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光追忆高永坚先生：他改变了我的思维模式和设计理念

■吴卫光，广州美术学院原副院长，珠海科技学院美术设计与建筑学院院长、博士、教授

我在广州美术学院本科毕业后，接着到高永坚先生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和毕业留校后的几年里，我很荣幸能追随在先生身边，深受先生影响。至今，先生清高、豁达、执着的人格魅力，一直激励着我。

1986年年底，先生带着刚入门的我去迎接他的老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郑可先生。作为广州美术学院的院长，当时高先生已年过60，但对他的老师仍然毕恭毕敬，晚餐中不断给郑先生倒茶，无微不至。先生给我上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入门的第一课。

高永坚先生17岁时在广西进入郑可先生的工作室，后辗转广州和香港，做了7年学徒，关系非同一般。两位老人一见面，我立刻就感受到了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用餐期间，两位老人谈了很多，从饮食谈到餐具，从建筑风格谈到室内装饰，从香港谈到内地，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谈到包豪斯，话题始终围绕设计与设计教育。作为后学晚辈，能够一入门便亲耳聆听设计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大师的教诲，实在是我的福气。其中关于设计实践的强调，包豪斯课程体系的引进与中国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建立等话题，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前卫的，而且极具划时代意义。

现在追忆高永坚先生，有很多地方值得再次钩沉。他是国内八所美术学院里，首任非国油版雕专业背景的院长。高永坚先生和他同代人一样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出生于1926年的广州，1940年，高先生被选拔公费进入了桂林甲山德智中学。在桂林，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郑可先生。曾留学法国的郑可先生，一直践行着技术与艺术统一的包豪斯的设计思想，并开始了现代设计与现代设计教育的探索。可以说，高永坚先生就是这个探索所取得的一个成果，他跟随郑可先生学习雕塑，学习设计，全盘接受了郑可先生的现代设计教育的思想理念，包括包豪斯的教学体系。他任广美院长之后，认为工艺美术必须转型，必须向现代设计的方向发展，要两条腿走路，既要发展工艺美术，也要走现代设计的道路，就是走包豪斯那条路。

因此，在专业上，高先生具有发展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前瞻性，在行政上，他具有保障人才培养和教学模式改革的有效性，在广州美术学院传统工艺美术教育向现代设计教育转型中，起到了舵手般的关键作用，为全国设计教育改革作出了示范。也因为这样，才有了广州美术学院后来在设计教育方面的新理念和新成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走在八大美院之前列。

作为导师，高永坚先生胸怀宽广，包容阔达，对研究生的培养，他因材施教，尽可能发挥每个学生的特点和长处，让学生按各自的想法去选择课题和研究课题，从观念上、理论上和实践上引导学生，提升学生的整体能力。因此，他的学生大多都成为了设计界不同领域的佼佼者。

作为艺术家，高永坚先生对陶瓷艺术创作精益求精，具有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的工匠精神。高先生的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晶。对宋官窑的研究，如造型准确度、釉色配方，烧成工艺每一个细节，高永坚先生不仅有详细的数据，还积累了丰富的烧制经验，代表着我国南宋官窑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可以说，高先生的教导，改变了我的思维模式和设计理念。

在高先生故去多年后的今天，再次追忆他，我想，先生为追求更新更高的理念和目标，敢于大胆舍弃自己已取得的成果的精神和勇气，依然值得今天的后辈学习。因为，高永坚先生是一位陶瓷专家，在古陶瓷鉴定，陶艺创作，尤其是宋官窑研究等方面，他的水平都是全国顶尖的，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从美术学院的发展大局着眼，认定工艺美术必须与时代发展同步，必须走现代设计的道路，最终建立了广州美术学院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因此，高永坚先生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共同学习。（吴卫光口述，梁志钦整理）

刘文东追忆刘书民先生：他打开了我领略大山大水的豪迈胸怀

■刘文东，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

又到一年清明节，这时候最让我追忆的是刘书民先生，他既是我的硕导，也是我人生视野的开拓者、引路人。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刘书民先生负责给我们上“城市山水写生”课程，当时我就注意到，虽然是在越秀山写生，但他的画法跟我印象中的岭南画派很不一样。后来得知刘老师早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师从刘文西、何海霞等先生，他将长安画派的一些画风带来了岭南，当时那种侧锋大笔墨、色墨交融的雄浑风格在岭南是极为少见的。刘书民先生作为洛阳人，有着北方汉子（相较于岭南）的豪迈，而且他在西北有过学习生活的经历，更是融入了西风的“烈”；因而，这些特点跟岭南画法中的细腻温润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是有点不太理解，但看着他画画又很让人着迷。

可能也是缘分使然，在一次跟随高研班到太行山下乡写生中，我与刘老师有过更多的接触。他给高研班学生讲中国画写生所需要注意的各种观察与获取的方法以及基础，第一次看刘老师的速写更是让我大开眼界。刘老师的画作在我印象里都有着一种浩然之气，很有北方画派的豪迈，但他画速写却画得很精细，很丰富，这与他日常的形象与画风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他跟我说速写画得如此细腻，就是在研究山体的骨骼结构，分析并归纳对象的脉络规律；写生是一个收集素材并形成自身认知的积累过程，所以一定要以严谨的态度去精细研究、对细节与整体之间进行大胆取舍、概括，只有当自己充分理解了大山的结构进而对山岳的形神有了更深感悟之后，泼墨挥洒才有底气，创作的时候才能胸有成竹。刘老师认为，研究性的速写实际上就是一次对景创作的过程，是不可以马虎的。这一点对我影响至今，我每一次带学生的下乡写生，都以身作则地以速写作为第一门课程，而渐渐所形成的速写风格，也主要是受他的影响。

也许是当时我的表现也给刘老师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回来后便通过其他老师询问我，是否愿意考他的研究生。那是1998年。

第二年，我顺利成为了刘老师的研究生，在对传统的学习上他一如既往地让我研究宋元画作，临摹了董源《夏山图》、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以及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作品。但在引导我写生的学习上却与其他老先生的教法不太一样，他要我对李可染先生的写生进行深入地研究，并似乎有意让我的画面往北派风格靠拢。2000年8月，他带我们研究生一行到西北，兰州、嘉峪关、武威、敦煌、阳关、玉门关、祁连山一路下来让我视野完全打开。他让我现场感受西北山脉以及高原的恢弘气魄，这对于我在广州长大的人来说，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此前对大山观念。在教学过程中刘老师常常让我们练胆量、拓胸襟，还特别提到学习必须“远交近攻”。提醒我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这样才能补足自己在艺术以及眼界上的各种短板。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河南到西北，从西北到广东。他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迪，也为我后来博士阶段研究唐卡埋下了一颗种子。

刘书民老师上课很有趣，他经常给我们讲故事，从故事引入到作品的讲解。而且他对于作品介入商业是持鼓励态度，鼓励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学术展览，一条腿走商业市场。因为画画需要经济支撑，只有解决了日常生活所需，艺术才能走得更远。

刘书民老师的粗中有细、收放结合的治学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他要求我们一旦从事教学工作，就得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以身作则不可马虎，因为教学是传播、传承，讲究的是态度、方法和严谨性；但个人创作则要敢于迈步、敢于试错，必须大胆甩开，敢于否定自己之前的束缚。

可以说，刘书民老师既拓宽了我对北派山水与大西北的视野，打开了我领略大山大水的豪迈胸怀，也改变了我作为教师对艺术创作与教学方法的认知——开放、严谨、包容。

因此，在清明节来临之际，以此再次缅怀刘书民先生。（刘文东口述，梁志钦整理）

吴杨波追忆怀念薛军先生：凡胎与道心

■吴杨波，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

接到编辑约稿的时候，车子正路过雾气缭绕的翠亨村。想起薛军曾经约我来这个背山面海的著名村子，去他的工作室转转。“没事骑个车子在村里转悠，安静，舒服，没人打扰！”这句话犹在耳边，我却一直没有去成——却猛然想起，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位兄弟，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小半年了。在记忆里，薛军的形象依然是那么鲜活，从来就不曾离开过。是的，是该写点什么，送给来世才能再相见的兄弟了。

薛军有着鲁智深的身段，惊人的饭量，时而正经、时而段子翻飞的肥厚嘴唇，还有那岭南闷热天气下经常一圈汗珠的光头。接触多了，发现他能有效地控制两百多斤的身体，绝非易事。多余的脂肪，贪恋碳水美食造成的打呼噜、不爱运动、出虚汗，成为薛军这个肉身凡胎标配的烦恼。然而他的烦恼还不止这些：这些年感情的连连受挫，才是硬核的折磨。待人以诚的薛军在姻缘的因果河中张开双臂，但怀中总是空空如也，只有刺骨的冰冷。听说最后是躺在爱人的怀里走的，也许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宽慰吧。

虽是肉身凡胎，但薛军为人做事却忠厚中正。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本科毕业后，薛军去了长沙某高校的美术系，过了几年快活的日子：黄昏和艺术家朋友们喝酒畅聊，深夜在画室，听着蔡琴《阿姐鼓》缥缈的歌声通宵达旦地画画。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辞去教职，怀着对油画的热爱，南下来到广州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但和那个时代所有中国油画家一样，他遇到了尴尬：学院派日积月累的写实功底，在以现当代艺术为主流的价值体系中难以立足。然而他是那样热爱写实绘画，享受画布上从无到有地创造的快乐，不甘就此投身到观念式的现当代艺术之中。于是他渐渐成为一个落寞者，一个只能在自己的画室里才能找回尊严的不合时宜的画家。因为形象过于显眼，这个时期的他经常出现在同龄朋友们的画中：蹒跚而迷茫，焦虑又犹豫，恰如那个时代青年们内心的共同写照。

在世纪之交，写实油画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观念绘画是西方资本和能源地产行业新贵的玩物，大众只是看个热闹而已；当精致写实的油画能够“甜蜜地欺骗眼睛”时，大多数国人还是很愿意享受这份惬意的。冷军、郭润文、徐芒耀等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在当代艺术的舆论场中无声无息，但民众还是默默用购买和支持投了票。薛军多年的坚持，终于在这个时间段有了成果。但他在追随前几位道路的同时，加入了对视觉文化的新理解，创造了一条“观念图像”的折衷道路。他笔下站在操场上的胖女孩，在阳光下笨拙地行走，无悲无喜。冷峻中透着一丝悲悯，一丝自嘲，一丝解脱，但很快被世俗的漠然冲散。画家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只是觉得很苦恼：虽然自成一格，但却不讨喜，被贴上了“写实油画的追随者”的标签。

后来，薛军的工作单位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调到了广州画院。对于这么一个痴迷画画的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岗位了。但很奇怪，他的新作数量不增反减。我隐约意识到，他遇到瓶颈期了。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和文化思潮的变化，当代艺术不再受欢迎，主题性绘画重新受到推崇。按道理来说，薛军应该这时天天泡在画室里，愉快地塑造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形象。可是接受过当代艺术观念洗礼的薛军发现：他无法绘制没有主观意志投射的图像。为了绘制十九世纪华工在美国修筑铁路的历史题材创作，薛军请了模特，定制了服装和道具，考据了历史，甚至想去现场——只是因为各种条件不允许才作罢。他做了一切的准备，却无法解释：写实绘画，究竟是记录现实，还是再造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画家的自我在哪里安放？没有答案，薛军手中的画笔于是日复一日地艰难起来。

后来听说他去中国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又延毕了。我们见面次数少了，但每次通电话总是说得很多。他说想从国美的“具象表现主义”中寻找突破口，重新找回绘画的意义。但“具表”的背后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这可是被称为20世纪最艰涩的哲学。一位画家，在哲学的泥泞里艰难跋涉，其艰辛可想而知。等到毕业论文顺利答辩通过的时候，噩耗传来，他已经灯枯油尽，倒在求“道”的路上。

每每想起薛军，总是想起一起吃番禺猪杂粥、荔枝木烧鹅和炒粉的场景，席间那位高谈阔论、满脸油光的老友。但回想他几十年来的艺术与学术道路，却是一个求道者的心迹。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油画家，其实都是在西学、传统、现代、古典的夹缝中谋求一条自己的道路。然而走通的有几人？薛军释然了，而还在世的我辈，在清明时为他献朵花，然后继续前行。

王艾追忆林丰俗先生：他的人格感染力是对后辈最大的精神激励

■王艾，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画学院中国绘画研究中心主任

每逢春夏交替之际，总会让我想起林丰俗先生。不仅仅是清明时节的原因，更是因为在八年前的这个雨水纷纷的季节，林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时我适逢博士毕业，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参与编辑林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本作品集。在五月初画册终于完稿，随即送去让卧病在床的老先生过目，书稿看罢，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却是“博士毕业了吗？”实际上当时我还没参与答辩，但看着林老师关切的眼光，我只能说：“论文写完了，请老师放心。”一周后先生溘然仙逝。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林丰俗老师依然在关心我们这些后辈，这种传统师道的精神与传统长者的品德，使我至今难忘。

回想起最初认识林丰俗先生的时候，他退休隐居在市郊的心远草堂。对于潮汕出身的美术青年而言，林丰俗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尤其于我这样从事中国画工作的晚进后学，更是自小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第一次见到林丰俗老师，他亲切而朴实，一如我们每一个厝边巷口的潮汕长辈，毫无半点架子。林老师和他的夫人李燕冰女士，对于每一个上门拜访的年轻人都热情有加，不只是艺术上的指点与交流，包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亦是关怀备至。

林丰俗老师爱读书，来往几次之后我们逐渐成为了书友。他通过我了解学界对于中国画有哪些新的论著，尤其是对于海外史学家对中国画的一系列论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陆续为林老师带去了高居翰、柯律格、乔迅、巫鸿、石守谦等各家著作，他读得很快，又很认真。有段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拜访林老师两三次，他读书的进度往往比我还快，讨论时我已经跟不上，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督促了我读书。他对石守谦《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一书兴趣颇大，和我有过几次关于“桃花源”意象的探讨，并笑言以后可以就此概念再作新画。天不假年，最后竟未能得见林老师为我们展开他心中的桃花源。林老师后来赠我一幅《粤西山居》，画中郁郁苍苍满眼绿意，是他早年在怀集所居之地。林老师说他成家、生子皆在此地，题跋中最后一句曰：“作吾心中之桃花源解之可也”。也算某种意义上补了遗憾。

林老师关爱身边朋友后辈，甚于关心自己。有段时间我刚入职美院，又同时读博，压力甚大，身体不是很好经常生病。林老师隔三差五就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好吗？”我总不胜惶恐而感激地说：“该我们年轻人关心您老人家才对。”对于一个离开家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长辈的关心所带来的精神支撑莫大于此。我在林老师家聊天往往忘了时间流逝，经常被他二老留下来吃完饭。吃饭时林老师夹着虾说：“这个虾头嘌呤高，你尿酸高不要吃。”但是又嘿嘿一笑：“哎呀，虽然知道不健康，但是咱们穷人出身的，就觉得这个虾头最香。”临走时，林老师夫妇两人必定送我到门口大路边，目送我走到远方拐弯看不见人了才回屋。很多去林老师家拜访的朋友都提到林老师这一点，是典型的老一辈礼仪做派。

尽管林丰俗其人其艺，在艺术界乃至于美术史上有着特别大的影响力，甚至近几年来，关于林丰俗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学界关切的热点。但是就我和林老师长久接触得来的感受，他给予我们最大的感悟，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是一个凡人。对比起他的师长、他的同辈，林丰俗并不是一个“天才”类型的画家。我关注他的早期作品，在同类人中亦不属于特别拔尖和早慧的类型。但是在纷繁而动荡的20世纪，林丰俗的求学、修炼、自省的过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像你我一样平凡的人如何逐渐在苦难中成长，如何把握时代风气的转向，如何守住自己内心的一方净土，如何以退为进，最终达到一种特别超凡脱俗又俯拾皆是的平淡境界。这种人格的感染力与纯粹性，是对我们后辈最大的精神激励，也值得我们为此坚守。看啊，林老师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人，他最后能修炼成这样的状态，而我们又还有什么理由对自己说不呢？

值此清明之际，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仿佛林老师清癯而亲切的笑容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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