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东江纵队在华南敌后发挥统战优势，团结爱国的华人华侨以及抗日盟军，营救了不少盟国飞行员及国际友人，在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延安《解放日报》称赞是“一支对同盟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事业有卓著功勋的队伍”。

其中，东江纵队营救“飞虎队”唐纳德·克尔中尉是一次知名度较高的行动。虽然此事已被多次报道，然而由于这次拯救的丰富细节和惊险过程，值得再次呈现。

01

令人绝望的跳伞

1944年2月11日上午，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联队执行了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的任务。第三战斗机大队32中队飞行员指挥兼教官、一级中尉唐纳德·克尔（Donald Wilbur Kerr）和战友们驾驶20架P-40战斗机为12架B-25轰炸机护航。

唐纳德·克尔在当时的中文报纸中被称为唐纳德·W.克尔中尉。他于1914年12月5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时年29岁。

唐纳德·克尔能成为美军飞行员，也有一段故事。

据克尔的儿子安迪透露，他父亲高中毕业以后，就遇到了经济大萧条，“基本上没有就业机会”。在经济大萧条的艰难时代，唐纳德·克尔没钱上大学，只能去夜校读土木工程专业，白天还要打工赚钱。

唐纳德·克尔自谋生路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别人重新漆门廊。有一次，他在帮刷油漆的时候，客户又给他介绍了一家照相馆的生意。就这样唐纳德·克尔改行学照相，兼职做摄影师助理，并在两年后成为一名真正的摄影师。唐纳德·克尔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开设经营自己的照相馆。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空中摄影还是新鲜事物，他大胆决定朝这个方向发展，并因此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唐纳德·克尔拥有了自己的照相馆与合作伙伴，学会了驾驶飞机，一边读夜校，圆自己的大学梦。

而二战爆发，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生活。1941年3月，克尔卖掉了公司，参军入伍。也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卷入战争的美国招兵买马，而唐纳德凭借驾驶飞机和航拍的技能如愿成为美军飞行员。

1942年8月，克尔从夜校毕业，他立即与女友维达完婚——举办婚礼的同一天，他被美国陆军航空队授予中尉军衔。在美国国内，唐纳德担任飞行教官，而1943年他被派往印度，后来则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回到1944年2月11日这天，克尔中尉准备了双倍的求生物资，临出发前他给远在美国的妻子维达写了封信，说他这一天会很忙。这天上午9时，空袭部队已经整装待发；11时，起飞命令下达；11时30分，“飞虎队”战机跟随着轰炸机起飞了。

13时25分，轰炸编队接近目标，启德机场的白色跑道已经清晰可见。不出意料，日军“零”式战机来袭。

克尔立即迎战，并击落一架日机。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开火时还得注意向右偏向，引导方队，同时能感觉到我那6挺机枪开火时给机身带来的强烈震动。我和敌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眼见它就要发现我了，我立即向它连发穿甲燃烧弹。曳光弹立见其效，点点火光之下，几大块银色金属从敌机上掉下去，就连树脂玻璃的座舱罩也被炸掉，引擎后部喷出浓烈的火焰和黑烟。

然而激战之后，唐纳德·克尔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局势：自己已经远离同伴，而三架“零”式日机正向他俯冲过来。他试图通过紧急下降摆脱追击，然而还是被一发炮弹击穿了座舱罩，仪器盘的几块玻璃也被击碎。接着，又是一串炮弹射来。座舱顿时浓烟滚滚，火势瞬间四处蔓延，他感到脸上、手臂和腿部的灼痛。

克尔中尉只能选择跳伞，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在空中发疯一样努力打开降落伞。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但凡经历过紧急跳伞的人，都会认为降落伞张开的那一瞬间是世间最美的景象。”

当克尔中尉看向下方，他的逃生快乐立即烟消云散：脚下就是启德机场，不但日军营房、轰炸燃起的黑烟看得真切，甚至日军的拍掌欢呼都清晰可辨。敌人已经急忙向他下降的方向奔去——克尔后来说，那个时刻他心想：“一切都完了！”

02

在敌人眼皮底下逃亡

跳伞求生的克尔中尉意识到，自己一旦落地就将成为日军的俘虏。他表示，当时“绝望地把手臂蒙住自己的眼睛，不敢再看下面，也不敢想下去。还想什么呢？不是几分钟就完结了吗？”

不过克尔随即发现启德机场东北方向是山，如果能降落到那里，至少还有一线生机。他立即用手扯动降落伞绳，保持滑行的姿态——此时一阵风自西南方向吹来，克尔中尉表示：“我能感觉到空气飞快地吹过。”他也得以幸运地从日军张开的大嘴边上溜走。

启德机场的日军早已荷枪实弹，等待克尔中尉落地，却眼睁睁看他飘向山里。于是日军立即组织搜捕力量，乘上军车朝克尔的降落地点驶去。

克尔降落在一条山间小路上，这里恰好没有日军，可四周的百姓都被吓得躲起来了。他试图向两个路人求助，但是都没有成功。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他遇到了那个终生难忘的男孩——李石。那时克尔并不知道男孩的姓名，后来也只是称他为“small boy”。在回忆录中，克尔中尉是这样描述：

突然感觉有人使劲儿拉着我的衣袖。我回过头，是一个小男孩，他拼命地拉着我，仿佛要告诉我什么。这便是那个小男孩，他将在我接下来的逃生之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当时的我无法预知这些。

这个小男孩大概10到12岁，头戴一顶崭新的西式大毡帽，坚毅的神情中带着一丝警觉。他穿的是寻常的中式外衣，双脚穿着粗糙的胶鞋。另外，他肩膀上斜挎着一支镀镍的长型信号灯，也不像是东方的东西。我给他看了看那面国旗（即“血幅”，编者注），他瞥了一眼，热切地点点头，向一条小路指去。那条小路是主路的分岔，绕过一片灌木林。嗯，走这条路应该可以脱身，这小子看来挺靠谱的……

走吧！他觉得我没有什么异议，便开始带着我逃跑。

一路上，他的信号灯在身旁不停闪烁。他把那顶大毡帽往下拉，盖住耳朵。我虽满心急切地紧跟着，步伐却快不起来。

奔跑了10分钟后，我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这时已筋疲力尽，两腿发软，两手阵阵剧痛。我仍穿着那件黄色的救生衣，脖子上还系着厚皮革做的头盔。

我用手摸索着头盔，怎么也找不到系带，想把它扯下来都难。天哪！我发现我的脖子、下巴和脸上不但起了水泡，还擦摔了皮，好疼啊！我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小男孩赶紧跑回来，查看我的情况，帮我找到了那个系带。

其实李石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交通员，当时他已经14岁。那天李石要送信到九龙，路过时恰好遇到了克尔，他立即带克尔往山里逃跑。

据克尔的回忆，追捕的日军一度十分接近，并对他们射击，子弹就从克尔头顶掠过。在李石的帮助下，克尔使用“柯尔特”手枪还击。两人边打边跑。

克尔说：“那个小童很迅速很勇敢，机警而又灵敏，他对于那些山头中的每一个小角落都十分熟悉，他带我跑了几个山头，在一个小角落中荫蔽起来。”

李石则在一份回忆手稿中表示：“这时已经黄昏，（下午4:30左右），太阳的光线倾斜照住日军，从观音山坡一步一步地搜寻这两人（原文如此，注）。这个地方的山坡有一个刚好藏一个人的直伸泥洞，克尔就在这个地方掩蔽好，还有两棵侯百草（大丛的芒草，注）生密洞口，夜间可望天空的星星。”

克尔隐蔽好之后，李石便设法悄悄离开，寻找援助。

克尔在回忆录中表示，他藏在一块巨大岩石旁边，“扯过几根稀疏的藤蔓遮住身体。我还勉强给手枪换上新弹夹，心底重新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

不过就在克尔中尉开始盘算下一步行动，探出头观察时赫然发现：“就在几步开外，一名日本士兵正背对着我站立”。

克尔中尉后来有一段文字专门描写此时度日如年的惊恐：

太阳离地平线又近了些。而我还是老样子，甲虫依旧在身上爬来爬去，双臂疼痛难耐，灼烧感令我备受煎熬。我看了看手表，下午4点12分、4点12分30秒、4点13分……日本兵还在周围搜来搜去，刺刀的光刃不时闪现。4点16分了，我还能熬到5点吗？

随后的时间里，直至日落西山，克尔中尉始终纹丝不动地潜伏着，而日军就在他藏身的山坡四周反复搜索。17时45分，搜索的日军终于集合撤离，克尔得以暂时放松，思索当前的形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躺着，眺望山谷逐渐被暮色吞没，薄云缓缓铺满天际。嗬！安全了么？或许未必？我拼命在记忆深处搜寻九龙周边地形图的细节。那是个半岛，这点我能肯定，但面积多大？离安全地带最近的距离是多少？往东北方向肯定没错，但那些水道该如何穿越？难道真要全程陆路突围？”

克尔跑不快是因为他的脸部和手腕在飞机燃烧的时候烧伤了，左臂在跳伞时撞伤，左腿也有一处三英寸宽的伤口，右腿也有瘀伤——而行动前带的抗菌药物和物资救了他。

03

终于见到游击队

另一方面，李石离开后随即向组织报告了克尔的困境和方位。游击队得悉后立即开始营救行动，在附近活动的李兆华接过第二棒。

李兆华当年20岁，是马来西亚归侨，懂英语。那天晚上趁着夜色，李石与李兆华找到克尔，并带来了干粮和棉被。李兆华之子江山透露：“我母亲直接用英语跟他交流，带的干粮给他了，另外我母亲弄了点山草药，帮他把伤口包扎了，洗了一下。”

当时，看着克尔从嘴边逃走的日军恼怒非常，正在展开大规模的搜捕。香港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小平表示，当时日本人派出1000多人围捕克尔，搜捕人员差不多占了日本人驻在香港的二分之一的兵力。

日军对周边地区进行拉网式严密搜捕，而游击队则协助克尔不断转移地点、巧妙隐藏。

李兆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透露，她一边打探日军的动向，一边请群众邱葵把克尔转移到吊草岩山坳，随后又趁夜将克尔带至日军据点附近的北围村后山窝隐蔽。李兆华设想：“一是那儿已经被日军搜索过，二是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反而不至于引起敌人注意。对，就这么办！”

克尔中尉在山野间隐匿，他曾在一个废弃的炭窑里躲过五六个晚上。这个炭窑有低矮的拱形屋顶，地上有干草，墙壁烧得很结实，门口被树木遮挡得严严实实，从外面很难看出来。不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路，旁边是稻田，还有一座英军留下的水泥碉堡。

克尔回忆，当他住在炭窑里的时候，有中国老乡送来一些食物。据九龙观音山村民王石老人回忆，当时村民邱福田每天都给克尔中尉送饭，每天都送两三顿，家里吃什么克尔就吃什么。

令克尔苦闷的是同住的几只老鼠，它们总是围着人打转，还敢于直接跑到克尔的脸上。克尔不知道的是，他正遭遇一个死亡威胁。那几天，一个叫润田（Y.T）的人前来照应他。润田会说英语，表面上对克尔很友善，背地里却企图将他交给日本人。克尔对润田一直很感激，然而后来他才被告知这个危险——只是因为刘黑仔的警告，润田才没敢进一步行动。游击队把润田从克尔处要走的4000元法币、指南针、手表、钢笔等物品物归原主，并告诉他润田已经被处决——这是后话。

在这段时间，李兆华给克尔很大帮助。克尔这样描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女孩，肩上挑着扁担，扁担两头挂着柴火，她用英语轻轻地叫着：‘朋友，朋友。’然后放下柴火，移开我精心布置的伪装物，爬了进来。她重新摆好了洞口的树枝，我们便交谈了起来。”在交谈中，李兆华告诉克尔中尉，日本人正在这片山谷中搜索他，让他耐心等待游击队的救援。

李兆华的话给了克尔中尉极大的心理安慰。不久，短枪队队长黄冠芳派出队员邱胜、邓斌（原名邓贤）找到李兆华，要将克尔转移到安全地点。见到游击队员后，克尔很激动。游击队还带来了一张地图。地图画的是香港西贡半岛的大致轮廓，上面标记着一些指示方向的箭头和一只小船，下边写着一行英文小字：Come here，sir，I bring you go home now！

就这样，克尔中尉跟随着几个游击队员转移到石垄仔村。在一间农舍里，克尔见到更多的游击队员。让他感到非常意外的是，“小男孩”李石和“李姑娘”李兆华也在这里。他们是他降落到香港这个陌生的地方后唯一熟悉并信任的两个人，自然是异常亲切。

在石垄仔村，克尔中尉第一次见到著名的抗日英雄刘黑仔。他后来接受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记者采访时，称刘黑仔是他的“再生父亲”。

刘黑仔没有留下照片，克尔中尉在回忆录中描述过他的形象与装束：

（刘）黑仔大概18岁左右，身材瘦削，皮肤黝黑，留着一头乌黑长发，身穿黑衣，黑色衬衣上有两条白色背带，他用的是银色烟嘴和一副象牙筷子。他请我看他的装备：一支上等的上过油的短枪、一枚日本手榴弹、一条日本军官的腰带、一支英国制造的钢笔……

接下来，克尔中尉被刘黑仔的短枪队护送到附近山顶的一个大石洞，由五名游击队员负责警卫。根据克尔中尉回忆录的记载，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周，从1944年2月19日到3月3日。

04

黑夜就是我们的制服

这个大石洞确实是个天然的绝佳藏匿地点，视野开阔，可以俯瞰山下四面的任何小路；而且石洞有多个出口，可进可退。克尔中尉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爬到一个险峻的地方，他们把我放在一块悬空的岩脊上。下面的人举起我的双脚，放在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很窄的地方，然后接着往下爬，来到一块阴暗的空地，再顺着一块大石块，滑到了深处的石堆里。借着手电筒的微光，我们往回爬，进到了一个岩洞。这个洞穴棱角分明，位于一个破碎石板和巨砾之间。

我们就像是煤堆里、岩石上、摇摇欲坠的石块下的蚂蚁一样，勉勉强强地挤过一道石缝，最终到达一处奇形怪状的空地，昏暗的晨光从层层叠叠的石块缝隙间洒进来。在一个角落，有一堆新鲜的稻草铺在了一个石架上。

我们在洞里住了两周，每天都度日如年，但有同伴相陪，有希望相随，比前些日子好过多了。

在那段日子里，还有一个14岁的游击队小同志——陈勋——陪伴过克尔中尉。克尔中尉在回忆录中描述过，这个小孩当时刚从爆破训练班学习回来，一边守护克尔中尉，一边玩手枪，或者练习拆卸手榴弹，吓得克尔中尉赶紧躲到石头后面。

陈勋之女陈小燕透露，当年父亲是小交通员，因为在教会学校上过学也懂得一些简单英语。与克尔中尉相处十多天，双方感情深厚。有一天，部队发放生活费，每个月5角钱的日军券。当时，陈勋就用这个钱买了一些糖果饼干，送给克尔。克尔中尉非常感动，他说：“太感谢你了，我们美国的孩子像你这样的年龄，还要人家照顾。你这么小就那么懂事，那么会关心人，我舍不得吃掉这些食品。我要把它们原封不动带回去，带给我的同事和亲友。”

其实游击队在这段时间里也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分散搜捕日军的注意力。

3月3日，刘黑仔通过翻译詹云飞告诉克尔中尉，蔡国梁大队长指示短枪队配合市区中队，在港九市区里骚扰日军，散发传单，开展“纸弹战”，迫使日军调回搜捕克尔中尉的兵力。根据情报，日军刚刚停止搜捕行动，所以，他们将带他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部。

刘黑仔与克尔一行，在黑夜掩护下悄悄通过敌人的包围圈，他们路过茅坪、梅子林，到海边的十四乡，然后在泥涌乘船，穿过小海湾抵达深涌。克尔描述道：“那艘船大概10英尺长，仅靠后面的一只桨推动前进。我们吱嘎吱嘎地划出海湾，朝着对岸缓慢滑行。不到半小时，划到了一座陡峭海岸的阴暗处。于是，他们又一次把我扛了起来。”

在深涌上岸后，刘黑仔与克尔他们沿着崎岖山路朝大浪湾和螺湾方向行进，在登上一座山峰后，队伍停下休息。

克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冰冷的午夜过后，我们登上最后一座山峰。山顶寒风凛冽，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想要越过这片海，靠双脚无疑是不可能的。通常，人们上到山顶便会停下来。这一次，大家不仅停了下来，还席地而坐，静静地欣赏眼前的太平洋：宽广无边、烟波浩渺，尽头消失在漆黑的海平线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辽阔的太平洋。有一种直觉告诉我，横亘在我与故乡之间的不仅仅是千里之遥，还有那恍如隔世的缥缈。

当时，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部已经转移到螺湾的一个海边岩洞里。在大队部，克尔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大队长蔡国梁。担任翻译的是谭天，英文名为弗朗西斯。

在大队部的经历，是克尔中尉落难以来最温馨的时刻。他意想不到的是，翻译谭天给他带来了地道的英国下午茶，又热又浓，还掺了真正的美国罐装炼乳，并有煎荷包蛋……就连刀叉也摆在那里。克尔中尉激动不已，他挥挥手，表示不用叉子，拿起筷子吃起来。看着他用筷子时的笨拙样子，游击队员们在一旁都笑了。

不过可能是彻底的放松，克尔中尉在大队部病倒了。他感到全身冰冷，浑身打战，很像发疟疾的症状。谭天一直守护在他身边，其他游击队员纷纷拿来厚被子和热茶。谭天认为他患了疟疾，但是没有奎宁，一切只能靠克尔中尉顾强的抵抗力了。

第二天，克尔感觉好了很多，蔡国梁决定当晚就出发。午饭后，护士麦雅贞奉命为克尔清洗伤口，令后者印象深刻——

她点了点头，然后帮我拆下肮脏的绷带，但是这些绷带都粘在了一块儿。于是，她吩咐人打了一盆热水，将绷带浸湿，一点一点揭下来。她的手法娴熟自如，动作十分柔和。她用擦亮的剪刀剪掉绷带，最终，伤口清干净了。

她只用了热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抗菌剂，她的包里也只有少许纱布和三四件外科医生用的工具。不过弗朗西斯说，在他们部队中，她是唯一一个照顾伤患的女护士。弗朗西斯补充道，她曾在英国人开的中国医院当过护士。

黄昏时分，克尔中尉推开房门，吃惊地看到眼前站满了游击队员。他写道：“我的老天……是不是全世界的游击队都来了！无论是庭院还是斜坡，到处都是游击队战士。他们配备着步枪、机关枪、手枪、手榴弹，还背着背包，一定有几百人，而且个个看上去都和这里的人一样，都那么精明能干。”

那是个令人激动万分的时刻，克尔中尉想送给游击队员一些礼物作为临别纪念，但是被蔡国梁拒绝了，说这是游击队的纪律。在克尔中尉的再三请求下，蔡国梁才同意游击队员接受他的礼物，条件是要回赠。克尔中尉把他佩戴的飞行员银翼徽章送给了刘黑仔，向其他游击队员分别赠送了防水指南针、美钞和《空勤人员生存手册》，游击队员们则回赠给他日元纸币等物品。

礼轻情意重，克尔中尉与众人依依惜别。他回忆写道：“我看到所有的妇女、儿童、老人都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呐喊。这群老百姓为了帮助我竟能不顾自身的安危，这既让我感到自豪，又心存愧疚。尽管他们家中所剩无几，损失惨重，却依旧能无私地与朋友分享仅有的残羹。这些中国人是何等伟大，何等让人首肯心折。”

此时克尔的腿伤加剧，难以行走，游击队为他准备了一顶轿子。

途中，克尔与翻译谭天有过一次难忘的对话。其间，克尔中尉问到游击队的制服问题，为什么没看见游击队的制服？也许在克尔看来，一支武装部队最起码标志就是制服，也许他那时还不曾认识到中国游击队的艰苦。

谭天给了克尔中尉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您不了解游击队，我们物资短缺，和正规军不一样。他们配备很多枪支，一式一样的，可我们就连衣服也不一样，有些战士甚至连鞋子都没有，还有些人穿的是草鞋。我们得不到任何补给。

但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怕我们，我们已经交战两年。我们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朋友叫黑夜，我们不惧怕黑夜，黑夜是我们的好帮手。我们在黑夜中战斗，在黑夜中生存，在黑夜中前进。没错，黑夜就是我们的制服！

05

意想不到的情报合作

在香港经历了25天惊心动魄的逃亡之后，克尔与护送他的游击队员从赤径海边的小码头乘船离开西贡半岛，驶往大鹏半岛。

克尔中尉对所乘的那艘帆船观察得很细致。它长约三十英尺，宽七八英尺，竖着桅杆，架着风帆，后甲板上铺盖着一张弓形的编织竹席。让他奇怪的是，还有一艘船随行。对此，游击队员的回答是，由于日军的快艇速度快、火力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的渔船处于劣势，因而他们准备了一艘装满炸药的船，如遇不测，后船就与日军同归于尽。

路上还真的遇到危险了。据当年参与护送克尔的老战士罗雨中（又名柳青）回忆，护送的时候曾被正在巡逻的日军舰艇发现，并鸣枪威胁船只停驶接受检查。

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队长罗欧锋马上下达紧急命令：把船驶向鹅公海，准备敌人追来时，可以很快登岸消灭他们。狡猾的日军追到一定距离，发现是海上队的武装船，因早前已经领教过我们的伏击，不敢再追。

之后，罗雨中用英语对在船舱的克尔说：“刚才遇到日军巡逻艇，情况非常紧急，现在已经安全了，你不用怕。等一会儿我们登岸到中队营地休息，吃完饭后再向我们司令部曾生司令报告，请示安全护送你回国。”克尔十分感激，与游击队员一一握手道谢。

随后，他们抵达深圳大鹏湾半岛上的南澳镇，并停留一日。在南澳，克尔中尉得以详细了解了游击队的情况，包括人员、服装、生活、后勤、训练以及武器。当认识到游击队的艰苦情况后，他大受震撼，说：“你们游击队的情况，如果不是我今天亲眼看到，谁告诉我也不会相信。你们真是传奇式的军队，给我的印象确实太好、太深刻了。我十分敬佩你们，请接受我衷心的敬意！请转达全体官兵们：

（一）你们对我实在太好了，你们冒生命危险救了我，我和我妻子都十分感谢大家，回国后，一定向十四航空队及美国政府详细报告。

（二）你们从官到兵，关系融洽，在各种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意志坚强、英勇战斗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

（三）几条木船，竟能如此神奇地战胜强大的日军，除了打仗，还能种出那么好的瓜菜，这点我回去一定详细报告。最后，请允许我向中队长、指导员、柳副官及全体官兵表示感谢！”

3月8日，克尔被护送到位于土洋村的东江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克尔中尉郑重地把配枪和一封感谢信送给罗欧锋中队长。临别时，克尔依依不舍，激动地流出了热泪，边走边回头与护送他的游击队员挥手道别。

曾生司令因为公务繁忙，未能第一时间与克尔会面。委托黄作梅（雷蒙德·黄）接待，并随附一封信表示对克尔的慰问。

之后，克尔见到了久仰的曾生司令员。陪同曾生一起会见克尔中尉的，有东江纵队参谋处处长周伯明、司令部秘书长饶彰风、敌工科科长林展等同志。曾生还带来了一部缴获的日本照相机——照相正是克尔的老本行。正是用这架照相机，克尔为游击队员们拍摄了很多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当时无法洗印这些胶卷，克尔中尉将胶卷带回了美国。直至2008年，克尔中尉之子将这些照片带到了中国。克尔中尉和曾生司令员以及东江纵队的将士们，留下了多张珍贵合影。

在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克尔接受了《前进报》记者的采访，成为新闻人物。后来，他还将自己创作的五幅漫画送给东江纵队。采访的内容与漫画后来发表在1944年6月11日的《前进报》上。

1944年3月8日，克尔还给东江纵队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从许多配备森严的日本人底极勤密的搜索下，我得到你们战士抢救出来”“看到你们伟大组织底力量，机敏周密毅力和勇敢，我愈加惊奇了！”

在土洋村养伤十天之后，克尔中尉经坪山到达淡水镇。在那里，英国战地服务团的道格拉斯·格林中士用自行车将他载到惠州。此后，克尔乘船从惠州溯东江而上抵达河源，再经过韶关、衡阳，于3月29日返回桂林基地。

克尔中尉脱险并非特例。自克尔之后，东江纵队于同年5月26日，又在大亚湾抢救了五位落难的美军飞行员。后来，东江纵队还救护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依根中尉及美军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少尉等人。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克尔回到桂林飞虎队空军基地后，把自己的脱险经历报告了陈纳德将军。陈纳德高度称赞中共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的敌后抗日和城市武装斗争，指示将克尔被营救的经历编入飞虎队脱险教材，并同意克尔提出的美军和东江纵队合作的建议。

东江纵队经请示中共中央，得到批示与同意后，与美军正式建立起情报合作联系。为此，东江纵队成立了一个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袁庚担任情报处处长，负责和美军联络，交换日军情报。

至此，一张无形的大网悄然张开，200多名精干情报员如星火散布，为盟军提供了日军军事设施、部队调动等宝贵情报，成为粤港抗日作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省档案馆馆藏1946年3月《华商报》刊登了由港九大队联络员兼翻译黄作梅写的系列报道《我们与美国的合作》。其中美军一条关于情报工作的来电清晰可见：“你们关于一二九师团的报告很优越，总部致以谢意。”

这条消息后面也隐藏着一个故事——1945年3月，美军准备登陆华南，却发现日军精锐“波雷”部队（一二九师）悄悄神秘消失了。这支擅长洞穴式作战的日军部队如果设下圈套，登陆部队必定损失惨重。

而此时，东江纵队的情报员们在东莞至汕头的蛛丝马迹中反复筛查，终于锁定了“波雷”部队的踪迹——它已在汕头、汕尾秘密布防。袁庚随即将这份关乎数万盟军性命的情报火速送达。美军得悉后立即上报华盛顿。尼米兹上将据此调整了整个登陆计划，一场潜在的惨剧在无形中被消弭。

因为日本投降，华南登陆最终没有实施，但陈纳德将军致袁庚的信中那句评价，已在历史深处刻下印记：“东江纵队情报站，是盟军在东南中最重要之情报站。”

后记

要准确描述一个81年前的故事，难点不少。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资料的冲突：克尔中尉留下的回忆录对于跳伞逃生之后前七天的描述与多位亲历此事的东江纵队老战士的记忆并不一致，也与他接受《前进报》记者采访时的表述不一样。因此，对于一些细节的不同观点，本文在整理时进行了取舍。最终精确的细节还寄望于将来，有更多的史料被挖掘出来。

总之，即使有着一些细节的差异，也未改变克尔中尉被东江纵队营救而脱险的基本史实。

文字整理：新快报记者 邱治

参考资料

刘深、苏润青：逃出生天——美军“飞虎队”克尔中尉香港历险记

唐纳德·克尔中尉日记

前进报：克尔中尉的脱险

广东省档案馆：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勇救盟军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