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九月，被贬谪惠州的苏轼携带家眷第一次来到广州。这个北宋商业都市，只是东坡南贬路上暂得停歇的一站。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都见了什么人？去了哪里游玩？留下什么印记？
纪录片《苏东坡》截图。
01
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十三日，南贬的苏轼一行已经来到广东清远县。
翻过大庾岭后，岭南景物与中原迥异。未到清远之前，东坡抽空给浙江湖州名士陈舜俞回了一封信，他感叹：“万里飘蓬未得归，目断沧浪泪如洗。”苏轼那时已年近花甲，前路茫茫，心情颇为低落。
谁能料到，到清远后他的郁闷被一扫而空。
东坡天下闻名，他的到来让清远县热闹起来。街头巷尾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着这位朝廷的“大官”——百姓当然不会知道也不会去介意，苏轼这一路已经被朝廷连下五道诏书降职，此时的身份是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无具体品阶可言。不少群众早早来到码头边守候，只为一睹东坡样貌。一位清远秀才也慕名而来，他的样貌、年纪已全不可考，只知道他姓顾。与苏轼见面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这位秀才大概率会穿上以白细布制作的襕衫。襕衫是宋代学子较为正式的服装，圆领大袖，在人群中也颇为醒目。也许他是当地士子的代表，也许又有什么巧合的缘由，总之，他幸运地得到与苏轼面谈的机会。
宋五百罗汉图(局部)中文士所穿应该就是襕衫。
顾秀才之前和苏大学士并无交情，学问修养恐怕也不相称，但他的一番话却让苏轼非常开心——秀才对惠州很熟悉，他与苏轼谈起这个“贬谪目的地”时大赞当地的风物之美，桂花飘香、荔枝鲜美、黄柑朱橘不可胜数……苏轼因此对前路的忧虑大为缓解。之后，他写下一首《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记录此事：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
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苏轼说，过了大庾岭后，所到之处人们都簇拥围观我这个曾在朝廷任职的官员，想来岭南可能真是个适宜安置我的地方。江上云雾弥漫，那桂花仿佛被水汽打湿，海边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荔枝显得更加红艳。听闻在惠州，黄柑多得常被用来驱赶鹊鸟，朱橘更是多得不值钱。现在的我的情况不就像陶弘景从神武门挂冠辞官么？如今正好前往罗浮山，寻觅葛洪（稚川）的踪迹，像他一样潜心修行。
可以说，与清远顾秀才一晤后，苏轼才算摆脱这贬谪路上的灰霾。数日后抵达岭南之大都会广州时，苏轼的心情恐怕已是雨过天晴。
由清远经水路前往广州，不过一百八十里，顺流而下，两三日便可抵达。
通常来说，路线是这样的：船只顺北江南下，至芦苞镇则向东进入曲河，行八十里后到官窑驿（今佛山南海狮山镇官窑一带）。船过官窑驿即可顺西南涌而东，至鸦岗，此时有流溪河汇入，越往前行，江面愈发宽阔。再行三十里即抵“小海”（今白鹅潭附近），广州城就在珠江北岸。
若无意外，苏轼也是沿这条路线前行。
越靠近广州，江面的来往船只越多——不仅有打鱼的小艇，还有疍家船、载客出游的舫船、装满商品的各式货船、押送盐粮的官船……真是多如过江之鲫。
早在唐代，广州就是一个繁忙的港口。韩愈在《送郑尚书赴南海》中有描写广州繁忙的诗句：“盖海旂幢出，连天观阁开”“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前一句意思说港口的船只上旗帜如林，仿佛遮蔽了大海。江边高大的阁楼身姿雄伟，仿佛与天相连。后一句是说货物贸易远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一片繁荣。而在武王台上，演奏着欢快的音乐，热闹非凡。
而不久前，曾在广州任职的吴县人程师孟登上共乐楼，欣赏广州美景之余写下：“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这首《题共乐亭》意思是，在阳光照耀下的广州城，人口众多，市场里满是奇珍异宝。城内房屋鳞次栉比，当炊烟袅袅升起时整座城市犹如温润碧玉般美丽。高山与大海，是中国蕴藏无尽宝藏的地方。而通过对外贸易，尤其能体现与外国商人结下的情谊。
东坡博学，不可能不知广州，但是有些认知和感受，非得亲临才能得到。
02
九月的岭南，天气还非常炎热。不过船行江上，时有凉风，还算比较舒适。如果天气晴好，在某些江岸开阔的地段，就能远远眺见广州——城中两座高塔隐约可见：一是怀圣寺的光塔，另一座仍在修缮的是净慧寺（今六榕寺）的花塔。光塔尤其醒目，在唐代它白天挂旗，晚上挂灯，兼有船舶引航功能。虽说到北宋时河岸因沉积南移，光塔离江边已有800多米远，但它依旧是进入广州的一个坐标。
宋代广州的图像已不可寻。但我们可以从之后的画作中想象，如约1845年煜呱绘《广州港全景图》。这样的景象，应该与宋代相差不远。
煜呱绘《广州港全景图》放大后，隐约可见广州城中两座高塔（红箭头）和越秀山（绿箭头）。
再近一些，就能看清停泊在广州城外江面上的众多船只，密密麻麻，旗帜林立……当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众多风格各异的高大海船。不仅有福建的福船、体型稍小极具异域风格的大食船，还有广州本地制造的广船。据估计，那时大型的广船长可逾三十米，高可近十米，不但使用质地坚密的铁梨木为造船材料，而且已经完全掌握了隔水密舱的技术，还将船底做成“V”字形，这种船底“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有学者认为，在宋代，广船的制造工艺居于全国的领先水平。
广船模型。
一百多年后，南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说，岭南有一种巨舟，呼作“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船上可载几百人，贮藏一年的粮食，甚至可养猪、酿酒，有纺织机和商店。
这是宋廷极其重视海外贸易所致。北宋灭南汉后，立即在广州设立全国第一个市舶司。《宋史·食货志》记载：“开宝四年(971年) ，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瑇瑁……”两宋政府扩大开放海外贸易的政策，并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来贸易的被动策略，主动出海贸易。学者认为，宋代广州城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朝鲜和日本。
威廉·丹尼尔描绘广州十三行江景的作品，约1785年。
广州城水网密布，是一座“水城”，但只有城南开阔江面适宜大型船只停泊。广州城内有多条水道连接珠江，轻便的小艇运载货物可以深入城中，但也必须经由城南的玉带河。玉带河最初开凿于1011年，熙宁三年(1070年)，王靖建成东城后又在城外浚濠，形成东西贯通广州三城的主要水道。
广州城内外的河道原本宽敞，但因出行的船只太多，又总有不守规矩抢行的人，于是往往拥堵。在这样的拥挤中行船常有各种突发状况，只有熟练的船夫才能应对自如。
宋代广州六脉渠猜想图。图：徐敏
穿过江面停泊的众多船只，由珠江转入玉带河，便可细细观看河岸边新修的广州城墙。
四十多年前（1052年），广州曾遭到广源州蛮族首领侬智高的叛军围攻。那时广州只有子城有城墙。侬军“顿于广州坚城之下、平地之上，已六十余日”，最终只得悻悻而去。只是城墙外的百姓就遭了殃，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程矩在《广州学田记》中更是称：“广为都会，治府西偏，异俗杂处，货积不可营计，而无城郭以居，且创贼侬之毒，血肉煨烬，殆无子遗。”
教训太惨痛！侬军一退，广州立即着手加固城防。宋廷也意识到危险，连下诏令，前些年广州一直在不断修城墙，先修子城，继而东城。熙宁四年(1071年)，在知州程师孟主持下开始增筑西城。
据钱塘唐垌记载：“(西城)凡五十六日而基就，又九月而工毕。城围十有二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有四尺，起门若楼橹，一千八百四十有一间，用材一千七百三十七万，累工一百五十八万。环城之材，内结石为构，覆石为衢，其外周城以为濠，道水俱入于海”。城墙高二丈四尺，约为7.6米，城头还建有大量的军事设施。
一年后，西城城墙完工，终于把蕃坊也包裹进来。自此，广州东城、中城（子城）、西城三城的格局才算奠定。三城也有了不同功能：子城是主要的官衙所在，东城为主要的商业区，西城则为蕃汉杂居地。
学者考察推测宋代广州三城形态 图：林美燕
苏轼来时，广州已经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据统计，到元丰二年(1079年)时广州人口已增至 71万，比唐代多出很多。元丰三年，广东人口在226万至255万之间，广州仅一地人口就占了四分之一强，人口密度之高全国少见。
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多，各国商人多聚集于广州西城蕃坊中，因此西城多有异域风格的景观建筑。《南海志》称不少商业管理机构如惠济药局、商税务、酒醋务均在蕃坊内南濠街。南濠此时水面宽阔，足够船舶驶入，临近的杏花巷可以造船、修船，货品则存放在竹篙巷，商人们聚居在大纸巷、大市街（即大食街）。货品按照分行列肆的方式集中交易，如白薇巷为香料街，玛瑙巷、象牙街为珠宝珍玩的售卖地等。
广州城中最繁华热闹的地段是玉带河。这条交通要道沿河植有柳树，宜居宜商，因此人家逐年增多。玉带河靠近子城南门的地方恰是与广州子城南北大路交汇之处，更是“黄金地段”。那里靠近市舶亭的地方建起一座雄伟的高楼——海山楼，登楼即可“极目千里，百越之伟观也”。
海山楼是嘉祐四年（1059 年），广州知州魏琰所督修。海山楼下百舸云集，地方官也往往在此宴请外商，把酒言欢，饱览“小海”美景。每年端午节，地方军政长官都要登临海山楼，检阅水军，并请大家品尝新荔。自然，“海山晓霁”也成为宋代羊城八景之一。
其实当年广州也隐隐有中轴线的概念。海山楼可以说就是宋代广州中轴线南端的地标。旅客到了海山楼附近下船，即可穿镇安门（1237年改称镇南门）步入子城，沿大路（今北京路）北行不远就到双阙（今北京路与西湖路交汇处附近），过双阙再向北就是官衙所在：广东经略安抚使署和清海军都督府。
和水道相比，宋代广州城中的街道还是比较狭窄。据北京路的考古发现，宋元路面有两层铺砖，非常规整，一层卧砌砖面，一层“人”字形平铺砖面。在宋代路面的垫层中出土大量瓷片，经鉴定，产地涉及河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并有进口玻璃碗残片和宋代铜钱，证明当时的北京路已是海内外贸易货物的集散地。
街边普通民居多为简易竹木构造，“家家以篾为门”，这些房屋间间相连，很容易引发火灾。不少居民还喜欢嚼槟榔，一张嘴就满口腥红。北来人初见难免觉得可怕，见多了就开始调侃：“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当然，这些话只能外来人之间说说。
广州街上还可见众多的外国人。“波斯妇女”特别喜欢在耳朵“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另一些妇人外出都用布蒙住头（碧晴蛮婢头蒙布，丘濬诗），还有一些男蕃客也戴耳环（黑面胡儿耳带环）。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有一些“高鼻深目”的藩人竟精通数种语言，包括官话和本地粤语。原来他们是“土生蕃客”，“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以致除了样貌“衣装与华异”外，他们的饮食和本地土著已经几乎一样。
撰文：新快报记者 邱治
参考资料
孔凡礼：苏轼年谱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李常生：苏轼行踪考
林美燕：宋代广州三城修建研究
徐敏：宋代广州城市景观研究
邢君：宋代广州城市工商格局
袁文春：南粤古驿道上的苏轼行迹及其驿道诗
刘勤：苏轼紫姑书写系年正误
色音：扶乩高手的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