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咬文嚼字》在发布的年度“十大语文差错”中就表示:“‘籍籍无名’应是‘寂寂无名’。汉语中‘籍籍’一词,常形容声名盛大;‘籍籍无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然而,现实中还真的有声名盛大的无名者——广东科学家黄旭华。他隐姓埋名三十载,在艰苦条件下,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助力中国核潜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以无私奉献和无畏勇气,铸就国之重器,震惊世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用生命诠释了籍籍无名的科学家,不久前已辞世。据中国船舶微信公众号消息,2025年2月6日20时30分,黄旭华因病医治无效在湖北武汉逝世,享年99岁。
01
青年即立志科学救国,曾智斗国民党特务
1926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县田墘镇,祖籍广东揭阳玉湖镇新寮村。父亲按族谱秩序为其起名为黄绍强。是年,父亲黄树毂(号育黎)32岁,母亲曾慎其31岁,大哥黄绍忠5岁,二哥黄绍振3岁。
按照《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记述,黄旭华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位助产医生。在儿女成群(生了九兄弟姐妹)难以度日时,黄父从泰国贩运大米,在香港开了一个米号卖,还用渔船偷运到田墘来,逃去国民党的关税,然后批发给米贩子。
四五岁时,黄旭华就进入教会学校给二哥伴读。他非常爱听老师讲课,一听就记住了。回到家里,父亲检查二哥的功课,让二哥背书,二哥背不出来,要打二哥,他急了,马上大声背了出来,想解二哥的围,谁知,更使二哥挨打更重。可二哥不怪他,还是带他去学校。以后,他一直和二哥是同班同学。九岁那年初小毕业后,田墘没有高小,得离家到很远的汕尾作矶小学去寄读。二哥带着他去了,事事照顾他。
在作矶小学,黄旭华深受苏剑鸣老师影响,尤其国语课为其普通话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在初中以前,黄旭华是希望继承父亲事业,成为医生的。
随着日寇侵略,黄旭华接下来的求学之路奔波坎坷。1938年,他随大哥黄绍忠(后改名为黄誊)离开家乡,步行四天抵达揭阳县五经富镇,转入该地的聿怀中学就读。次年秋,他前往韩山师范学校继续读初中二年级下半期。1940年,他改名黄旭华,到梅县教会学校广益中学读高中一年级。1941年,他赴广西桂林就读省立桂林中学,念至高中三年级。
1944年7月,因长沙战事紧张,桂林所有中学毕业会考取消,黄旭华于桂林中学仓促毕业。在决定报考大学时,他看到日军频繁登陆海上,且深受后方敌机轰炸之苦,思想开始从志在行医向立志船舶、航空转变。他说:“(日本人)想轰炸就轰炸,因为我们国家太弱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科学救国!”这年9月,他即着手报考交通大学造船系。1945年8月,因成绩优异,黄旭华获得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保送资格,稍晚接到国立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录取通知书。然而黄旭华志在船舶,最后放弃中央大学保送资格。
1945年9月初,黄旭华入当时位于重庆九龙坡的校区国立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学习。在渝校期间,他结识同届交大航海工程系学生于锡堃,从于锡堃处接触到许多进步思想。在随学校返回上海后,他又与厉良辅、蒋励君等加入交大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山茶社”主要以歌舞、短剧等艺术形式在学生运动中进行进步思想宣传。
在上海交通大学同学们的印象中,他是“爱冲凉的广东佬。爱喝稀饭爱吃红薯的穷学生,一边上学还得一边去当家庭教师,辅导有钱人家的孩子考大学”。根据资料,1947年,黄旭华利用课余时间先后做了三份家教,主要辅导中学数学、物理等课程。通过兼职家教,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学习条件。
同学们不知道的是,1948年冬,黄旭华经陈汝庆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在交大,只有一个人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就是同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同班级的地下党员都互相不知”。虽然在游行示威中也常有他的身影,但他并不是“出头鸟”。
1948年12月底,国民党特务进入交大校园,准备秘密抓捕进步学生厉良辅。特务在门外谎称学生会在食堂开会,叫厉良辅参加。厉良辅正要穿衣出去时被警惕的黄旭华发觉并制止,而在特务试图破门而入时,黄旭华一面顶住门,一面大喊“特务抓人啦!”这一叫把全楼学生惊醒了,特务只能灰溜溜撤退。
直到上海快解放了,党组织才让他崭露头角,要他领导“山茶社”(后改名为“晨社”)扩大宣传,演自编的歌剧,放幻灯,朗诵。很快,他就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到,上了“黑名单”。1949年4月24日深夜,国民党宪兵、特务突然来袭。黄旭华刚刚离开寝室,他当机立断和一位姓冯的同学立即躲进洗脸间,躺在脸盆下以观动静。过了一会儿,有同学进来小便,看到是他,就说:“三楼查过了,楼口没有宪兵,可能换岗去了,他们指名要抓你,你快上三楼!”他和姓冯的同学立即爬起来冲上三楼,这样才躲过一劫。
1949年7月,黄旭华从国立交通大学工学院造船工程系毕业。此后,他辗转上海军管会船舶建造处、上海招商局(海运局)、上海港务局等处工作。1954年,被调到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参加苏联援华舰船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
在工作中,黄旭华与李世英于1951年相识,并于1956年4月29日喜结连理。
02
一次出差改变了他的人生
1955年,美国宣布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魟鱼”号)。很快,核潜艇的威力被世人所知,“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同你同归于尽”。对于这样战略武器,聂荣臻元帅非常重视,立即向中央打报告,我国要研制核潜艇。
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报告。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向他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却遭到赫鲁晓夫傲慢拒绝,还称 “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 。毛主席不信邪,下了个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7月,黄旭华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到北京出差。后来黄旭华回忆说:“1958年,我从上海上调北京,走前领导只告诉我:你出差北京,帮助工作。我行李也没有带,一到北京,就被留住了。我的父母多次写信问我:你在北京哪一个单位?你到北京去干什么工作?我一直闭口不答复。”
实际上,黄旭华是被秘密选调,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1958年8月,他正式加入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于7月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全组共29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造核潜艇的知识近似于零。
“那时,我知道的核潜艇,就像古希腊人谈宇宙一样,只知核潜艇是以核为动力的潜艇,一句大实话!上级选中我来搞,是看我有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的学历,还看上我曾搞了几年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经历。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楼也是房子,但是一个能造小木屋的木匠别说造不了摩天大楼,连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黄旭华后来回忆说。
黄旭华说:“你信吗?我们搞核潜艇是从玩玩具开始的,哈。”他透露,当初中国科研者对核潜艇的总体构想是“把常规潜艇分成两半,中间加一个核电站。后来才知道核潜艇是另一种性质的潜艇”。有意思的是,“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外国玩具,十几厘米长,咖啡色的,是核潜艇玩具。我们喜坏了,像当年达尔文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进而对标本进行解剖一样,我们对玩具进行了多次肢解组合”。这件事其实反映了当年中国科研者的窘迫和艰苦,其中痛苦难以为外人道。
黄旭华说:“当然我们当时还读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高深的学术论文,也看过几张照片。可是,核潜艇是个最高绝密等级的东西。论文不仅掐头去尾,而且,还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譬如,有篇文章说,为了保证水下发射的命中率精度,对艇的平稳性有很高的要求,因此装设了六十多吨重的大陀螺。这东西我国生产不了,又多了个攻关题目。不仅如此,这个大家伙一装,艇就要增加一个大仓。水下的体积不像水面船舶。那里全是黄金空间!后来,我们从试验中得到的大量数据表明,不需要这个陀螺。但很难下决心。人家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都用,我们敢不用?发射时翻了船谁敢负责?打不中目标谁敢负责?当时要我拍板时,就有装和不装的激烈论争。我想,我们是独立研究,不是比葫芦画瓢的抄袭,既然我们的实验数据证明可以不装,那就应该不装。我毅然拍板定了案。当时我就怀疑外国是否真的装了。果然不错,后来得到的资料表明,他们也没装,差点上当!后来,我们的艇发射时稳得像陆地,摇摆角、纵倾角、偏航角都接近于零!——这就是我们跨出的第一步。”
03
土方法解决尖端问题,中国核潜艇一级跳
迈出第一步后,中国核潜艇研发工作走得很坚实。
美国人为了核动力水滴线型的成功跳了三步:常规动力水滴线型,核动力常规线型,核动力水滴线型。三级跳。苏联人跳的步数更多。五级、六级跳。按理,中国的工业技术落后,技术力量薄弱,应该更多级地跳到核动力水滴型。可是,这位总设计师却敢变成一级跳——把核动力直接装进水滴型艇身内试航,而且一试就成功了!
“因为中国人比美国人、苏联人聪明?”有人向黄旭华提问。
“不,不是的。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外国人聪明。”他一点也没有显示欲,用平平的语调说:“美国人第一个搞核动力潜艇,第一个改常规线型为水滴线型,根本不知道这条路能否走通,人家分三步跳是合乎道理的,科学的,稳妥的。我们搞时,已经知道了核动力水滴型是可行的,何必还要分三步跳?一位侦察兵,走了许多弯路,找到了欲到的目的地,回来给你画了一条最近的路,你为什么偏要按侦察兵走过的原路去走?聪明的大脑不在于自己脑袋有多大,有比别人多多少脑细胞,而在于会不会与别人的脑组成一个头脑公司或头脑网络。倘若把智力用在这个地方,就事半功倍!”
在潜艇的关键核动力方面,黄旭华把功劳归到彭士禄头上,他说:“有位记者言过其实地说我是‘核潜艇之父’,我否定了。如果说,一定要给这个工程找出‘父亲’的话,彭士禄同志就是一位,他解决了核堆的问题。”
当时,我国没有陆上的核电站,要在潜艇上装一个核反应谈何容易?彭士禄提出,可以在陆上先搞个与艇一样大小的核堆,称为陆堆,成功之后再装上艇。这个方案得到了总理的批准。黄旭华回忆说:“某某年于某某地,经周总理批准起堆。我们的陆堆超过了临界,成功了!世上最美味的菜,也没有这原子菜的滋味美啊!我这个人从来不失眠,就是被打成‘特务’的年月也没有失眠。可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陆堆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掌握了核潜艇的“心脏”技术。很快,在1970年12月26日,中国首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并于1974年正式服役,中国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响雷,震惊世界。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拥有核潜艇的美、苏、英、法。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不仅单薄,而且离前沿较远。为什么中国能把核潜艇这个尖端搞成?为什么别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没有一个搞成的?中国的核潜艇不是进口外国部件的组装,艇上全部设备都是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的。
对于世人来说,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其中有什么隐情?对于这个疑问,黄旭华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在现代,尖端通常不过是常规的组合。别把尖端神奇化。美国的北极星导弹和阿波罗登月飞船,没有一项是新技术,全是现有的常规技术的综合。综合就是创造。悟到这个理就是悟到了一种特别的可行性——在没有新技术的国家也可以综合成尖端,关键是怎么综合。”
例如潜艇上要用压缩空气瓶,据资料,外国达到400kg/c㎡的新水平。关键的新技术是解决压燃问题,不是一年半载能攻下的。黄旭华拍板,用现成的、常规的进行综合,同样达到了设计要求。
核潜艇体积小,要装进上万台设备,怎么能求到一个极好的稳定性?关键是找到整艘潜艇的重心——这是个尖端问题,但又是用极常规的办法解决的。黄旭华透露,负责设计每个设备的人,要到制造厂去弄清设备的重量和重心。设备装到艇上去时,全部都过秤,记录在案。他说:“安装过称中,切下的边角余料、过剩管道电缆等,凡拿下艇的,也要过秤,在上船时秤的重量中扣除。几年来天天都是如此,真正是斤斤计较。这个办法听起来多么土啊!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求得了精密的重量和重心数据,然后计算、调整,加上合理的配置,使我们的艇在水下发射时,其稳性几乎像在陆地上一样!但是,不要误解,我们不是用‘大跃进’时代的土法上马,土高炉炼钢;不,不是。我们靠‘软科学’上马,靠思维的软性功能把常规综合成尖端。稳性是靠这解决的,最关键的核动力堆也是这样解决的。”
后来黄旭华接受采访中透露,建造核潜艇的几万个数据,都是科研工作者“用算盘一个一个算出来的”。
回顾黄旭华科研工作的不易,他的同事、学生和亲属不约而同提到了1988年那次期待已久的深潜试验。
深潜试验追求的是极限下潜,将下潜到设计的极限深度,这个深度预示着危险。试验前,核潜艇总体建造厂为参试同志拍了“生死照”,以防万一失败后做个“最后的留念”。参试的年轻艇员满腔热血,有的甚至写好了遗书。看到这个情况,年过花甲的黄旭华立即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参与深潜!
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亲自参与深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单位领导得知后,劝黄旭华不要亲自深潜,但黄旭华却坚持参加。他说:“深潜不是冒险,我对它有信心。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
黄旭华的下潜,让全体参与人员在技术上有了主心骨。试验结果证明,一代核潜艇的设计、建造都达到了预期。中国人民海军潜艇史上首个深潜纪录由此诞生。
04
三十年没回老家,被误解而不能辩解
作家祖慰这样形容黄旭华:“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像他负责设计的潜艇(而且是核动力的),久久地潜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
“无论是地下党工作,还是海峡核潜艇研制,都是秘密工作。”黄旭华说。自从参加了核潜艇研制之后,他就成了“无影的存在”,对外不能透露姓名、照片,也绝对不能泄露单位的名称、地点、任务、工作的性质——甚至对最亲的父母也是如此。为了工作,他不得不割舍了对至亲的联系。
有一年,他突然接到二哥病危的急电,要他回去见最后一面。可是,他还日夜忙着拟定实弹发射的实验大纲,怎么也走不开。妻子提醒他,他若不回去,家里人会怨他一辈子,他也会后悔一辈子!但是核潜艇高于一切,他终于没有回去,而且无法向亲人解释而取得谅解。他还觉得他很对不起他的母亲。他常说,他的爱心,他的宽容,他的柔的一面,以及他爱听音乐,是善良的母亲让他耳濡目染而成的。他非常爱他的母亲。但是没能当好儿子这个社会角色,没能为母亲分担任何忧难,只是每月寄点生活费。妈妈多次问他的工作干得是否像别的兄妹那么好,他不能具体回答妈妈。三十年母子没见面。
直到1987年2月10日,《文汇月刊》刊载了祖慰所撰写的题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文章,黄旭华参与研制核潜艇的相关事迹才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晓。但也因保密,文章也同样隐去了其姓名。
后来,黄旭华用一个隐晦的方式向母亲告知自己的情况。“我把这份报告文学寄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永远只提黄总设计师,没有具体的名字。但是他提了一个,他提了黄总设计师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我母亲一看,报告文学里面所写的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忘记了养育他的父母、不孝的三儿子。”那之后,黄旭华的兄弟姊妹及家人才了解他的工作性质。
后来,黄旭华这样安慰自己:“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对于妻女,他也十分内疚。新婚不久,他就离家了。由于他不能为她分担家庭重担,三个女儿,全由世英又当妈又当爹地养育成人。黄旭华透露,每次出差回家,想给妻子买点东西,但又不知买什么好。有一次好运气,见别人买了块印花布也跟着买了一块。回家送到世英手上,一看,弄巧成拙:世英早就有一件这样布料的衣服,他都不知道,世英开了个玩笑;“你可以背得出你工程上的多少数据,就记不得我在你面前穿了几年的印花布衣服!”
每次在家呆不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个电话把他叫走。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很想帮世英做点什么,可是厨房里的事一窍不通,帮不上。但他特别会洗衣服,就发挥这个特长,全家衣服全由他包了。就在有了洗衣机之后,也只让洗衣机洗床单,被子等大件,衣服还是由他洗。不是迂腐不用机器,而是为了还债。
后来,黄旭华才渐渐回到公众视野。1994年,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4年2月10日,他当选“2013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19年9月29日,他获颁“共和国勋章”。当时,他说:“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2021年,黄旭华向中国船舶719所捐赠1100万元个人所获奖金。中国船舶719所遵照黄旭华本人意愿,设立“黄旭华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该奖励基金每两年评选一次,用于奖励为推动装备研制事业创新发展。
文字整理:新快报记者 邱治
参考资料
祖慰: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黄旭华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