿的是无筒雨靴，手上拿着的是装满书籍的旧布袋，这不伦不类的穿戴，大家也见怪不怪。显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从老师们随心所欲的穿戴上，可以看出， 校园风气自由自在，人们心情舒畅。各式各样的学者，虽然步履不同，但 都一起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

在校园的小路上，我们也常会见到数学系的胡金昌教授。在中学时代， 我们都晓得胡老师曾获得美国的“金钥匙”奖，以为“喝过洋水”的他， 一定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学者。谁知道，我们见到的胡教授，却是位矮瘦的小老头。他通常穿一身土黄色的布质中山装，佝偻着身躯，慢慢地走。而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学术泰斗王力教授，则又是另一番气象。王力老师个子很高，光亮的脑门下，架着黑边眼镜，嘴角紧紧地向下弯着，显得分外威严。不过，王老师说话时声音细小，语气轻柔，和他高大的身段适成反比。听说他曾留学法国，生活方式颇似西欧，每到星期天，必会和家人外出郊游，绝对地放松、休息。在平时，他工作、学习的时间，抓得很紧。 同学们如果到他家里求教，他会很高兴地从楼上的书房，走下客厅接待。

等到谈了五分钟，他便一看手表，递给学生一叠画报，说：“您很忙吧！” 便上楼工作去了。所以，同学们都懂得他的脾气，有问题请教，必先准备好， 简明扼要地提出，以免妨碍老师的工作。

同学们和老师接触，当然主要是在课堂上。 那时候，不少刚到广州求学的同学，在课堂上却碰上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同学们多是来自全国各地，老师们却多是广州或广东潮籍、客籍人士。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广东人还没有讲普通话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推广普通话。人们常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广东人讲普通话。”当同学们听到一些粤籍老师，操着半咸不淡的“普通话”上课时， 便如堕入云里雾里，糊里糊涂，不知所云。当时，教务处又强调学生上课要记笔记，有些班级，课后还会抽样检查课堂笔记。这一来，来自广东以北省份的同学们，便叫苦连天了。据说，胡金昌教授上课时，滔滔不绝地讲授， 许多同学听不懂，便要求胡教授采用普通话教学。谁知胡老师眼睛一瞪，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依家（现在）讲的就系（正是）煲冬瓜（普通话）。”

同学们愕然，原来，胡老师以为把粤语稍稍变些声调，就是普通话了。这真没有办法，乡音难改，胡老师这位年近半百的老人，响应学校规定，用带着极浓重的粤腔普通话上课，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当然，过了一段时间，同学 们倒习惯了胡老师的“煲冬瓜”，领悟到他授课内容的精妙。

给我们上“外国文学”的叶启芳教授，是卓有建树的翻译家，外语和中文的水平都很高。可是，他说普通话的水平却令人不敢恭维。有一次， 他给我们讲述欧洲的文艺复兴，突然冒出了一句：“欧洲的中世纪，是黑猛猛的乌里单刀的。”多数同学完全听不明白，只好瞪着眼睛。下课时， 我告诉外省籍的舍友，“黑猛猛”者，黑蒙蒙、黑暗之极之谓也；“乌里单刀”者，乌七八糟之谓也。当舍友们明白过来，不禁捧腹大笑。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了大学的校园生活，对老师的神秘感慢慢变为亲切感。晚上，大家从图书馆自习后回到宿舍，当行经教师的住宅时， 往往看到教授们在灯下备课的身影。于是，我们都会自觉地放轻脚步，敛住喧哗，心里默默地祝祷老师们晚安。

摘自《中大往事》（百年校庆典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