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瓷器上镶嵌贵金属，被认为是典型的“中为洋用”

17世纪法国作家斯卡龙曾写诗赞美中国：“带我到葡萄牙人的家里去吧……华美的漆器，精美的瓷器，来自那个神圣的国度，或更确切地说是来自天堂。”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上可能找不出哪样东西能够像中国外销瓷一样，成为多民族、多宗教、多习俗、多文化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载体。

广州的“四牌楼”出现在

第一本向欧洲人展现中国的书

英国学者昂纳在《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中介绍，大概在1600年，在巴黎匿名出版的一部剧作《阴阳人之岛》中，有一段惹人心痒的文字提到了柜子：“用了中式风格来装饰，绘有各种飞禽走兽。”昂纳推测，这可能是欧洲人模仿东方漆器制出的最早的柜子。昂纳还介绍，差不多同一时期，意大利也在仿制漆器。

回顾漆器的外销，不少研究都表明，在16世纪，广东出口的漆器大量销往欧洲,被称为“广器”,其后又被销往美国、东南亚各地,包括漆箱、漆屏风、漆橱、漆床、金漆木雕、漆盒、女红桌、餐椅等。在海内外多地博物馆内都可以看到广东这个时期的漆艺珍品。

广东描金漆器在海内外影响也十分广泛,描金漆器大多是黑底描金,黑漆和金色的图形对比强烈,格外华美典雅,独具东方的艺术情调。

在《异趣同辉：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外销艺术精品集》一书中，我们能清楚地了解：“多数家具的木胎事先由订购地做好，再不远万里船运至广州，广州漆匠髹漆彩绘后再返运回订购地。”因此，广州在外销漆器的交易中，不只是担任中转站的角色，更起到加工制作的作用。

那时的广州，成为了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1665年，在中国生活过2年的荷兰人纽霍夫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觐见中国皇帝记》，这本书里有150幅描绘中国的铜版插图，其中，他也画了一幅广州的“四牌楼”，可以说，这是欧洲人到中国来的第一手绘图资料，尽管牌楼画得夸张变形，但也是第一本向欧洲人形象地直观展现中国的书，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

瑞典皇室收藏一件描绘

广州城风景“漆底壁板”

1698年3月6日，一艘名为“安菲第德”号的商船从法国西南部的拉罗谢尔港出发，前往遥远的东方，目的地是中国广州。中法两国远洋贸易的序幕也由此拉开。1700年8月3日，首次完成中国之旅的“安菲第德”号回到法国，带回瓷器、漆器和餐具等各种商品。之后，中国商品首次在法国拍卖，丝绸获准在法国销售，船货中的181箱瓷器在法国热卖。一时间，中国商品在法国风头无两，甚至出现了专门的术语“中国器物热”来指代这一风潮。由让·盖拉尔绘制的“安菲第德”号的商品拍卖会的水彩画，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

由于“安菲第德”号首航成功并获利，1701年至1703年，朱坦又安排了“安菲第德”号的第二次航行。从中国运返的商品以漆器为大宗，单单屏风便有四十五箱。瑞典皇室收藏了一对约18世纪70年代描绘部分广州城风景“漆底壁板”，这对漆板展现了大部分广州城墙内的城市风光和传统的地标建筑物以及位于城西的广州十三行。遗憾的是原本应在这对壁板左边的部分已经散失，否则我们应该能看到更多西郊的风景。

17世纪中国款彩漆屏风运销欧洲后，整个欧洲上层社会盛行用款彩屏板布置成所谓的“中国房间”，这是一种从中国外销款彩漆屏风中拆下来的雕花漆板，加以润饰后，一块块装饰在房间墙壁上的样式，其色彩丰富、高贵华丽，四周还加以欧洲本地的巴洛克边饰，极富装饰效果，为尊贵的室内装修形式和奢侈品的象征。据记载，这种用于室内的全装饰壁板在欧洲的首次出现，是在早期的英国。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采用了大量的宽彩屏板装饰，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陈列的荷尔总督Henry Casimir二世在官邸的“中国房间”，是采用中国款彩屏风装饰成“中国房间”现存唯一的完整证据。

陈伟在《中国漆器艺术对西方的影响》一书中如此介绍：“中国的漆器艺术对欧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家具，二是建筑装饰，三是其他漆器工艺品，四是漆器上的图案和绘画对欧洲绘画的影响，这些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西方洛可可风格的各种艺术中。”

欧洲曾掀起空前中国热 

外销瓷上被镶嵌贵金属

荷兰绘画的“中国风”，首先表现为荷兰静物画中出现了许多中国瓷器的形象。中国瓷器在当时欧洲非常珍贵，自然进入了一些表现奢华的静物画。比如卡尔夫的《中国糖碗、鹦鹉螺杯和水果》(1662年)和布赖尔的《万历瓷碗中的水果》(1658年)。

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欧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在一百多年里，中国被欧洲极为追捧，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乃至于1769年曾有欧洲人戏称：“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在“中国热”期间，欧洲人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收藏来自中国的物品，以至形成了一种时尚。其具体体现在：凡尔赛宫的舞台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大臣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富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茗……这一时期，中国的瓷器成为欧洲上流社会彰显身份的时尚品和奢侈品。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介绍，“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欧洲人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加工，添加了各种装饰。大多数加工美化的瓷器出现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一些外销瓷被欧洲人嵌上贵金属，通常用金或银镶嵌。这些镶嵌往往只用作装饰，如花式支架、饰边或把手，但这些金属装饰也可能改变瓷器的功能，可以使一件装饰瓷变得更加实用，如改装成烛台等。”

为了同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风格相适应，许多进入宫廷的中国瓷器都被穿戴上华丽富贵的金属“衣帽”。这种装饰在保护贵重的中国瓷器的同时，也同欧洲宫廷风格相匹配。江建新表示：“这种在中国瓷器上镶嵌贵金属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中为洋用’的文化态度，在17-18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中呈现出一道亮丽华贵、兼具东西异彩的风景线。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上可能找不出哪样东西能够像中国外销瓷一样，成为多民族、多宗教、多习俗、多文化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载体。由于要适应和满足异域文明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性、审美需求和实际使用功能上的要求，外销瓷在器形设计、题材选择、花样设计、工艺施展上，都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中国宫廷用瓷和民间生活用瓷的特点。其器形之千姿百态，其花色之奇异缤纷，远远超过了国内宫廷用瓷和民间生活用瓷，为中国瓷器文化增添了灿烂的新篇章。”

采写：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