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物馆策展人刘冬媚：

“葡萄美酒夜光杯”是唐代诗人王翰的诗句，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遗存就位于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一个新石器时代村庄，王翰的诗句正道出了早在唐朝时期，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之频繁。“群星点亮的夜空——波斯文化艺术瑰宝展”日前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全面呈现了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化艺术交流，广东省博物馆藏品管理部、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刘冬媚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专访表示，广州在唐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东方大港，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华贸易的第一个口岸。

伊尔汗时期伊朗艺术受中国元素影响

收藏周刊：能否概括地分享一下，通过“群星点亮的夜空——波斯文化艺术瑰宝展”，波斯的艺术具有怎样的特点？

刘冬媚：伊朗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她位于东西方文明交会的十字路口，从亚述的铁器到希腊的神话神像，从印度的肉红玉髓到中国的陶瓷，从欧亚草原的格里芬到阿拉伯的抽象艺术，无不汇聚于此，融合于此，蜕变于此，又向四方传播而去。她宛如璀璨的星空，闪烁着历史的文明之光。伊朗的艺术文化以雅利安——琐罗亚斯德教文明为根基，广纳各家之长，留下了厚重而多元的物质文化遗产。

收藏周刊：从本次展览看出，中国古代与波斯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在您看来，尤为有趣的地方有哪些？

刘冬媚：挺多这样的例子，伊尔汗国时期四边形金色锡釉砖，在当时使用时四周应有装饰框。苏莱曼王座瓷砖先用印模压制成像，再上釉着彩，图案呈浮雕状，釉彩用青金色，龙凤是常见的图像。这一块砖虽然出土地点不明，但根据其风格可确定来自苏莱曼王座地区。该瓷砖为釉上彩，底色为白色，主色为金色，青金色为辅色，中央描绘了一只拥有五只尾羽振翅欲飞的中国凤凰，画面四周是中国的云纹和波浪纹，可见伊尔汗时期中国元素对伊朗艺术的影响。从现藏德黑兰大学穆卡达姆博物馆的“方形凤凰云纹釉砖”看出，它的载体是釉砖，是西域风格；而其纹饰是中国风格，体现了双方的交流与互动。

收藏周刊：在展厅中，我们看到“苏丹阿巴德陶瓷上的图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常常模仿其样式”的描述，能否进一步介绍，他们主要受到了哪些中国艺术的影响呢？

刘冬媚：苏丹阿巴德（Sultanabad）风格在伊尔汗国时期非常盛行，同时，如俄罗斯的阿扎克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在生产这种风格的陶瓷器物。苏丹阿巴德器皿在13世纪和14世纪作为一种风格达到顶峰。在这种风格中，采用了各种装饰技术，以灰色和黑色等突出的颜色为特色。其纹饰题材大多有中国特色的花鸟纹、云纹、波浪纹等。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版

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织物印花工具

收藏周刊：还有一个，“织品上印染图案的技术自伊尔汗国时代（1256-1336年）出现在伊朗，可能源自中国。”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呢？

刘冬媚：目前没有有力的证据说明印染起源于某个国家，大部分学者认为各地有独有的工艺起源和发展。单论印花织物的出现时间的话，印度、中国、埃及等地相对较早。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印花凸版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织物印花工具；印度的说法是那一时期当地用的是木板印花，年代久远等原因，没有发现有实物出土证据。

收藏周刊：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不单是波斯学习中国，中国也有艺术品受波斯影响的，比如青花瓷，除了这一点，是否还有其他的中国艺术品是明显受波斯影响的？

刘冬媚：中国史书关于伊朗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即指帕提亚王朝。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也派许多副使去往西域各国，其中就有一位到达了安息，说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安息就互通友好。

安息国也派遣了使者与汉使共同返归我国，并献上了奇珍异兽。类似的记载在《汉书·西域传》中也可见。除此之外，安息使臣亦多次来华进献了狮子、“安息雀”（或称“条支大鸟”，即鸵鸟）、“桃拔”（或称“符拔”，应为一种羚鸟）、“封牛”（应指单峰的骆驼、羊）等动物。

早在文字记录以前，生活在伊朗高原地区的人们与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人们就有往来。史前时期，不论是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大麦的东传，还是中国本土种植作物水稻、小米的西传，以及黄牛、绵羊、山羊、狗、猪等也都是在亚洲东、西部分别驯化后互传。

葡萄酒是古代波斯地区先民的发明，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葡萄酒遗存就位于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一个新石器时代村庄，距今约七千年。葡萄酒经西域一路东传，在中国落地生根，方有“葡萄美酒夜光杯”（唐代诗人王翰诗句）这样的名句传颂至今，并成为盛唐的诗意生活缩影。

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中国与其往来更加频密。从萨珊时期开始，中国史书上称伊朗为“波斯”，并一直延续，波斯各类物产丰富，双方贸易往来的品类亦繁多。目前中国考古出土了大量萨珊时期的文物，诸如货币、金银器、玻璃器、纺织品等，不胜枚举。这些工艺品对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波斯人的服饰也影响西域部族的服饰，进而在唐人穿着中也有所体现。唐三彩直观描绘了很多塞族人（活跃于西域、中亚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的形象，他们头戴毡帽，身穿右开襟的翻领长袍或圆领窄袖衫，足蹬高筒尖头靴。

孔雀蓝釉也是波斯独特的制釉技术，在蓝釉产品，这类烧釉技术影响了后来珐华器（我国山西省地方传统工艺美术品，是在琉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蓝、绿、黄等多种釉色的流行与孔雀蓝釉基调的低温彩釉陶瓷器）瓷器的产生。

广州在唐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港和东方大港

收藏周刊：这次展览还特别展出了有波斯文化特点的广彩，从目前看，当年广东地区的艺术与波斯方面的交流如何？广彩体现出来的对外交流是否比国内其他地方的艺术门类要更显著？

刘冬媚：关于中国与波斯之间的海上交通，贞元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有详细记录，名曰“广州通海夷道”。原书久佚，但《新唐书·地理志》抄录了该书。广州在唐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东方大港，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华贸易的第一个口岸。据考证，从唐开元时期（713-741年）开始，来往广州港贸易的外国客商每年达80多万人次，其中又以阿拉伯商人（彼时波斯已进入阿拉伯帝国时代）居多。

藩坊是唐宋时代供外国商人聚居的场所。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因商贸活动频繁，均有设置。来广的外国商人需要等待顺风顺水的时机回航，故会在广州居留。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

采写：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乔柯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