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阅读史》，石珠林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作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梁启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阅读者与思想探索者。本周正值“世界阅读日”期间，我们就为读者推荐一本系统梳理梁启超先生阅读史的著作。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这位被誉为“近代最会写文章的人”，其背后是浩瀚书海的滋养与思想历程的打磨。且看作者石珠林是如何在绪论中作简要阐明——
纵观梁氏的一生 ，无论是其日后追述的“ 自证”，还是亲友的“追忆”，其幼年时期经受的家庭教育都是不可忽视的。
梁氏早期读书生活主要是在传统儒家教育环境中进行的，传统家庭教育是其主要内容，以傅斯年的观察，只能“谓之家学”。早年的生活背景和教育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不能说没有影响。虽然他自称“新民子”，但在“老童年”时期接受的仍然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这是他不可磨灭的思想“背影”。《瀛环志略》等书成为梁启超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影响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差异的理解。乃师康有为的“长兴学说”对梁启超学术体系形成及其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接受这一学说的基础上，梁氏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
戊戌东渡，通过“和文汉读”获得的新知识使他能够绕过语言障碍，间接接触到西方的哲学、文学、政治以及经济理论。在日本期间阅读的日文书刊，使他不仅了解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还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有了深刻的认识。受相关观念及文章风格的启发，他创造并运用“新文体”来传播他的思想，这种文体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和西方的逻辑思维，兼具“启人恩”与“增人感”的效用，使梁启超的文章既有文学韵味，又具有逻辑性和说服力。
梁启超对佛教的兴趣，特别是他对佛教哲学的深入研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详细追溯梁启超接触和研究佛学的历史，从他早年的佛学启蒙，到后来的深入研究， 始以“发现”，继而“发明”，梁启超将佛学融入自己的学术体系之中，将佛学与经世致用、格义和养心相结合。这些不仅反映了梁启超对佛学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他试图将佛学应用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努力。
我们从上述阐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梁启超先生阅读的“来路”和发展：如果说幼年所受的传统教育是他一生阅读的底色，那么，青年时期走向世界后更广泛的阅读则帮助他成为一个兼具中西方思维的人，从“跟着读”到自觉阅读，梁启超的眼界逐渐打开，并展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与跨界能力。
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学术已经处于转型的浪潮之中 ，由传统之“通人”走向现代之“专门家”是大势所趋。而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仍然选择了成为“通人”的道路。“我生大不幸，弱冠窃时名。诸学涉其樊，至竟无一成。”不过是梁启超先生的自谦。
我们来具体看看梁启超先生早年的阅读种子是如何被种下的——
梁启超最初的读书活动是在祖父的指导下进行的。任公四五岁的时候，祖父就以 《四子书》 《诗经》 等教育之。因为地近崖门（即庄山），他也经常用南宋 “故事”教育幼孙，为的是用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为幼童树立榜样。镜泉先生没有用传统蒙学读物“三千百”（即《三字经》《千字 文》《百家姓》）来教育幼童，而是选择了似乎有一定难度的《四子书》和《诗经》，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些亦是他曾经读过且较容易获得的读物，另一方面，也饱含着对幼童科举功名方面的殷切希望。
镜泉先生除了用传统儒家经典教育幼童外，还十分注重身教言传，充分利用户外教育和情境教育的方法 ，如利用上元佳节逛庙会的机会，对儿孙进行户外教育。又如，利用乡间庙宇里的忠孝节义故事画像教育子孙。高祖毅轩公的坟茔在崖门，每年镜泉先生都会偕子孙乘舟前往拜祭，而这，无疑又在潜移默化之中，给孙辈们提供了良好的情感教育。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言，家庭教育所教授的，以及他所阅读的儒家义理之类的书 ，并未能解决他心中的疑问 。这也就激发了他的求知欲，期待着“知识更新”，以探索更大的世界。正如鲁迅在《青年必读书》 中曾说过的那样：“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 ；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梁启超所处的时代背景 ，正由“ 一家一国”而臻“天下”，“世界”取代了“中国”（中央之国）。当传统的经验不能够解决本土在外来冲击下产生的新问题，“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便成了智识之士们借以宣传新事、启发民众的重要手段。似乎可以预见，后来的梁启超，正是“盗火”者中的一位。
祖父镜泉先生之外，任公的父母亦在读书教育方面对其影响颇深。父亲梁宝瑛经历了多次的科场顿挫之后，在任公八岁的时候，遂设教于乡。也许正是察觉到父亲和自己都未曾在举业上有所成就 ，故而对长子启超寄予了更多的厚望，进而将这种期待外化为对梁启超严格甚至近乎严苛的监督。 在梁启超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慈而严的人，在“督课”之外还要使之“劳作”，一旦梁启超言语举动稍不谨慎 ，辄严厉呵斥。
母亲在梁启超的识字和教育方面亦有影响。梁启超小时候，并不像后来那样有专门的供孩童就学的学校，他最初识字，就是母亲一笔一画教他的。在人格教育方面，同父亲一 样，母亲对他也十分严厉。梁启超六岁时，曾因说谎受到母亲的严厉批评，使得他终身难忘。如此，可以说梁启超幼年时所受之家庭教育，与同时代的其他读书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这些教育大抵以儒家的“修身”为根基，而现实指向除“修身”外，便是科举取士。
1884年，虚岁12 岁的梁启超再次前往广州应考府试 ， 途中于广州坊间购得张南皮（即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归而读之，大感震惊，表示：“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 中，梁氏将二书归人“门径书” 一类，并将其收人《中西学门径书七种》 之中。二书均成书于张氏担任四川学政任内，与其“为国抡才”的初衷有着紧密联系。
如果说 《輶轩语》 为门径书 ，回答的是“怎样读”的问题；那么，《书目答问》 则是对择书的指导，即“读什么”的问题；倘若将张氏的《劝学篇》 一并纳入考察，则又在官方话语的引导下解答了“为什么读”的问题。纵观梁启超一生的读书、学习与写作，不难看出张之洞《輶轩语》及《书目答问》二书的影响，张氏《书目答问》中所提倡的治学方法，也潜在影响着梁启超后来的治史论学以及学术坚守。
当然，科举应试之外，这一时期他也读了一些其他的书。祖父和他的父母还时常用唐人的诗句来教授他。
从以上摘录看出，梁启超幼年时所受到的家庭教育，与同时代的其他读书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可能正是他对读书主动的选择和思考。
始以“发现”，继而“发明”
“梁启超的阅读不是简单接受，而是批判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最终实现知识的本土重构。”石珠林说。他强调，这种融合中西、打破学科边界的阅读能力，是梁启超成为启蒙思想家的核心素质。
石珠林是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研究。《梁启超的阅读史》是其广泛深入阅读梁氏著作后的力作。但此书并不着力于面面俱到地梳理梁启超一生的阅读史，而是以局部时间段的“阅读史”为“方法”、为线索，加之以类型的研究，探究“阅读”与其知识结构、思想资源的一二侧面。通过“阅读史”来探究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在第四章《文开风气垂学史》中探究阅读对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以及他为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而创造的“新文体”——
从18岁落第回归途中购买《灜环志略》，见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若干种西书，到拜师康有为广泛涉猎东、西新学，购买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图书，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广阔的知识图景在梁启超的眼前徐徐展开。正如梁氏后来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五十年分为三期 ，第一阶段是知道“器物”上的不足，大致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而后有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展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是感觉到“制度”上的不足，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沉痛打击，而后有维新派的变法维新运动；第三阶段便是从文化上感觉到根本的不足，大致从民国六、七年（1917、1918）开始，而后逐渐有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与此同时，从《时务报》 时期宣传时务的“时务文章”到《新民丛报》时期的“新民体”，举凡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知识”被绍介到国内，与之相关的“豪杰”“伟人”都成为梁启超为之倾倒的对象。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撰写了比较集中阐述“新民”思想的《新民说》以及大量的“新体传记”。在青少年时期的传统经典阅读给他打下了做学问和写文章的根基与底色，他所创造的“新文体”也是以传统古文为底色，又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更新。这种“新文体”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和西方的逻辑思维，兼具“启人恩”与“增人感”的效用，使梁启超的文章既有文学韵味，又具有逻辑性和说服力。
想要宣传新“知识”，便不得不考虑文章的可读性，即在情感上必须能够动人甚至具有“煽动力”。这时候梁启超的古文功底就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古文的音乐性加上日本文体的复沓，长排句加以四六文的一咏三叹，使得文气十足，飞流直下，一气呵成。如此一来，“新文体”有“古韵”又添“新风”，既融合了古典知识，又有欧西新学，在时代的浪潮中如鱼得水，应者云集。
……
在这一时期的行文论说中，他亦经常引证自然科学的知识来加强说理，以论证自己观点的科学性。《变法通议·自序》开头就以自然界的发展变迁引论，进而得出“无事不变”的观点，但在文章的最后仍然使用传统经典《易》中的“通变”之说收束全文。又如1898年的《说动》等文，借助自然科学的现象来引论观点。变法维新期间《时务报》所载论说文章既有“征古”的掣肘，亦有“西人言曰”或“西谚云”的旁征博引，显示出“古今中西中间”的特征。在翻译上，他主张以多翻译“西书”为主，在门类上则主张先虚后实，先“无形”后“有形”。归根结底，是对现实情境的急切变革愿望，期望通过技术的引进与革新，来促进社会进步、民众觉醒以及国家富强。
后来，当更严谨的“逻辑文”出现以及白话文章的进一步发展， “新文体”才逐渐成为过去式。梁启超自己后来也转而用白话文“演讲”述学，再次显示了他与时俱进的治学风格。
“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藏书室”
凡读书者必视其藏书的珍宝。最后，我们摘录书中一段梁启超先生藏书的文字——
你别把私事和国际事务混为一淡。除了家庭以外，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藏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所以呢，我必须确保那些书随时可以使用。……为了使用这些书，我不得不搬到藏书室附近住。
书籍“是学问主要的资料”，这大概是兼作家与学者于一身之梁氏的经验之谈。逝世之后，报纸上的报道和纪念文章，对于梁氏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便是“藏书甚富”。遵照梁氏生前的遗愿，子女们将他的藏书尽数捐赠北平图书馆。这批藏书于1930年3月17日由天津运抵北平，经清点，全部藏书刻本、钞本共三千四百七十种，四万一千八百一十九册。除此之外，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信札不可胜数。1931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又特辟“梁启超纪念室”。1933年，梁启超生前好友、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欲永其传也”，于是安排馆员编纂了《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
书斋和典藏可谓是作家和学者的“知识仓库”，是深入了解他们知识结构、学问根基与创作生成的重要源泉。对于梁启超，我们怎样理解罗伯特·魏曼所说的“撰写历史”“创造历史”以及“被历史所创造”？“学也者，非可以向壁而造，捕风而谭也，则必读书，……则必多读书”“苟能多读，自能属文”。梁氏读了哪些书？如何读的？这些书怎样影响着他的思想以及“文学”观念，又变革着他的文体？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从《梁启超的阅读史》开始。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