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和电子设备高度普及化的今天，纸张这种承载和传递信息与文明的载体，似乎将迎来它的没落时代。只要看看身边，已经没有多少人看纸质书了。

但你是否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小时候学过的——纸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伟大贡献。

文明由此被记录、传播。很难想象没有纸，人类会暂停在哪个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化、无纸化其实很难真正地取代纸。

因为它和我们的情感相连接。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就是一本会让你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书，会让你唏嘘，也会让你感叹，会让你不自觉地回想纸张的褶皱、厚度、重量等物理上的实际感受，再次思考“纸”这种日常之物对自身的意义。

本书将带你探寻与“纸”有关的方方面面，讲述纸张这种在两千年前发明的简单之物，如何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纸张从诞生到传播至全球的发展历程。

看似学术味浓厚的源流、技术史、用途与美学等内容，在作者笔下，会让我们看到纸的发展历程比想象中更有趣。

每张纸都有它独有的命运

作者的写法非常有趣，每一章都从一个历史故事入手。例如，中国最早对“纸”的文字记载实际上夹杂在一出西汉的“宫斗剧”中；古时的纸相当金贵，唐代的抄经生如果盗纸，可能会遭牢狱之灾，甚至他们的亲人会被连坐惩罚；纸张的颜色也有讲究，平头百姓只能用白纸，青纸和黄纸都是皇家专属；丝绸之路还有个别名叫“纸张之路”，造纸术是通过战俘阴差阳错地传到欧洲的；日本的纸祖其实是一位住在山涧中的女神……

我们随便摘录两段：

1

后三日，（田）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籍）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汉书》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一名男婴在西汉成帝刘骜的后宫中呱呱坠地，他的母亲中宫史曹宫虽籍籍无名，却是西汉宠冠后宫、艳名远播的孝成皇后赵飞燕身边的女官。在成帝即位以来整整20年的时间里，不仅盛宠不衰的飞燕、合德姐妹未能孕育子嗣，就连后宫中的其他佳丽也接连流产。当朝天子膝下无子的窘境一直困扰着朝野。因此，曹宫诞下的这名男婴，纵使身份卑微，却是彼时大汉天子的唯一子嗣。

不难想见赵飞燕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嫉恨与震怒。在赵合德的怂恿下，孩子刚出生不久，汉成帝便密令内廷宦官田客传诏掖庭狱丞籍武，将曹宫母子缉拿关押：“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谁儿也！”不出半月，宦官又将一个小绿箧秘密交予狱丞籍武，打开后，里面是一个很薄的小纸包，其中装着两枚药丸，纸上写道：“告伟能（即曹宫）：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女自知之！”曹宫读罢，含恨控诉说：“赵氏姐妹果然意欲掌控天下啊！”之后，便在暴室狱中服毒而亡。

这就是史书中最早以纸作为书写材料的文献记载。纸上只有很短的一句话：告诉曹宫，乖乖把毒药喝了，不要再入宫来，你好自为之！

这段史料出自官方正史《汉书》，据东汉应劭注释，所谓“赫蹏”，就是“薄小纸”。三国时期的孟康也持同样观点，认为“蹏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也就是说，装在绿匣子中的“赫蹏书”，应该是一种染成红色的轻薄小纸片。

这段宫闱秘案，在史学家看来未必真有其事，因为这段供词实则出自权臣大司马王莽掌权之后，是为推翻当时已身为皇太后的赵飞燕和外戚集团而网罗的罪证之一。但这一指控却结结实实地为赵飞燕扣上了“嫉妒专上”“亲灭继嗣”的罪名，从此，阴狠毒辣、权欲熏心的负面形象就烙印在了赵飞燕身上，而且还在后世《西京杂记》《飞燕外传》《东汉演义》等传奇小说的演绎下愈抹愈黑。最终，当初这对“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娱汉王”的赵氏姐妹被王莽集团一贬再贬，背着“汉嗣中绝”的骂名，落得和曹宫一样被逼自杀的下场。

无论案情本身是否属实，正史中似乎已有迹象表明，成帝宫廷中已开始使用纸张作为书写载体。这一记载比东汉元兴元年（105年）蔡伦发明“蔡侯纸”，早了117年。

2

北宋末年，清明时节，都城汴京。东角子门内，街市上车马如梭，商贩密集，行人熙攘。经过药香阵阵的“赵太丞家”药铺继续前行，一路避让着走街串巷的货郎和担夫，就到了“孙家店”“王员外家”等大酒楼、大客栈鳞次栉比的繁华路口。

人头攒动的十字街头，一位身穿长衫，作士人打扮的男子，正带着一名小童，自北向南漫步而来。他一手曳着下摆，一手拿着团扇，施施然漫步在初春汴京的闹市上——这幅画面出自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画中展现了汴京城内外繁华似锦的市井生活，其中描绘的人物足有817人，上到绅士、官吏、贵族妇女，下到贩夫、走卒、说书艺人、算命先生、行脚僧人，甚至醉汉、乞丐，可谓形形色色，摩肩接踵。画中的这位男子目不斜视，步履从容，却手持扇子遮住面庞，其姿态显然并非在扇风纳凉，却又为何要做出一副“遮遮掩掩”的样子呢？

扇子出现的年代非常之早，最初是以树叶、羽毛、丝、绫、绢等材料制作扇面，纸张普及之后，纸扇也成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用具之一。不过扇子的称谓古今不一，起初并不叫“团扇”“纸扇”，而是称为“便面”。至于为何穿行闹市时要以扇蔽面，则要追溯到西汉时编定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记·内则》列举过一系列儒家礼教的行为规范，如“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等，用以规范人们的日常举止。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女性外出时必须遮挡面部，夜间出行要携带烛火，黑灯瞎火的就不要出门。后人在解释这段文字时，认为所谓“拥蔽其面”与后世使用“便面”遮蔽面庞相同，也就是《清明上河图》中这位持扇男子的姿态。

在汉代，以扇蔽面的礼仪并不仅限于女子，而是一种跨越性别、凸显身份的标志，且越是地位高贵的人，越需要遵守这项礼仪，以凸显士庶高低的不同。许多留存至今的汉画像石上，还保留着当年“车马出行”和“燕居宴饮”的场面，稳坐中位的主人或自己手持便面，或有手持便面的仆人侍立两侧，显示出与画面中其他人物截然不同的身份地位。就连汉代神话体系中最尊贵的女娲和西王母形象，往往也能在画面中独享“便面”之礼，以凸显其在神仙世界中的尊贵。《汉书·张敞传》为了描写张敞不拘小节，轻视儒家礼仪，特地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在闺房之中为妻子“画眉”，后来“张敞画眉”还成了一个成语，专门用于形容夫妻恩爱；其二就是散朝回家后，在路上让御吏赶着马车狂奔，自己不仅不遵守端坐车中、遮挡面庞的礼仪，反而大大咧咧地用扇子拍马，做出种种放肆失礼之举。

《清明上河图》中缓步而行、手持团扇的“便面男子”还延续着这种传统礼仪，可见“拥蔽其面”的规矩时隔千年仍经久不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画家张择端的精心安排，通过团扇这个小小的道具，男子的身份与周围推着独轮车的杂役、头顶货物的行人区分开来，从而使画面达到既丰富又多元的效果。从实用功能来讲，闹市上人马纷乱，车马所过之处必会尘土飞扬，用扇子遮挡一下，亦能起到遮尘蔽日、扇风纳凉之效。难怪《清明上河图》中伫立听书的老者、头戴官帽的士宦，也都扇不离手，可见扇子在当时确实称得上一种“居家旅行必备良品”。

纸的背后，竟藏着那么多扑朔迷离的故事！

这些故事的加入，使得本书不只是讲“纸”，更讲述了纸背后的鲜活人生，从“纸”的角度反观人类的社会与历史。它是读书人的青云梯，帝王的身份符码，抄经生的生计工具，风流人物的精神载体，往生极乐世界的“入场券”、功德的充值卡、也是符号点金术的明证。书中讲述的每张纸都有它独有的命运，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结构、经济、文化的状态，我们将由此回顾纸张所代表的人类智慧在过往历史的成长与蜕变。

黄沙之下、古墓之中出土的“小纸片”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纸张起源、发明的历史以及纸张替代缣帛和竹木简，成为通用书写载体的演进过程；第二部分介绍纸张对日常生活、宗教信仰、文化教育和经济贸易的深刻影响；第三部分介绍纸张和造纸术向东、西方传播的历史过程。

作者赵洪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现就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从事古籍保护、历史及文献学研究。专业素养与大众写作者的嗅觉，使本书文笔晓畅、好读易懂，并且毫不稀释信息量，写必有据，史料详实，严谨地呈现纸史研究领域的各种争议，不仅适合大众读者，同样适合专业研究者。

书中非常精彩的内容，是作者用细致入微的白描手法，掀开了斯文・赫定、贝格曼、黄文弼等人在大漠探险的真实场景面纱，把西域考古的生动细节和严谨的史料记载一同展现给读者，让人感受到荒野上的大师的精神光辉。

我们从第一部分摘录一段内容：

1933年，日军攻破山海关，北平全城戒严，形势危如累卵。在当年的一次外交集会上，长袖善舞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年）结识了时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刘崇杰，建议修建一条从西安到新疆的公路（即后来的兰新铁路），宣称自己可以组建一个公路考察团做前期勘测。在当时紧张的战争局势下，国民政府有意经略新疆，居然同意了这一计划，委任斯文·赫定以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的身份再次进入西北。年近古稀的斯文·赫定欣喜若狂，打算借公路勘探的名义再探罗布泊。有了马克·奥里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年）、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等人盗取文物的前车之鉴，国民政府对这些素来肆无忌惮的外国探险家显然也有提防。考察团即将出发时，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过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1893—1966年）“从天而降”，名义上同行去视察新疆学校，实则被国民政府派来密切监视斯文·赫定。

于是，这对奇怪的组合，就这样一路各怀心思、磕磕绊绊地深入了西北大漠。但这次“勘探”的成果却委实震动了当时的考古学界。据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的记载，他们在罗布泊北岸一处名为“土垠”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方10cm×4cm的纸张残片。纸上没有文字，“麻质，白色，作方块薄片，四周不完整”。据黄文弼观察，这张纸“质甚粗糙，不匀净，纸面尚存麻筋，盖为初造时所作，故不精细也”。与这张纸同时出土的还有70余枚汉简，其中纪年最早的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最晚的也在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2—前7年）。因此，将这张古纸判断为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遗物，应当是没有疑议的。

令人痛惜的是，这张珍贵的“罗布淖尔纸”在1937年的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其是否能够符合现代对纸的定义，我们再也无法知晓。但斯文·赫定与黄文弼的这一发现，却宛若撬动了冰山的一角。自此之后，数以万计的古纸样品接连出土，一次又一次地革新着学术界的认知。其中可以判定为西汉古纸的发现，就有五六次之多。

进入和平年代之后，田野考古逐渐从“与帝国列强周旋抗争”的诡异气氛中走了出来，以配合基础建设和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考古挖掘日益成为主流。1957年，人们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镇砖瓦厂的施工工地上意外发现了一处墓葬遗迹。尽管推土机在挖土时破坏了原有的墓葬形制，导致断代问题在之后的“大辩论”中饱受质疑，但这一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组合，如铜剑、陶钫、陶罐、铁灯、半两钱等物是西汉墓中常常相伴而出的葬器，再加之对地层关系、出土文物位置和文物鉴定结果的综合考量，可判断这一墓葬当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令人惊喜的是，墓葬中还出土了88片大小不等的纸张残片，层层叠起，被压在三面三弦钮铜镜的下方。虽然没有字迹，但纸张附着在铜镜和几片布片上，纸上还留有布片的纹样。不难想见，这些纸原本是用于包裹或衬垫铜镜的。

这些毫不起眼的残片被鉴定为当时世界上所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土的“蔡伦前纸”，人们欣喜地称其为“灞桥纸”，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59年，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刚刚建成，灞桥纸被定为一级文物调到首都参加展览，中外媒体纷纷予以报道。

作者娓娓道来罗布淖尔纸、灞桥纸、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放马滩纸、悬泉置纸……正是这些从黄沙之下、古墓之中出土的“小纸片”，将我国造纸术的发明时间，从“蔡侯纸”问世的公元105年直接向前推进了约200年。

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书中还配有114幅珍贵图片，涵盖纸张的各种形态，书、信、经籍、纸衣、纸棺等，则让我们可以通过视觉的方式对纸的故事有更立体的感知。

例如书中提到我们所熟悉的一种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会用到的纸制品，即“名片”的演变，它在古代被称为“名刺”“名谒”“名纸”“门状”“名帖”“拜帖”等。

与书籍、信件一样，名刺也经历了一个以纸代简的过程。最初的名刺是书写在简牍上的，据《后汉书·文苑传》记载，汉末大才子祢衡在落魄无闻时，来到权贵聚集的颍川，想要求得贤达之士的赏识，于是便暗中把自己的名刺藏在怀里，以便需要时呈送给权贵人物。可高门大户哪是那么容易进的？很长一段时间过去，祢衡一直怀才不遇，投奔无门，“至于刺字漫灭”，即连简牍上自己的名字都模糊不清了，这枚名刺也没能投递出去。此种郁郁不得志的情态与《三国演义》中演绎的“击鼓骂曹”形象可谓相差甚远。

纸张广为普及之后，名刺也自然而然地从简牍过渡到了纸张上。到了唐代，长安城街市上甚至出现了专门结识攀谈、交换名片的社交场所—平康坊。据传平康坊是长安城中有名的风月场所，“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可以想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新科进士们，中第之后簇拥到烟花风月之地，相互递送“红笺名纸”，赋诗饮酒，结识畅谈，该是何等风流快意之事。当时的人还为平康坊取了一个极为浪漫的雅称，号曰“风流薮泽”，以凸显这般繁华蓬勃的景象。

每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的新春佳节，人们还延续着挨家挨户遍投名刺、礼拜新年的习俗。与普通名刺不同的是，这种类似“新年贺卡”的名刺通常不需要本人亲自投递，往往由仆人代投即可。演变到后来，甚至连接收名刺的一方也无须亲自出门“取件”了，而是在门前挂一个红色的布囊，送“贺卡”的下人自行把名刺投到囊中，这拜年的礼节就算完成了。宋人就记载了一个因这种习俗而闹出的笑话：五代宋初某年新春佳节，京城大户人家都会派遣仆人遍投名刺，一位叫陶榖的文官无仆可遣，无奈在门口徘徊踱步。适逢一位友人遣仆人来给陶榖送名刺，陶榖随手取来一看，发现友人要拜贺的人家跟自己的亲友圈子差不多，于是突生妙计，趁着请仆人进屋喝酒的空当，暗中把自己的名刺和友人的名刺全部调了个包。仆人毫不察觉，结果一天下来，投送的全是陶榖的名刺。陶榖未出“一兵一卒”，坐享其成，轻轻松松地完成了拜年任务，实在是诙谐机智。

书中还提到了“交子”，其实就是纸币。从北宋发行交子，南宋以10万铜贯钱作为发行准备金，正式发行会子，会子也因此成为国家首次改造的铜本位纸币；到元帝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纯纸币制度的国家。尽管“纸币”本身不值一文，但作为货币符号，有了实打实的金银作为支撑，才诞生了“信用”这个现在社会习以为常的金融工具。而随着统治者掌握了靠发行纸币聚敛民间财富的秘密，他们就一发不可收拾，一场场无本万利的“戏法”相继上演，导致国家信用尽丧，一个个王朝由盛转衰，走上覆灭。

作者这样写道：纸张最初就是作为丝织品的廉价替代物出现的；自北宋交子以后，纸张又化身为金属倾向的廉价替代物，以价值符号的形式与人类的生产、生活、经济、文化产生更为紧密的关联。那些如雪片般印造而成的万贯宝钞，既能成为撬动经济民生的有力杠杆，也能成为压垮帝国大厦的最后稻草。小到升斗小民，大到王侯将相，又有谁不曾为这一张张薄纸终日奔忙呢？

从积厚流光的一张张古纸，到创造性地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再到走向世界，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就是纸的一生。用历史学者郑小悠的评价说，《叹为观纸》巧妙地将我们日常所忽视的“纸”，置于历史的聚光灯下，让我们看到纸不仅仅是我们书写和记录的工具，更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那些被朱砂批红定格的帝王心术、被蝇头小楷锁住的寒士血泪、被工笔丹青晕染的市井烟火，都在故纸堆的裂隙中重新流动起来。书中列举的每一张泛黄的古纸，都仿佛是滚烫的时代切片，唤醒此刻我们被电子屏多少钝化了的触角。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