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始终贯穿着文化自觉与创新意识

日前，“往来千载一悲鸿：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展出。展览以徐悲鸿的艺术人生为轴，通过73件代表作品与大量文献，分为“江南徐生：启蒙、求学与艺术蜕变（1895-1925）”“生于忧患:艺术教育与家国情怀（1926-1936）”和“自强不息:民族责任与美育思想(1937-1953)”三个主题板块，深度解码徐悲鸿的艺术和人生。

深入探讨其作品蕴含的

“民族精神”及其与时代变革的共鸣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徐悲鸿以其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厚的爱国情怀，成为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奠基者之一。他的艺术理念、教育贡献，以及对中西艺术融合的探索，都对当时的中国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悲鸿不仅为中国画的改良，中国现代艺术的民族性与本土化，提供了一种基础坚实的风格样式，更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徐悲鸿在美术创造和美术教育事业上付出毕生心力，作出伟大成就，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先贤与楷模。他坚定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的实践，在学习研究西方艺术的同时，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的艺术探索与创造，尤其是他为美术教育事业付出的毕生精力，都使今天的美术事业发展和美术教育事业发展有源可依。“他是一位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光明和进步的艺术家，更是一位以艺术为公器、自觉服务社会和人民的艺术家，一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回望百年来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与历史沧桑，徐悲鸿不愧为伫立于中国文化群峰的一座美术高峰。作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代宗师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创者，他始终怀抱坚定的理想和志向，无畏人生的险阻和境遇的波澜，以敢为人先的勇魄和百折不挠的恒心穿行于美术教育、艺术创作、文化交流与社会活动多个领域，为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立言和发声，成为时代洪流中致力于新文化传布的先锋者和擎旗手；他是创设融兼之法和广纳育贤之士的领军者，更是活用中西之长和致力于复兴民族艺术的践行者。”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表示，广东美术馆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学术视角，策划了此次徐悲鸿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展览对徐悲鸿的艺术语言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探讨了其作品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及其与时代变革的共鸣。

既是对徐悲鸿艺术的深入研究

亦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战略的学术呼应

作为徐悲鸿艺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描不仅是他探索造型和构图的手段，还为后来的油画和国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油画融合了西方写实主义扎实的造型与古典主义的趣味，同时又带有浓厚的东方审美，以精湛的写实技巧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著称。在中国画上，徐悲鸿尝试将西方的写实技巧融入国画，创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具现代感的作品，展现了他对传统笔墨的掌握和对现代审美的融合。徐悲鸿在法国的学习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回国后，他积极参与中国美术教育工作，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美术学院（现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任教，推动了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他提倡“写实主义”教学，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和教育意义，对中国艺术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当下“重访”徐悲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徐悲鸿传达出的艺术情怀是对传统与创新的深刻尊重与融合，他倡导“艺术为人民服务”，强调艺术应反映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本次展览是首次在我国南方地区系统展出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成果，这既是对徐悲鸿艺术的深入研究，亦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战略的学术呼应。”广东省美协副主席、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表示，从对传统笔墨的现代转化到西方写实技法，徐悲鸿的艺术实践始终贯穿着文化自觉与创新意识。这种开放而自信的探索路径，回应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诉求，也为当代人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提供更为开放的国际视野。

96岁雕塑家潘绍棠回忆：

徐悲鸿聘请老师不看学历只看水平

1947年，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徐悲鸿的画册，从此，我就知道了中国有一位大画家叫徐悲鸿，里面有一幅作品是他画的马，所以，我还专门临摹过，并参加了中学举办的学生展览。

有一天，报纸刊登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下称“国立艺专”）的招生广告，我决定去报名考试，那是1947年的暑假。还记得考试的情形，时任国立艺专校长徐悲鸿安排我们考生画一幅石膏像，但在此前我并没有画过石膏像，素描考完以后，就考口试科目，徐悲鸿监考，我说想学油画。徐悲鸿说我的素描分不够，建议我学工艺美术，但我不愿意，他又建议我可以学国画，我也不愿意。我选择了再读一年高中，在这期间，我买了一个石膏像放在宿舍，自己练习素描。

第二年，油画专业竞争依然激烈，朋友建议先考陶瓷系，考上以后再考虑转系，记得当时监考的是吴作人，我那次成绩很高，还获得了奖学金，就这样，我在1948年考上了国立艺专（1950年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

入学之后，我曾作为大学生去拜访过徐悲鸿校长，到他家里，他非常热情，他把自己曾经留学带回来的素描，还有他老师的素描都给我看。徐悲鸿对学生非常关心。

后来解放以后填写干部登记表，里面有特长一栏，徐悲鸿没有写自己是画家，也没有写自己是教育家，他写的是“能识别美术作品之优劣”。所以，他不管是看老师，还是学生，主要是看他们的作品。有些学生入学的作品非常好，他就在画面上写几个字“此乃杰作也”。

另外，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到教室去看我们画素描，非常关心学生，有时候也和我们一起画，徐悲鸿画人物头像的方法，对我们的帮助就非常大。

1952年，我毕业留校，在雕塑系任秘书，会常常参加校务会议，徐悲鸿在会上多次提到，开办美院，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一定要聘请好老师，例如齐白石、吴作人、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都是全国各地的名家代表，他对老师的要求不讲究学历，只要水平够，他就请来做教授。黄永玉也是他请来的，这些老师对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影响都比较大。

徐悲鸿有几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他主张学美术不能年龄太大，所以，他把国立艺专改为初中毕业即可报考，我就是用初中毕业的文凭去报考的；第二，1953年，他首先提出办美院附中，因此，中央美院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中等美术专业学校；第三，任课老师要优秀。再一个，他不安排考色彩，他认为造型艺术的基础就是素描，所以，我两次考试都是考素描不考色彩，哪怕学油画也不考色彩，他认为素描就是工科的数学。他认为传统中国画都是照着临摹，缺少造型基础，因而，他主张多写生。他说中国传统的马都是站着的，而他画的马则是运动的。

可以说，徐悲鸿对学生是很呵护，很关心，也很重视教育的细节。（潘绍棠口述，梁志钦整理）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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