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讯    “区别于其他平台，外卖配送的核心在于送达的时效。可以说，尽快送达符合消费者、商家、骑手、合作商和平台的利益诉求，是多方共同形塑的结果。”近日，有媒体采访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政策与发展研究系主任陈龙副教授，探讨骑手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时，他提到，外卖配送算法主要是为了顾及消费者、商家、骑手的利益需求，不断优化配送路线和时间，让骑手能够更快地完成订单。这是区别于其他算法形态的重要特征。外卖平台与其他平台相比更为复杂，涉及的相关方更多，一些主体在线下，其不确定性更高，因此不是仅仅通过调整算法就能解决根本问题。

陈龙认为，区别于其他平台，外卖配送的核心在于送达的时效。可以说，尽快送达符合消费者、商家、骑手、合作商和平台的利益诉求，是多方共同形塑的结果。比如商家希望饭菜能尽快送达，超过半小时会影响饭菜的品质和消费者的消费体验；行业初期平台出于竞争的考虑也要提高效率保持竞争力；加盟商/代理商也希望骑手送的越快越好，从而赚取更多差价；而在多劳多得，计件工资制下的骑手也希望多接单、多挣钱，所以他们也会在赚钱的压力下增速；在社会节奏加速的情况下，消费者希望下单就能吃到饭。最终，速度快成为各方期待的共同结果。人们看到的是骑手在路上飞奔，直接想到的是算法在发挥作用，但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是围绕外卖配送的多方主体对速度的利益需求。

陈龙还认为，算法也无法全部控制骑手在物理世界送餐的全过程，比如餐厅出餐速度不稳定、交通状况难以预料等等，均可能影响送餐时间。他在此前的骑手调研过程中也观察到，有时候骑手并不按系统给出的路径，而是摸索出了更优化的配送路线，这体现了劳动者对于算法的自主性；并且有时顾客允许骑手提前确认送达，这也是算法无法理解和分析的。

目前，外卖平台日均大概有活跃骑手上百万，每天还有很多新骑手加入其中。

陈龙指出，完成数千万单配送需要走街串巷，但骑手基本都能准时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上，这都依赖于算法。通过对餐厅位置、骑手平均速度、顾客偏好、天气情况等多种复杂情况的分析，算法提高了外卖流通的效率。与此同时，随着各行各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出现的“数字控制”或“算法控制”的争议，是值得思考的时代性问题。

陈龙谈到，算法要做到 “科技向善”“算法为人”，要能够兼顾各方诉求和利益，也就是“算法取中”。在政府管理、媒体监督下，外卖平台正在朝规范化方向发展。

2022年美团在80个城市推广“扣款改扣分”机制，近期声明要在2025年底全面取消对众包骑手超时扣款的措施，骑手的超时压力得到缓解，但消费者和商家是否对此会有异议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让速度降下来，矛头并非作为工具的算法，而是算法背后的各方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平台仍有很多工作可做，要让算法更加精细化、人性化。

陈龙认为，算法应该基于合法、合理的行为数据，避免一刀切。比如不能将骑手的超速、逆行等违规行为作为测算依据。同时，算法要考虑到骑手的差异性，如女骑手可能在体力等方面与男骑手有所不同，对于一些重物订单，可以给予更高的配送价格，或者让骑手有选择不送的权利。这样既能保障骑手的权益，又能提高配送效率。

目前，美团于2024年底已经出台了一些公开和优化算法的举措，近期饿了么也发布了改进举措。但陈龙强调，外卖平台与其他平台相比更为复杂，涉及的相关方更多，一些主体在线下，其不确定性更高，因此不是仅仅通过调整算法就能解决根本问题。

关于劳动强度问题，陈龙认为，工作时长问题跟算法关系不大。“有些骑手自身有些经济问题，比如债务问题，需要通过长时间劳动获得更高报酬。此外，疫情以后骑手收入降低，许多骑手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得跟以前差不多的收入。”

谈到骑手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问题，陈龙认为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农民工旧有问题的延续。大部分骑手在农村户籍地都有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他们也因为在地区和工作间的流动性高、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压力等原因，不愿意缴纳城镇职工社保。这需要探索新的社会保障模式。

此外，骑手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融合方面的确存在问题。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往往被视为“外来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外界对于骑手“困在系统”里的关注，遮蔽了他们“困在身份”里这个更大的问题。“困在身份”里，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更影响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感。

陈龙建议，要破解骑手的身份问题，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才能真正让他们参与城市基层治理。“骑手的困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