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用各种方式丰富了人的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遇到整个世界。”

寒潮来临之前，法国文化中心充满现代感的大楼里，法国汉学家吕敏谈起让她倍感温暖的老北京寺庙。鞠熙就在旁边，拿着由她们撰写的最新一卷《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

过去的20多年里，她们和团队其他成员一道，从地图、回忆、钢筋水泥的缝隙里找到了200年间北京内城存在过的近2000座寺庙——真正意义的找到，踩上那片土地，见到所有认识它的人，即使砖瓦已经湮没，变成杂院或是一片绿地。

很多人都对这个数字感到惊讶，大家很难想象，100多年前站在北京内城任意一个点上，不到150米就会有座寺庙。

施舟人给这样的北京取了一个名字——“千庙京”。这位出生于瑞典的著名汉学家充满对中国寺庙深厚的感情，“实在是那么丰富和有吸引力”“古老的欧洲城市中，只有罗马和威尼斯才能与之相比”。

人们给蜘蛛做牌位，跟大树交朋友，做东请神仙吃饭。这里是神佛的家，也是人的花园、集市、会客厅和调解所。人佛比邻，万物有灵。

2025年12月，《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七卷）》出版。

2026年元旦假期，宏恩观中正在进行公共活动。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徐欧露摄

鞠熙觉得，这不只是一本关于历史的书。穿梭于水泥森林下的“田野”，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越来越感到，“今天，尤其在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些寺庙”。

“无法与之相比”

一切始于2002年。吕敏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为《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的二排六段，初步调研北京钟楼一带的庙宇》。

这之前，她拿到一张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京城全图》。地图里面，当时的北京城被分为17排，每排又分11段，其中标注了内城829座寺庙。

地图外面，这座千年古都其时正在经历大规模拆迁改造。吕敏在中国的第一个家——红星胡同，一半已经被大马路“吃”掉了。

她搬到了西城的小黑虎胡同，因为胡同里曾有座金炉圣母铸钟娘娘庙，庙前有对黑色石雕老虎而得名。《京城全图》里，小黑虎在第二排第六段，她在附近做了一次调研，写下了那篇演讲的内容。

吕敏说，以“风土”“风俗”“景物”为名的中国作品，不太关心建筑的古老程度，而是关心人与建筑的关系，人在空间中的活动，以及记忆赖以维系的物质印迹。

2003年，吕敏所在的法国远东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合作启动“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项目，以《京城全图》为底图，辅以近现代地图展开调研，希望“理解寺庙在城市中的作用及其与市民的关系”。鞠熙那时还在北师大读硕士，随老师参与进来，与吕敏成为之后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

他们惊讶地发现，1750年到1950年间，在北京内城——明永乐皇帝迁都后最早修建的城域，即旧城“凸”字形上端部分——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存在过近2000座寺庙，平均每平方公里坐落过约50座。

“这个寺庙密度是非常可观的，即使是城中祭祀场所很多的罗马、巴黎、伦敦等，从数量上看，也无法与之相比。”鞠熙说。

因为内城保存相对完整，他们决定为这里的每座寺庙写一则小志，不论仍存还是久废、翻修或是倾圮。《京城全图》上属于内城的有11排，于是《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设计为11卷，从北向南，一排一卷。

只要有过记录的，都会被访到。从2004年起，第一次全面调研进行了4年。他们拿着地图走进胡同，寻找碑刻、拓片，收集文献和档案，尽可能地追寻街坊们的回忆。

很少有人愿意投这样“冷门”的项目，资金捉襟见肘。先后参与调研、整理的有几十人，大多是学术友人、学生、志愿者，一点点钱，“完全是心意性的”。法国汉学学者阮如意参与了大量田野调查，最多时几乎每天扎在胡同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研究古代石刻，前几卷的碑刻文稿抄录完后，大多由他帮忙审校，都是利用休息时间一点一点磨。

可被问到遇见过哪些困难时，吕敏想了好一会儿都没想起来，“有困难吗？哎呀，只有乐趣。”

那些碑刻和文献里是另一个“神州”——有皇帝御赐，也有消费社会的萌芽，有僧道善信殷切的祈愿，还有女性性别意识的兴起。他们想弄明白，这个古老文明的都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寺庙？

不是“寺庙”的寺庙

如果在民国时期，一个初到北平的旅人打开时兴的《北平旅行指南》或是《帝京景物略》，多半会被引到一座寺庙。

崇效寺的牡丹，极乐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都是顶有名的京城胜景，人们来此游乐宴集，“与岁时相表里”。法源寺的丁香花“恢宏为他寺所无”，直到今天还举办丁香诗会。

打正月起，这座城市每个月都有庙会，神仙生辰演变而成的市集上，晨钟暮鼓和说书唱戏一起交响。广东中山图书馆所藏的《民初日记》里，日记主人去隆福寺和护国寺购物游玩，目的都不是烧香敬神。每年最盛大的要数农历四月京西妙峰山碧霞元君的朝香庙会，《燕京岁时记·妙峰山》记载，“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

关于中国城市中寺庙的作用，最先研究的是具有外来视角的美国学者。霍姆斯·韦尔奇认为：“（中国）寺庙提供的三种公益功能：公园、旅舍和休养所，在西方是由世俗机构提供的。”

吕敏感到，“中国寺庙的功能比法国或西方教堂的功能要丰富，起的作用不一样。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

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一辈子和寺庙钩织在一起。庙宇常作私塾、书院的“教室”。一些家庙类似赠送女儿的嫁妆，有时只在女性中继承传递。这里还充当着图书馆，特定的日子里居民能到寺里翻阅经书，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第一个馆址就设于什刹海畔的广济寺。光绪二年刊刻成书的《朝市丛载》，记录了北京31座寺庙都有出租殿房作旅店的服务。同一个屋檐还会为鳏寡孤独提供安身之所。

“寺庙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触摸的社区，它承载了当地人的历史和回忆，我们说社区是想象性的，但是在这里就可以让它变得实体化。”吕敏说。

这种功能上的差异，她觉得跟中西方古代城市的公共空间规划不无关系。“西方有另外一些公共场所，公园、动物园、广场，而一般认为中国20世纪初以前没有公共场所，那时候这些都集中在寺庙。”

这又不仅仅是场所的区别。“西方的教堂更严肃，我们会说是‘神性的’，（跟世俗）要分得很清楚。”吕敏说。

而在寺庙里，香客和居民穿梭、聚会、吃饭喝茶，戏台、集市甚至与主殿相邻，连仪式都是如此。

“你会发现中国那些最重要的集体性仪式，是东家来出钱，由和尚、道士组织，邀请神灵来庙里参加。谁是主人？东家是主人，神灵是客人。这和西方献祭、牺牲的宗教仪式完全不一样，那是把东西奉献给神灵。”鞠熙说。

她几乎每年都去调研妙峰山的庙会，所有来朝拜的香客到“娘娘”面前都要喊上一段，“坐棚的守驾的，三山的五顶的，四股香道的……”，神仙和人都要喊到。

“意思就是我邀请你们来看我的表演，但我是主人，是你们来这看我，这种主体性意识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在神面前没有那种强烈的谦卑感。”鞠熙说，“中国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是非常平等的。”

社·会

更早一些时候，已经有国人把目光投向这里了。

1925年，为了“到民间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顾颉刚和四位同仁冒着被指责“迷信”的风险，对妙峰山庙会做了一次考察。

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进香的香客们逐渐自发形成有组织、团结互助的群众团体，也就是“香会”。进香前，“开山会”先上山伐碍人的废枝，“修道会”补路，“路灯会”设灯，“裱糊会”给庙里糊窗户……

顾颉刚在后来的报告里惊叹：“他们的组织是何等的精密！他们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饷糈等各方面都有专员管理，又有领袖人物指挥一切，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

深受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影响，这位史学家在《妙峰山》一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是民众艺术的表现；这是民众信仰力和组织力的表现。如果你们想要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的，对于这种事实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都必须先了解了才可以走第二步呵！”

他认为，“香会”即是从前的“社会”，香会是古代社稷的变形，本质上是地域性的公众组织，认为透过寺庙可以来理解中国的“社”与“会”，了解基层社会的结构与形态。绵延百里的朝山进香队伍井井有条，毫无“一盘散沙”气象，顾颉刚看到“强壮的血液”就保存在此，“决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

这之前不久，“睁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刚刚认识了由英文“society”翻译而来的“社会”一词。但其实，“社”和“会”两个概念古已有之，鞠熙解释说：“‘社’就是城里的那些小庙，它组织的是当地的生活，相当于古代老百姓自己设立的居委会。‘会’是更大范围的，比如整个京津冀在同一个时间给娘娘过生日，建立一个更大的社会联系。”

衙门官员有限，无法满足管理辖区庞大人口的需要，中国古代社会如何实现社会自治功能，传统城市中的街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历来是备受关注的问题。

顾颉刚登上妙峰山的几十年后，1992年，施舟人提出一个研究计划——“圣城北京：宗教行事结构与市民社会”。根据这位汉学家的理论，支持管理大量街区小庙的信众群体并不是只进行祭祀活动。他们的身份远远不止于宗教性，而同时承担各种公共事务，例如救济、助学，以及管理道路、治安、防火，和其他几乎所有对街坊有益的工作。

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行，但一部分假设被他的学生吕敏和团队在北京内城寺庙调查中不断印证。他们发现，至少从18世纪开始，北京带有长期性和自治性的市民组织大量涌现出来，具有长期稳定活动的能力。市民与寺庙的关系“曾与王朝国家和民国官方制度长期并存”。

工匠们拜鲁班，梨园行拜喜神，西四真武庙曾是猪肉行业商人维持的寺庙……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神，大家在庙中共同祭祀，约定“工资价目和商品价格”等行业规则，实现行会自治，政府又可以通过行会推行社会管理。

鞠熙说，在古代市民眼中，寺庙是“非常功能性的”，甚至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帮助建立经济联系和信用体系。

调查碑刻时她发现，内城的行业性香会大多形成在清乾隆以后，伴随的是商业的发展。“香会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社会的标志。你有能力组织一场游神，你在妙峰山坚持10年舍苹果，全北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家是信得过的，这就建立了古代的民间个人信用体系，就可以去发展产业。”

“你知道吗？过去的北京几乎每天都在过节！除了清明等二十四节气，端午等重要节日，不同的神有不同的神诞日，人家的婚丧嫁娶都是节日。”这些节日的主持者主要是寺庙里的僧道，鞠熙更愿称之为“公共活动主理人”。“以前的和尚、道士、尼姑95%以上是干这些事的：给人家搭棚、扎彩子、组织仪式、置办酒席。所以他们完全是公共活动的专家。”

“这些节日催生了多少经济形式？”鞠熙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地方，还能看到这种模式的影子。“我们是在过节中消费的，那时北京由寺庙带来的节日经济是最重要的经济形式。”

和平共处

妙峰山的碧霞元君祠是道观，历来的住持却是和尚。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让鞠熙惊讶不已，但很快，她就习以为常了。

除了碧霞元君，妙峰山上还供奉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观音、王三奶奶、梨园祖师喜神……山下，佛寺、道观、文庙在这座城市“相依为邻”。

“我们的寺庙里有各种各样的神明，各种教义，但都可以和平共处。这是我们文明的包容和多元。”鞠熙说。

自辽金以来，作为都城的北京融合多个族群、多种文化，这种包容性自始至终。他们统计过乾隆皇帝御赐的北京寺庙，“基本上是完全平均分布的”。

“一般所认为的中国文化三大主流——儒释道文化，在北京内城碑刻民俗中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合流倾向。很多碑刻都刻意强调佛教教义、道教教义与儒家相通的地方。”鞠熙介绍。

清康熙二年（1663年）的《三教庵碑》认为，三教教义都是为了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匪此则伦纪莫振，善恶莫张，性道不明”，“不外乎为善去恶”而已。

几个大佛寺积极参加庆祝东岳大帝诞辰的游行，有道士为佛寺撰碑、阐释佛教教理，甚至出现过互相“改换门庭”。

今天北京钟楼的东北隅，依然能看到一座山门石额上“重修清净宏恩观”几个字。矗立700多年，这座寺庙的身份几经变换——元代初建时叫千佛寺，《京城全图》里这块位置标注的是清净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大修，随后更名为宏恩观，由佛寺变为道观，成为清末太监的退养之地。

这样的“和平共处”，给施舟人这个“西方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他提到《红楼梦》，贾府中有的参加皇室的祭祀，也有的是道观的常客，还有的虔诚地信仰佛教。“同一家人，可以庆祝不同宗教的节日。如有丧事，可以邀请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来做超度仪式，它们连续甚至同时进行。”

以往有观点认为，这样的中国传统信仰是一种实用主义。鞠熙认为，这个观点没有问题，但一定要“解释清楚”。

“这其实是以一神论为标准的，所谓‘非实用主义的信仰’，在人类学看来，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只产生于欧洲，那才是特殊的，但这其实脱离了真实的人在大地上的生活。其他所有人类的灵性生活、信仰世界，都是和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代中国这样以实践为根本依准的灵性世界，让世界上的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可以共存。”

人和自然没有割裂

在法国文化中心发言时，吕敏用了一个充满诗意的比喻——“城市里的山林”。

她难以形容那种感觉，认为必须亲身走进一座寺庙，才能体会。“你到一个庙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虽然不是人，可它们是有灵性的，这些建筑、古老的物品，比如说法源寺的‘水缸’，都给你一个非常美好的想象和体验。它是一个充满了灵性的小世界，这个体验是别的地方不会有的。”

人们像敬重殿里的神灵一样敬重一棵古树，一些寺庙会给小虫子挂上灵牌。城市最小的“庙”是老百姓家的神龛，里面供奉的往往有狐狸、黄鼠狼、蛇和刺猬，在华北地区，这四种动物被视为尤有灵性。

鞠熙专门研究了这些关于动物的信仰，发现并不是为了“表达人类的某种观念与深层意识”，“目的是为了理解动物，与动物相处，最终了解并构建人与动物共存的世界”。“从20世纪初到今天，北京城的很多居民相信这些动物是人类的邻居，它们有自己的‘人格’、个性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学习而成长，与人类共享这座城市。”

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在代表作《超越自然与文化》中，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普遍建立在“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划分之上。然而，这种二分框架在很多非西方社会中不具有普遍性。比较全球不同文化传统之后，他提出人类的四种基本本体论，或者说宇宙观类型——万灵论、图腾论、类比论、自然论。

万灵论认为万物有灵，不同生物只是身体不同但灵魂相似，都可以相互交流。图腾论认为出生在同一个地方的山川、动物或人相互之间可以交流，但和另一个地方无法沟通。类比论相信万物有灵，也认为万物有不同层级和各自的灵魂、文化，因为生活在同一个宇宙中，有很多交点，通过一些努力依然可以互相理解。自然论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导宇宙观，认为人与非人共享同样的物理性结构，如器官、生理系统等，但唯有人类具有内在性，如意识、自我与道德判断。

在德斯科拉看来，中国思想是类比论的典型代表，通过精密的体系（阴阳、五行等）将天地万物关联了起来。

“中国传统认为，神仙、人和各种自然的生灵，共同构成了一个万千生灵共存的世界。统领这一切的就是儒家所说的‘天道’，所有的这些生灵背后都有一个自然规律，大家都要按天道行事，龙王也不例外。”鞠熙说。

她走访过北京几乎所有的龙王庙，在当地的传说中，龙王是人类的女婿，与人是“合作关系”，要是求雨不成，人们甚至会“惩罚”龙王，“因为你不讲道理，违背了天道”。

在鞠熙看来：“中国传统里的‘神性’就是我们对山川的感情，对宇宙、自然规律的感情，说到底，寺庙是把山川搬到了城里，它让人在城市重新感受到自然。在这个文明中，人和自然没有被割裂。”

“这个空间是伟大的”

《妙峰山》的自序里，顾颉刚感叹调研进行得“真巧”，留下了朝顶进香“盛烈的余影”。

就在这个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开端的调查进行一年前，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顾颉刚在妙峰山埋首抄写香会会帖时，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上海爆发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到了次年的进香期，“正是奉军初打下北京，人民极恐慌的时候，听说烧香的只剩数十人了”。

变化在更早之前就发生了。1898年，张之洞以《劝学篇》上书，详细阐述庙产办学的观点：“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在当时的变法派看来，教育兴方能国强，以庙产办学乃振兴教育的一条捷径。到1908年，北京内外城寺庙办学可以明确寺庙地址的便有30多处。宏恩观也在这个背景下改为广益小学。

1930年到1932年，国立北平研究院进行过一次北平庙宇调查，记录庙宇938座。据北平市民政局1947年所作的统计，内城尚有寺庙293座，不过此次统计仅涉及有常住僧道或管理人员的寺庙，实际数字大于此。到了1950年，调查结果是500座左右。

20世纪60年代，宏恩观被改建为北京标准件二厂厂房，后来工厂迁出，变成职工宿舍。等鞠熙、吕敏他们到的时候，观里已经建起一座菜市场，台球厅、棋牌室霓虹闪烁。之后，它的一部分被打造为会所，还开了家颇有名气的咖啡馆。所幸的是，主要建筑保存了下来。

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跟着地图走进一片大杂院，在临时搭建的厨房、晾衣绳下辨认昔日的主殿。碑刻太稀有了，迄今他们一共搜集到640通碑刻拓片。有那么几次，住家指着屋里的地砖告诉他们，听说在下面呢。

有时候，导航的终点是一座大厦，柏油马路、玻璃幕墙，过去的一切了无痕迹。他们便去找曾经住在这里的居民，老城改造，很多人的新房“置换”到了郊区，但凡还能摸到门的，都去拜访。

“北京人了不起，他们都会记得，真的了不起，他们跟你说得清清楚楚，原来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这让吕敏赞叹不置。

也有人抱怨：“早没了，调查这些干嘛？”但大部分人会绘声绘色地描绘那些漂亮的建筑，昔日的老礼儿，互不打扰的动物“邻居”，还有自己织在里面的一辈子，“都是美好的回忆”。团队因而发现过不见于任何资料记载的寺庙，留下它们存在过的证明。

最后的统计中，寺庙建筑的留存情况被分为7种：保存完好，至今仍在作为祭祀场所使用；虽然保存完好，但功用已经改变，比如博物馆、学校、机关；虽然尚未彻底破败，但已成为民宅；部分或全部重建，称谓保留，内部空空如也；在最近数十年间被拆毁，不过当地居民依然记得寺庙的原址，并能讲述其原貌；消失已久，但所在地段仍保留着寺庙原址及其四周的空地；彻底消失，原址难以确定。

第一次大规模调研时，他们估算过，大约还有200座寺庙建筑现存或部分尚存，后来这个数字被更新为一百二三十座，仍作为寺庙使用的还有6座。

2011年出版的《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一卷）》的前言写道：“北京寺庙的消失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在漫长的过程中，寺庙逐渐被改作他用；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寺庙建筑在城市规划的新浪潮中被拆除。”“20世纪90年代以后，寺庙建筑消失的步伐加快，究其原因，与宗教政策无关，而是北京大兴土木的结果。成片的古旧民居被拆毁，以便腾出土地改建高楼大厦，分布在胡同里的庙宇也随着大批四合院一起消失。”

“寺庙碑刻与庙宇志这些材料，可以说是抢救保存了文化。”赵超说。

核实工作至今尚未结束。每写一卷，鞠熙都要回访。之前几乎没人做过这样大规模的调研，一开始，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历史文化遗产，“高度警惕”这帮人是来拆迁的。

20年过去，随着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完善，她感到“翻天覆地的不一样”。《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老城不能再拆，通过腾退、恢复性修建，做到应保尽保。后来的北京柏林寺保护与修缮规划方案、北京国子监街保护与更新规划方案等，都将这项调查作为重要参考。

现在鞠熙他们再去哪调研，居民“特别欢迎”。“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的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这个空间是伟大的，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

自始至终，鞠熙都觉得，寺庙调查的最终目的不只是为了保护“砖瓦建筑”。“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的幸福，通过什么能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是我们工作的最终目的。”

那些勒石镌名的期盼，已经被学校、法院、企业、文化机构等精密分工的现代系统接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整合资源、组织生产、提供服务。但文明的一个核心问题并未改变——我们如何作为一个共同体有意义地共存。古代寺庙体系是那个时代给出的答案之一。

“它直接面对活生生的、整体的人，而不是人的某一个方面。”鞠熙说。

2026年1月1日，100多位回龙观“观民”是在玉光寺度过的。大殿里煮着热红酒，大家一起做手工、唱歌、拍全家福。

这座307岁的寺庙，4年前有了一个新名字——“寺锦·回龙观城市会客厅”。

它属于原回龙观村，村庄拆迁后被完整保留至今。2022年，回龙观街道决定引进社会化运营机构，将这里改造为社区公共空间。

和周围动辄二三十层的高楼相比，这个三进小院就像一块洼地，“俯视”它的是曾有京北“睡城”之称的回龙观超大住宅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当地的治理者一度认为自己面对的最大的治理难题是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导致社会治理方面向心力不强。他们希望通过这座曾经的寺庙和它的新身份，重塑居民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进而让他们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当地人认为，从山门进入寺院意味着“遁入空门”。设计时，大家决定尊重传统，关上山门，打开侧面的小门——不是遁入空门，而是回到家里。

翟梦是运营机构的负责人，她觉得聚在这样一个地方，“氛围和大楼里完全不一样”。斗拱下面贴着“陌生人茶话会”“社区邻里节”的活动海报，“新友邻计划”发掘出的当地达人，在主殿前以社群主理人身份与友邻分享行业知识与爱好。这样的活动平均每周有三四场。

她还记得一对母女的对话，小朋友说，这里好像家啊，妈妈回答，“这里叫城市会客厅，就是我们家里的客厅”。

“‘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这对于一个城市生命力的延续相当重要。”鞠熙说。

她和吕敏都感到，在城镇化、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怎样有效化解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观念冲突，尽可能让所有人感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共同热爱和建设它，已经是世界性的话题。

几年前，北京构建起全国首个全市推行的责任规划师制度，兼具规划统筹与社区协动。一些规划师不仅规划空间，还组织社区的公共活动。鞠熙走访时遇到过不止一次，高楼大厦间聚集起的“人气儿”让她特别高兴，视之为“今天公共活动主理人的一种探索”。

在各种场合，她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城市不能只有建筑，要有人的生活。宜居的现代城市更需要好的公共空间、有凝聚力的社区文化、精神上的联结。”

在成为菜市场、咖啡馆、台球厅之后，宏恩观迎来了它的新身份。2022年，东城区启动宏恩观文物修缮保护工程，2024年修缮完成的宏恩观变身博物馆连同商业空间，重新对外开放。

在鞠熙看来，宏恩观就像一个缩影。“我们需要发展生产时把它变成了工厂，发展经济又租了出去办会所，后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应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文化自觉，所以把它收回来，我们意识到它是公共空间，又把它重新开放为一个公共空间。”

她觉得，探索也许可以继续下去。“宏恩观的位置非常特殊，就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地当‘龙尾之要’。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应该是有灵性的地方。”

“也许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如何能把它变成一个有灵性的公共空间，不一定是庙，但它可以是有灵性的地方。包括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把一些空间重新变成有山、有灵性的地方？重新拉近我们和山水、天地、生灵之间的距离，继承我们文化中宝贵的一部分？”鞠熙说。

比如注入一些灵性的元素——园林、山水、假山上的一座小殿，或者类似的“点睛之笔”。“水池边一个表示龙王在场的雕塑，就会让人觉得水是有灵性的。”

“它提醒我们，人与宇宙同在。”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