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与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一本书有关。

这本书就是《水浒传》。

熟悉归熟悉，但若要问：《水浒传》究竟是写什么的？它的主题是什么？恐怕在不同读者中，仍然会得到不同的、甚至不确定的答案。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著名已故学者王学泰先生说：“（《水浒传》）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对于文学名著的研究与评价往往是与社会思潮同步的，社会思潮往往要通过对文学名著的批评来表现自己。”近日出版的王学泰先生的《水浒传》研究专著——《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就是王先生对《水浒传》进行的另辟蹊径的解读，对《水浒传》的人物、主题、思想倾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分析，不仅可读性强，同时具有学术开拓性和研究深度。

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水浒传》是什么人的故事？

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确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叶紫作〈丰收〉序》）不能排斥一些读者从艺术趣味和个人性格角度喜欢《水浒传》，《水浒传》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的论断都会有片面性。但我以为鲁迅的意见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鲁迅是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专家，又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那么什么是“水浒气”和“三国气”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见到确切的解释，我以为其所指就是近百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游民气”，但不敢自是，曾写信向现已故去的何满子先生请教，他回信说要比我说的“游民气”的“范围更广一些”，鲁迅是“慨叹构成人民精神奴役的，整个理应过时的旧意识、旧风习、旧文化之存在”。《水浒传》这一类最初形成于游民之手（第一代江湖艺人）的通俗文学作品，是负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的，它与社会上的“游民气”相互作用，波及许多并非游民的人，挑动人性中阴暗的角落，从而鼓动成为一股热潮，散播着与现代文明、法治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点还是许多喜爱和研究《水浒传》的人认识不足的。

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

小题的这句话是套用台湾学者孙述宇先生的，这里不敢掠美。孙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说，《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孙先生认为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入侵，中原混战，军队溃败，社会失控，天下大乱。黄河、淮河流域流窜的武装力量兵匪难分，被视为忠于赵宋的武装力量，所谓的忠义之士——“忠义人”也多是招安或收编之后的称谓。其中一些归附到岳飞的麾下，就成为名噪一时的岳家军。孙氏认为《水浒传》一书可能就是这一类“忠义人”所作，因此书中既有北方忠义人聚寨自保的故事，也有许多情节是影射岳飞忠义为国、最后冤屈而死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这些“忠义人”大多来源于“盗匪”，后来被南宋朝廷开给空头官职都成了“官”和“官军”。后一解散，官匪更加不分。他们的故事具有冒险性、传奇性，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困守于山寨的武装人员，日日处于焦虑之中，也喜欢听这类故事，因此催生了这种“朴刀杆棒”改变个人命运的故事。

孙氏用的“强人”（不是中国近三十年流行的“强人”，而是指强盗）我觉得不够准确，涵盖面太狭。“强人”只是一种职业，毕竟只有少数人跨入这个行当，不能全面地概括《水浒传》的内容，也不足以说明《水浒传》的本质。这里用“江湖人”以替代，因为“江湖人”是一种身份，它包含面要广泛得多。再说如果“强人”沦为说故事者，并以此谋生，那他就不是强人了，而是江湖艺人了，是属于江湖人范畴的。至于《水浒传》写的虽是“强人”（强盗），但这些“强人”很少有职业强盗，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或游民，由于各种原因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经过种种曲折上了梁山，但他们都把梁山泊看作暂时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也就是“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从而发迹变泰。后来招安失败，梁山好汉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或重操旧业，或流落江湖……《水浒传》完整地描绘了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求生存、求发展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由于《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是沉沦社会下层的文士，其中就不免渗透了一些文人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

如说得更确切一些，“水浒”的故事是江湖人说给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听的。

（以上内容有删节。）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近二十年来，许多文史界研究者对《水浒传》的阐释有所突破，从而打破“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等。而王学泰先生则认为，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一面，但“我以为都没有抓住《水浒传》的本质”，因为这些论点大多还是没有从作品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我觉得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说清楚，没有讲透《水浒传》之所以吸引人之处以及《水浒传》正面、负面的社会影响之所在”。

“虽然中国的文艺批评历来比较着眼于政治，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社会作用，但像《水浒传》这样似乎永远被政治化的作品还是不多的。《水浒传》是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要读的，评论它却往往不是读后的感动而是世道人心的需要，这是因为《水浒传》在艺术上的成功和内容的新奇迷倒了无数读者，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倾向和张扬的精神力量可做多种解读，因此引起众多思考者的兴趣。就笔者本人来说，青少年时期也是读《水浒传》入迷的，只是在历经坎坷和饱阅世相之后，才下决心对它进行解析，因此研究《水浒传》绝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基于对当代问题的思考。”

在王先生看来，《水浒传》第一次全面生动地把江湖生活、江湖人的理想与奋斗、江湖人的成功与失败展示出来，给后世的游民、底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边缘人士组织化进程提供了范本。其中的“好汉”“义气”“替天行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逼上梁山”等话语也随着《水浒传》的传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普及到整个社会，直至今天。

书中对《水浒传》在各个时代的解读进行了梳理——

《水浒传》写成于明代中叶早期，当它被作为一部完整的文学巨著刊刻出来的时候，正处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的时期，此时许多学者对《水浒传》是肯定的，说它所表现的梁山好汉“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这是把梁山的英雄看作是实现正义公正的社会良心。托名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也明确指出《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其内容就是表现“水浒忠义”的，把罗贯中、施耐庵看成是宋遗民，他们借写伏身草莽的英雄豪杰事迹表达对异族统治的不满。从艺术上来说李卓吾还把《水浒传》视为天下之至文。倡导性灵和思想解放的公安派袁宏道、竟陵派及张岱都对《水浒传》有极高的评价。

直到明末，因为连年天灾人祸，民变蜂起，大明江山摇摇欲坠，许多底层民众以《水浒传》为造反指南，统治者才意识到《水浒传》流传的威胁。明崇祯十五年（1642）“大张榜示”严禁《水浒传》刊印流行，命令“坊间家藏”《水浒传》之版者“不许隐匿”，都要“速行烧毁”。到了清代，皇权专制加强，统治者实行全面的社会控制，此时的主流舆论对《水浒传》多持否定态度，说它是“诲淫诲盗”之作，是为不逞之徒立传，把《水浒传》视为最败坏人心的作品。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禁止刊刻和出售《水浒传》。

清末西学东渐，有许多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研究者借《水浒传》以比附当时社会的斗争，20世纪初，定一的《小说丛话》中说《水浒传》“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并指出作者： 

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

民族主义、民权、民主都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可是把它们加之于《水浒传》有点拟之不伦，此书中也没有这类价值的存在。

王钟麟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指出《水浒传》是讲平等、均财产的“社会主义小说”。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称赞施耐庵有社会党人的思想，《水浒传》一书的主脑在于表现“官逼民反”。有的甚至用以借喻“实行宪政”或当代革命。鲁迅对这些议论嘲讽道：

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阐释《水浒传》的思想意义则定“农民起义说”为一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这点的背离往往会招致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要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水浒》这部书”又成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工具，这时谁要再赞美《水浒传》又会给他带来无妄之灾。由此可见，对于《水浒传》主题与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与当时的思想运动和主导社会的政治倾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书中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众好汉也有详细的点评——

一百零八将的身份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是写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的。那些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之下，跟着头领们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完全在作者视野之外，但也是被作者忽略不计的。过去的正统人士称这些人为“盗匪”，孙述宇称他们为“强人”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沿袭，最近五六十年的大陆史学家一看到史籍有“盗匪”“盗贼”字样马上便谥之为“农民起义”。这些都是贴标签式的分析方法，不仅无助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也把古代社会简单化了。文学的对象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塑造着鲜活的人物形象。每个生命，也就是说每个鲜活的形象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很难用“盗匪”“盗贼”或“农民造反的英雄”来概括。《水浒传》中描写众多人物的历史，其中大多上了梁山，成为一百零八将中的一员。

过去的批评家关注梁山好汉一些表面的东西，如喜好舞枪弄棒、注重义气、反对官府和地方恶霸、救民水火、替天行道等，其实这些并非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物求生的、渴望发迹的这些内在的、最有生命力的动力被忽略了，从而在批评上表现出泛道德化倾向。

《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或是逃祸，或是为了谋生，或是由于任性而行，或是因为幻想发达而脱离原有的平庸生活，经历了种种曲折最后齐聚梁山。如果从身份说他们大多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游民和社会边缘人。他们是《水浒传》的主角。

梁山泊智囊——游民知识分子

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科举考试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强了这种迫切性，而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发明使得书籍易得，又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使得读书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有些人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行，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我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可能成为江湖艺人，可能成为各种各样的江湖骗子，可能成为豪门贵府的帮闲，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统治阶级对于这一点特别恐惧。

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宗教代表公孙胜都是这类人士。

从军事上来说吴用是对外作战的总指挥，无论是几次出击性质的作战，如打青州、高唐州、大名府、曾头市，还是防御性的战争，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都是吴用出谋划策，从而赢得胜利。扩大梁山实力，招募有影响的人士入伙，也多是吴用一手操作，促成了梁山的兴旺发达。另外梁山组织上的安排、量才任用，使得一百零八将各有职掌，基本上也是吴用用心谋划的结果。看来局面很大，但从思想上来说格局又很小。教过书的吴用（那时儒家经典是必教书）仿佛很少受到儒家的影响，这在古代的读书人中还是不多见的。《水浒传》吴用说得最多的可能就是“看我略施小计”，这种作风也是为文人士大夫所不取的。他的才学谋略也只被视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言），他确实应该属于游民这一阶层，可称为游民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的，也就是说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的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演绎出的故事是该作品主题的载体。因此，对《水浒传》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所做的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

王学泰先生1942 年底生于北京，196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 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他的写作比较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著作主要有：《水浒·江湖》《“水浒”识小录》《中国流民》《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饮食文化史》《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式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采菊东篱下》《坎坷半生唯嗜书》《清词丽句细评量》《中国笑话史》等，还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2018年去世。

《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是王学泰先生的学术论著，作者另辟蹊径，从社会学的视角，运用史学和文学的方法，以“江湖”为切入点，对《水浒传》这部名著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江湖的前世今生、“水浒”故事形成的过程、《水浒传》主要人物点评，尤其是对《水浒传》主题的阐释跳出农民起义的范式，打破前人评价的条框，给出独到的论断。虽是学术著作，但写得情趣盎然，读来引人入胜。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