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友朋尺牘》終於出版了。這部集子收録了先師容庚先生的二百七十多位分布於不同學術領域的友朋在近六十年時段裏寫給先生的一千六百多封信，共六十多萬字，時間跨度之長、涉及領域之廣、規模之宏大，在已知的現代學人往來書信集中，實居前列。
書信是兩人間的私密交流，當中有不少不願爲外人道的東西，諸如一些鮮爲人知的私人情誼，對時局、事件、人物的特有看法，都是通過一般的著作、公開的演講、評論和報道所無法看到的。對一些親歷事件的描述和切身感受，對一些私人恩怨的真情傾訴，所留下的史料細節，對我們瞭解那個時代的相關人物，以及他們對國家民族的態度，對一些人事進退的好惡，對交游向背的去取，均具有更真實、更可靠的意義。
這些書信的寫作時間從二十世紀初到八十年代，幾乎貫穿了先生的整個學術生涯。特别是二十世紀初至四十年代，正是中國現代思想與學術新舊交替的空前活躍時期，也是先生學術研究的鼎盛期。他不僅完成了成名作《金文編》、代表作《商周彝器通考》和一系列重要文章、著述的發表和出版，還擔任《燕京學報》主編，創立考古學社，爲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與傳播、推動舊式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轉型、建立考古學界乃至整個文史哲學界的學術交流平臺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一、豐厚的學術人生：備受前輩和友生弟子的支持與贊譽
關於先生的學術，初從四舅鄧爾雅學，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繼得羅振玉的舉薦和王國維、馬衡、沈兼士諸先生的認可而進入學術界，這是世人熟知的故事了。這批書信還顯示，鄒安、劉體智、張國淦、葉玉森、楊壽祺等老一輩學者對先生的鼓勵與支持於先生的崛起也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鄒安比先生年長三十歲，是最早與先生交往的省外學者，所著《周金文存》是《金文編》早期取材的主要來源。北上求學是先生人生的轉折點，但北上求學之前的學術活動，少有記録。本集所收鄒氏書札八十七通，有十四通即寫於先生北上以前，正可補此不足。鄒氏不僅對先生“至爲精審”的文字考釋“無任欽遲”，而且對先生提出的器物定名乃至辨僞意見基本全部接受、吸收。在得知先生受羅振玉等推薦進入北京大學讀研究生後，鄒氏甚至認爲是值得“爲中國前途賀”的大事，足見對先生的關懷以及對其學術的贊賞與期許。
劉體智比先生年長十五歲，是民國以來收藏吉金最多的人。先生欽佩劉氏的珍藏，劉氏也敬重先生的學問。劉氏爲先生的研究提供資料，先生則協助劉氏整理藏品、編輯出版。當劉氏有意售讓藏品，又擔心藏品會落入不良估人之手而流失海外時，先生便爲其鑒别真僞、估量價值，并聯繫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燕京大學等機構及收藏界的朋友購藏。劉氏在信中説，“兄淵雅精確，弟所拳拳服膺”，“承示疑僞之品，應從删汰”，又説“敝藏之器，得邀尊釋，辨析毫芒，酌中去取，鑒别尚爲高人一等，深引爲幸”。對於先生的熱心幫助深存感激。除了交流學術，他們還分享生活點滴，彼此間的學術合作和私人情誼甚得世人稱道。
張國淦比先生年長十八歲，爲晚清舉人，曾任教育總長，後辭職潜心研究學問。張氏在信中説：“大著《金文編》日置案頭，如對益友，下編《秦漢》已出書否？先睹爲快，當不僅一人之企望也。”又説：“大著《文字學講義》細讀一過，詳愜至當。近來此種講義非支則漏，不能冀此什一也。”張氏對先生的敬重可知。
葉玉森比先生年長十四歲，爲早期研究甲骨文名家。葉氏信中説：“大著三册……搜羅之富，橅寫之精，洵堪驚佩！”葉氏專攻與先生雖有甲、金之异，但“驚佩”一詞，足見其對先生的佩服。
楊壽祺比先生年長十九歲，却稱先生爲“考古柱石，文字明星”，并謂“論年齒，你比我小得多；論學術，我當做你的忘年學生”。
所謂“得道多助”，除了大家熟知的羅振玉、王國維等人以外，張國淦、葉玉森、楊壽祺等前輩和鄒安、劉體智等金石學家、大收藏家願作《金文編》及先生的銅器研究所需材料的堅强後盾，這是先生早期成功的重要保證。
先生的學術、人品除了贏得前輩學者和藏家對他的鼓勵支持外，還贏得同輩學者乃至後輩友生對他的支持和幫助，這是先生事業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郭沫若初踏入古文字研究殿堂，也從日本致函先生求教；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兩周金文辭大系》再版，也請先生核校補充，郭氏對先生的尊崇可見。
于省吾是先生同輩同行中交往時間最長、關係最密切的學者之一。“其著述之勤、立説之矜慎，并世罕出其右者。所印行金石各書，已傳播於海内外，而《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二書，鍥力十餘年之久，尤能集金文之大成。”應該是較中肯的評價。《金文編》已增訂三版，至今仍是古文字研究者案頭必備之書。《商周彝器通考》被譽爲舊式金石學進入近代考古學的里程碑式著作，大量友朋書信表明，該書從寫作到修訂，都備受關注和支持，至今仍被視爲經典。
先生的成功，除了治學的勤奮、謹嚴之外，頭腦的睿智與方法的科學也是重要因素，“以原材料爲治學之根本，以目録爲治學之階梯”的理念，在學界即有着廣泛的影響。編寫《四部書目總録》的丁福保、編寫《石廬金石書志》和《石廬藏鏡目》的林鈞這些編目的行家裏手，都對先生的目録編寫能力佩服不已。有印本的積極購買，無印本的求“底稿見假傳鈔；先生的圖録著作，其編輯體例亦被視爲古器物圖録的範式，在中國金石研究上具有領風氣之先的導向意義。《重編宋代金文著録表》《西清金文真僞存佚表》《北大金石書目》《北大藏器目》《宋代金石佚書目》《金石書録目》《寶藴樓彝器圖録》《武英殿彝器圖録》《頌齋吉金圖録》《海外吉金圖録》《善齋彝器圖録》《西清彝器拾遺》等在友朋書信中均頗多贊譽。他如“《雕蟲小言》，古香四溢，馨逸流照”，“《殷周禮樂器》《兩漢服御器考略》……考定精確，拜讀之下，惟知歡喜贊嘆，今而後所有古彝器均各得其名而名矣”，“《石刻零拾》，考核明晰，至爲佩仰”，“《鳥書考》恨未得早讀，否則不致誤越劍爲殷器矣”，“《中國文字學講義》六十六紙，簡而能賅，所見獨卓……雖未窺全豹，而已脱之稿，覺視東大某氏作遠勝”，等等。正是這些完備的目録、豐富的圖録和精確的考定奠定的厚實基礎，造就了《商周彝器通考》的輝煌。
在北京的二十餘年間，先生的學術生涯從起步、發展直至輝煌，在學術界中發揮着團結同儕、提携後輩的作用。一九四六年南歸後，因環境變遷與年歲增長，先生的學術逐漸轉入鞏固與完善階段。而在學術界，則處在推動傳承，也接受匡助發展的地位。
南歸後，先生的工作重心放在了《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的增補、修訂上。這是因爲銅器出土日富，研究水平日益提高，對銅器和銅器銘文方方面面的認識在不斷更新，舊的成果衹有不斷增補、修訂纔能跟得上學術的發展，滿足研究、參考的需要。《金文編》在一九五九年完成第三版修訂後，八十年代初又進行第四次修訂，先生爲此投入了大量精力。而在《商周彝器通考》的增補與修訂工作中，先生則傾注了更多心血。他兩次北上訪古，友朋書札雖不能完整記録下先生對十九座城市的博物館、文物隊及考古遺址的探訪，以及三千餘件古銅器資料和部分照片、拓本的搜集過程，但于省吾、唐蘭、羅福頤、邊成、胡厚宣、陳夢家、高景成等人的信函中，對先生旅途起居的問候、對《通考》修訂進展的關注，以及他們在資料收集方面所提供的幫助，均可爲此作印證。此外，先生應邀審閲校訂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在友朋書信的徵引中亦可窺其大概。先生年過八旬，于省吾、唐蘭、周法高等人仍在往來書信中與先生討論金文問題，向先生求教，可見先生晚年在研究書畫、完成《叢帖目》等巨著時，都未曾以放弃金文研究爲代價，足證先生對金文研究的執着。
先生的弟子，如陳夢家、顧廷龍、孫海波、胡肇椿、史樹青等已經在學術上取得較大成就，有的甚至成爲頂級專家，他們接力恩師，繼續開拓進取，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了很多有益的貢獻。但他們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還不忘對年邁的恩師以有力的協助。
陳夢家已獲聘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所著《殷墟卜辭綜述》及《西周銅器斷代》在甲骨、金文研究領域堪稱典範之作，爲舉世公認的一流古文字學家，但他仍不忘向恩師討教，“拙作《西周銅器斷代》所定年代倘有不對或不同之處，乞一一見教，俾可改正”。對先生修訂《金文編》及《殷周銅器通論》出版之事亦關懷備至，從出版計劃的制訂到書籍款式的大小、用紙的選擇，所需拓本和照片的收集，出版流程的各個環節，他都步步跟進。“我對此書比别的更急切的望其早成，所以無論如何，皆請先生努一把力，一氣呵成。”“《金文編》款式可依《綜述》大小。“關於用紙，當可道林、報紙各半……總之，一切盡力使它又好，又便宜。”“每字下方號碼，鉛筆寫出，我們代你貼上印好的號碼小紙片。“我之《中國銅器綜録》（係我自己所藏照片、拓本）收器八百五十，對於研究器形，稍可利用。如此，《通論》圖版少製一些，可以節省不少成本，大大减低此書售價，可以多流行。”陳氏還建議：“請轉告張維持君……希望他多根據先生原著《通考》，無需多發議論，切實樸素的好。”“我去年一年在洛陽東郊植棉場，學種棉花。今已歸來二月矣。見《通論》與《金文編》都已出版，後者似乎印的還好。此書我還是從頭到尾看了又看的，也看了校樣，希望没有出什麽錯。先生從前以爲‘師酉’的‘乙白’與‘師訇’的‘乙公’是一個人，新出訇簋，可以爲證矣。”洛陽種棉花，當是錯劃“右派”後的“處分”，但一回北京，即如此關心兩書的出版，對恩師的關懷，着實感人。
顧廷龍，上海圖書館館長，著名的版本學家、目録學家和書法家，其主編的《中國叢書綜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都是版本目録學方面的權威著作。對恩師同樣謙敬有加，“現與青年同志同作《鹽鐵論簡注》，力争年内完成。如遇困難，當向師門求教”。爲先生抄録盛伯熙批《筠清館金文》，“如看不清楚”，願“極半日之力爲之録正也”；對先生所需的潘文勤與愙齋書，“恐長者檢閲費時”，親爲摘録精要以奉先生。“屬查十二人事迹，現已查到五人，詳另紙。如再有查出，當即續呈”，足見其樂助恩師的殷勤情意。《叢帖考》出版，顧氏衷心祝賀：“比聞大著《法帖考》將由廣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極爲興奮。”“尊藏美富，我館與博物館一二同志均曾懷念及之，以爲搜集不易，有便研索……深望我師宏著早日寫定，廣事傳抄，以啓後學。”顧氏需要幫助時，都會爽直開口，“尊藏《甬上明人尺牘》，其中有王嗣奭手札數通，近因搜集王嗣奭資料，能否惠借一閲？”先生亦欣然相助，“前承惠借《王嗣奭帖》一册，極爲感荷！”顧氏對先生的尊重及師生間的融洽亦自可知。
史樹青，歷史學家、文物鑒定家。中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曾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知恩師有編寫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青銅器的專著，以揭露美、日等國家對我國侵略罪行的計劃時，即熱情報告前人工作情况，協助先生搜集有關資料。
胡厚宣，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甲骨文合集》總編輯。他比先生小十八歲，儘管不是先生的學生，對先生也畢恭畢敬，盡心盡力。一九五六年，他一調入科學院，纔安排就緒，開始辦公，便向先生報告，并詢問《金文編》（三版）何時脱稿，表現出極大的尊重與關注。“近年以來，關於甲骨文字方面，得先生教誨、支持、幫助之處甚多，衷心感激，不可言喻！先生在北京需要購買何書，或搜集何種資料，請隨時賜示，我當盡力爲之。”“尊著四版《金文編》，望從容改寫……金文方面，若有新的資料發表，當隨時奉報。”胡氏的四十多封信中，就有不少爲追回三版《金文編》原稿而與中科院考古所（包括所長夏鼐）、中華書局等單位和個人交涉以及爲《金文編》的修訂向《考古學報》《考古》《文物》和别的考古單位及個人搜求金文拓片的記録，這些都反映出胡氏對先生的敬重和幫助。
陳夢家、顧廷龍、史樹青、胡厚宣等學者對先生的尊敬之情令人感佩，這些前輩學者的風範確實值得我們學習。關係是相互的，諸位名家對先生的尊敬有加不是憑空而來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也更加印證了先生學術之高深和人品之高潔，是贏得衆多學生及像胡厚宣這樣年資稍後的友朋由衷景仰的根本原因。
二、《燕京學報》和考古學社：盡顯先生組織才能
如果説羅振玉是發現先生學術才華的伯樂，那麽，這批書信還顯示，洪業是發現先生組織才能的又一伯樂。他不但邀請先生到燕京大學任教，還推薦先生擔任《燕京學報》主編，并在具體事項中給予支持，比如“來函道及圖書編目審查事，正符鄙意。下星期委員會開會，當提出討論”，這是工作上的支持。“董事會開會預算表决後……略陳尊函中所注意者，二事之結果：（一）印書一事……印書委員會有美金二萬元（合國幣約五萬元），就本年狀况論之……此筆大款大部份由我方具説明書陸續請撥……（二）購買古物一事。來年預算中，仍許國幣二千元……總機關項下，特設美金一萬五千元（合國幣約三萬元七千元）一款，以備全年中繼續請求之需……兄如遇見極可購之大批古物，仍可由燕大委員會具函請款。”這是經濟上的支持。先生不辱使命，一九二七年三月受聘，六月創刊，將學報由草創推向繁榮。短短的十二年内，《燕京學報》便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清華大學《清華學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齊名，成爲“民國四大國學刊物”之一。
先生主編《燕京學報》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大抵有三個重要因素：
一是友朋間的團結互助。顧頡剛主持《國學季刊》工作，即去信先生：“但一人的力量有所不濟，且我實在太忙了，亦不能用全部精力去做，私心所願，乃在兄之與我合作。不知能見許否？”而當時先生尚在北大求學。《燕京學報》創刊伊始即能蜚聲海内外，與先生參與《國學季刊》編輯的經驗不無關係。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工作，亦邀先生供稿，“《集刊》由弟編，兄不可無以贊助之，乞惠弘文，以爲光寵”，“弟又來要兄幫《集刊》的稿子，當必有以慰我也”。若先生需要幫助時，他們自然也會同樣支持。組稿、審稿、供稿三大事，幾大名刊主編的交流合作，是辦好《燕京學報》的重要保證。
二是强大的編委陣容和高水平作者群。《燕京學報》的成功，離不開洪業、陳垣、馮友蘭、吴雷川、許地山、黄子通等人組成的强大編委陣容。同時，先生憑藉其深厚的學識修養、廣博的知識背景以及獨特的人格魅力，凝聚了一批包括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哲學、版本學、文藝學、民俗學、藝術學、科技學等學科領域的一時才俊，形成一個穩定、高質、高産的作者群，也是重要因素。創辦伊始，《燕京學報》即能取得王國維、陳垣、馮友蘭、錢穆、俞平伯、謝婉瑩（冰心）等名家的支持，貢獻了《元西域人華化考》《史諱舉例》《周初地理考》《中國哲學中之神秘主義》《孔子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元代的戲曲》等名篇，使《學報》一炮走紅，并始終保持較高的學術水平與影響力。
三是具有創新性的編輯思想。先生向來重視學術動態與文獻積纍的作用，《學報》開闢“學術信息”“書評”“索引”等欄目，爲讀者掌握學術動態、檢索參考文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頗受讀者歡迎。《學報》的編輯創新思想還體現在“燕京學報專號”的刊行及“抽印本”的印製。一九三三年起，《學報》對篇幅超四萬字的論文另發專號，爲研究性較强的著作提供出版的方便。除顧頡剛的《三皇考》、容庚的《殷周禮樂器考略》《商周彝器通考》、鄭德坤與沈維鈞的《中國明器》、向達的《唐代長安西域文明》等重要著作外，還有不少名家代表作和里程碑式著作，都以“燕京學報專號”的形式出現。此外，《學報》還發明了使用原有版面將各篇論文單獨抽出印行的“抽印本”形式，既方便作者與學界交流，也滿足了學界對某單篇的需要，這一形式至今仍爲不少刊物所效仿。
應該指出的是，《燕京學報》的編輯思想還延續到先生南歸後主持的《嶺南學報》。《嶺南學報》創刊於一九二九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停刊達十年之久。先生接手後復刊，并由原來的不定期改爲半年刊，固定每年六月、十二月出版，沿用《燕京學報》慣例，先後刊載了陳寅恪、楊樹達、朱師轍、張純明、鍾敏元、莊澤宣、陳槃、劉節、王力、梁方仲等名家力作近百篇，學術成果之豐厚，有“在抗戰後中國高校學術期刊中獨特而耀眼”之譽。
《燕京學報》除了發表學術名家的論著，也很注意扶持學界新人。陳寅恪、黎錦熙、郭紹虞、顧頡剛、周作人等都曾爲年輕學者向先生薦稿，張蔭麟《〈九章〉及兩漢之數學》、夏承燾《白石歌曲旁譜辨》、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鄭德坤《〈水經注〉版本考》、瞿潤緡《〈大龜四版考釋〉商榷》都是在《學報》上發表的。一些在當時學術界并不知名的青年學者，因在《學報》上發表文章而引起學術界關注并逐漸成爲知名學者的，在所多見。
如果説《燕京學報》的主編工作是受聘在預設範圍内施展拳脚的話，考古學社則是先生主動策劃搭建的可供學者自由施展的舞臺。學社由先生發起，一九三三年六月開始籌備，翌年九月正式成立。票選五人爲執行委員，先生《考古學社之成立與願望》堪稱成立宣言，學社“以我國古器物學之研究、纂輯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爲主旨”，爲考古學界學者提供幫助爲目的，創辦社刊幫助社員發表文章，出版“考古專集”和“考古叢書”，幫助社員出版專著；還負有保護文物不外流，搜集流失海外器物著録出版的任務；“如有質疑問難，社員與社員可以直接函商，社之任務不過爲社員互通消息之一機關”，建立起一個考古學界的學術交流平臺。
考古學社建立三年間，社員由五十八人增至一百四十一人，年齡跨度由二十歲至六十五歲，地域涵蓋十三個省，并含加拿大明義士和英國葉慈等外籍社員。學社共出版社刊六期，專集十七種，叢書甲編二種，乙編八種。《考古學社社刊》發表了很多當時著名考古學者或考古學新秀的文章。比如先生的《〈尚書〉中台字新解》，唐蘭的《理想中之商周古器物著録表》，于省吾的《四國多方考》，徐中舒的《論古銅器之鑒别》，劉節的《考古學社之使命》，陳夢家的《令彝新釋》，周一良的《雲岡石佛小記》等。也有學者間論辯的文章，如與先生商榷的兩篇：楊樹達《讀容希白君〈古石刻零拾〉》和沈春暉的《關於〈《尚書》中的台字新解〉之討論》，學者各抒己見的自由風氣可見一斑。一些帶有普及性的研究成果，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燕京學報》發表未必合適，《社刊》就成了一個能够彌補上述缺憾的學術成果發表平臺。《社刊》所發表的文章，大多篇幅不長，但各有專門，很受一般知識界歡迎。“考古專集”和“考古叢書”之中，先生的《頌齋吉金圖録》、劉節的《楚器圖釋》、孫海波的《甲骨文編》、于省吾的《雙劍誃吉金圖録》等等，都是考古學、文字學方面的經典著作。
考古類文章，因要另造生僻字，還有圖片，印刷成本高，閲讀人數少，先生通過建立考古學社的方式，幫助在考古學方面有造詣的年輕學人發文章、出專著，這自然是很好的事情，但單靠社員的會費和骨幹分子的付出是難以維持的。爲解决經費問題，先生策劃改組，增設社長一職，推選著名的文物收藏家葉恭綽任社長。當時葉氏擔任管理中英庚子賠款董事會董事，除負擔《社刊》印刷費外，還争得英庚子款年撥十萬的支持，先生爲維持考古學社的運行，所作的努力説得上是嘔心瀝血的。
作爲《燕京學報》主編和考古學社的主要負責人，先生爲同道中人提供了良好的治學環境和交流平臺，是近現代學術界名副其實的樞紐性人物。先生性情豁達，廣於交游，不拘年齡長幼、身份尊卑，但凡性情相合、志趣相投，都能竭誠相見，所以不少人向先生薦文、薦人，在發表文章、尋求職務等方面，都向先生求助。先生爲人真誠正直，樂於助人而又學識淵博，眼力超群，處理交易時，每能做到公平公正，買者不虧、賣者不損，買賣雙方都能接受的雙贏局面。所以公家或私人購藏圖籍、書畫及各種文物都喜歡委托先生。中央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館、豫古迹會、河南省博物館等官方機構，陳垣、陳寅恪、聞一多、張爾田、劉半農、朱自清、傅斯年、董作賓、徐中舒、錢玄同等著名學者以及江、浙、滬、粤、閩、皖等地學人，或薦人，或薦文，或借書，或購書，或購藏文物字畫，都曾求助於先生。傅斯年與倫明、陳寅恪與王桐齡、黄賓虹與顧頡剛、簡經綸與唐蘭的交往，陳邦福與郭沫若及日本學者聯繫，他們的溝通也都是通過先生達成的。學者慕名而托友朋聯繫拜訪先生者亦復不少，比如王秋湄赴北平，欲拜訪先生，即通過胡肇椿紹介。嶧山及日友倉石等欲造府晤談，郭紹虞則致函先生，希予接見。胡厚宣北行欲多識收藏家，徐中舒托先生廣予介紹。張蔭麟入清華，先生向陳寅恪、葉公超舉薦，馬衡、傅斯年等人不便出面的事，也委托先生溝通，足顯其樞紐作用。
與先生同輩的著名古文字學家董作賓對先生的領導組織能力有過這樣一段表述：“兄領袖事業之精神，素所欽佩，社務賴兄等擘畫，日益發展，尤爲欣躍！”這應是對先生此期工作印象的很好概括。“此後誓將追隨吾兄之後，爲學術上之决鬥，甚望兄之不我弃也。”實乃董氏肺腑之言。
三、交游學界：盡顯先生人品之高潔
先生最爲人稱道的是其正直誠信的品格。葉恭綽“頗畏與浮誇疏率者爲緣”，佩服先生的“精勤直諒，迥异俗流”，而樂與先生交往；顧頡剛稱“兄責我之言，甚感友情之摯”，“箴言極感。如此直諒忠貞，纔是吾的至友”；董作賓謂“百忙中承不遺在遠，走函規誡，加以教誨，真一個好老大哥也！”于省吾稱“余與希白相識十載，其爲人質直無城府。人有過失，每面折之”。這些都體現了學界同仁對先生高潔人品的由衷贊譽。直，就是正直；諒，就是誠信。孔子説，“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這就是學界樂於與先生交往的主要原因。《燕京學報》之所以能維繫一個强大的編輯陣容和穩定、高質、高産的作者群，自然也與先生的人格魅力有着莫大的關係。
先生與顧頡剛最爲知己。在北大求學期間就同編《國學季刊》，同往碧雲寺指導發掘，相互間“想念之至，胸中有無數話，但以雜事冗忙，終不得暢懷一説”。顧頡剛曾對先生説：“我希望你原諒我的，我的家不是一個天倫美滿之家，家母既早卒，祖母又殁，在繼母之下我實無地位可得。”家境的不幸都向先生傾訴，可見二人之間感情的深厚。先生就職燕京大學，顧頡剛南下輾轉任教於中山大學、厦門大學等高校，儘管郵程遠隔，但二人一直保持通信。當顧氏立意北歸，先生又爲之張羅，從聯繫學校、協調待遇到選居宅、裝飾布置都親力親爲。顧氏在信中説：“蔣家胡同九號屋已定奪，至快。務請囑校中從速裱糊。已隔開之屋不必打通。寄存紹虞兄處物件，請先將床榻等搬去，以便弟等一到北平即可住入。”先生果真讓顧頡剛一到北平，放下行李便可入住了。爲助力摯友，先生連弟妹都調動了，堪稱通家之好。“春假中，兄等與内子同游居庸、明陵，想甚快樂。弟不在平，舍中多承照拂，感感。”“弟眷屬已到粤，一切承元胎兄照料，至可感。”“父母妻子居於兩地，亦顧此失彼，故弟日來心境甚爲歷亂，平寓一切望兄及令妹照顧。如美日開釁，我校亦有危險，届時請將弟之眷屬送至城中；至書籍等聽其自然，不須顧慮。”從書信中可看出，先生對顧氏的悉心關照和顧氏對先生的真摯感念，實爲先生人品之寫照和學界情誼的楷模。先生對友朋之真誠關懷，倫明亦有所感：“弟此次出門，進退無慮，皆吾兄之力，古人托妻寄子之誼，不足過也。感謝之意，不可言喻，衹有銘之於心而已。”
張蔭麟是比先生少十一歲的東莞同鄉好友。兩人交情甚篤。先生賞識張氏的才華，張氏敬重先生的治學風格與成就。從陳寅恪、葉公超等人的信中，可知先生不但爲張氏發文章提供方便，而且在張氏入職清華的事情上，也曾爲之四處奔忙，確實起到老大哥的作用。本集所收張氏信函十五通，多爲留美以後所寫，事無巨細，從居住環境、課程難易，到學習與研究計劃，甚至戀愛情形都一一同先生述説，還把戀人的情書寄與先生分析，可見對先生的極度信賴。反過來亦可窺知先生對張氏的推心置腹與無微不至。張氏信中説，“承教關於《美國訪書志》及《清史外徵》二書事，極是”，“去國前蒙兄揭露真相，醒弟迷夢。於弟於珠，都是有益，復何所悔恨”。先生的分析令其心悦誠服，表明先生確是值得信任的。雖然後來因張氏移情於先生長女容婉而引起先生不滿，兩人在一段時間内有所疏遠，但先生的真誠是毋庸置疑的。
啓功與先生交往甚早。啓氏自述“功自二十歲時，初趨坐右，得聆教益”，有書畫精品，必呈先生分享，有不解難題，亦必虚心求教。啓氏以“藴蓄甚久，無從質證”的五大書法難題，向先生求教，在先生一一作答之後，他即回函致謝，“晨興奉得手教，如親聞謦欬，真覺霍然病已。捧讀迴環，不勝依戀。承教諸條，至深感謝！”先生請教清皇室問題，啓功也都盡力幫忙。啓氏向先生借臨楊西齋畫册，先生有意相贈而啓氏執意歸還一事，更傳爲佳話，“敬讀題跋，深念老人自娱之品，一旦睽違左右，實難爲懷，而後學受之，中心不安，又不止其物質價值之珍貴也。謹擬一一臨摹，敬呈法鑒。評其造詣之進退，然後再將原作奉上，以慰後學下懷，聊代侍坐”。啓氏聞先生住院手術，即去函安慰，“先生最近務以休養爲要，功亦暫不以黑老虎瑣碎考證奉瀆清神。您如果爲了消遣，有何需查之書、需校之帖，俱請示下，當爲效勞查對”，對先生身體也是十分關心的。
先生除自己努力創造成果出書，利用《燕京學報》和《考古學社社刊》平臺爲學者們發表文章、出版書籍外，還熱心幫助已故作者整理、出版文稿。如友朋函件多次提到爲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李杲明《杲明遺稿》、林白水和陳淮生的遺著，以及信中未提及的張蔭麟遺著的整理出版，既體現了先生“生揚死友”之義，也表現了先生的學術擔當。
先生還保有熾熱的愛國情懷，這也是其高潔人品的延伸與升華。一九三七年北平淪陷，因爲《商周彝器通考》的寫作和《金文編》第二版的編纂修訂，先生捨不得離開北平的學術環境，加上兒女既小且多，家雜纍贅，收藏的彝器書畫和研究資料更難以轉移保存，南下不便。燕京大學是美國人開的教會大學，當時日美尚未宣戰，不少人以爲日本不敢侵犯美國，所以留在北平。但他盡自己所能報效國家的情懷和風骨始終不變。“九一八”事變後，先生率先成立“抗日十人團”，組織“燕京大學廣東同鄉學生救國會”“燕京大學中國教職員抗日會”，并擔任主席，還出版了《火把》小報，宣介抗日思想。劉體智信中所言“執事匪獨功深稽古，而慨憤救時，發抒讜論，堪爲青年嚆矢，愛國熱心，足使合校景卬”，“貴校愛國運動紀念周此次舉行，感於國難紛紜，愈奮青年激昂之氣，良堪敬羨”。商承祚信中規勸“聞日方列單捕人，有百四十人之多，内有教育界若干人。兄爲《火把》中主要人物，希戒心，君子不吃眼前虧也”。信中所言堪爲先生義舉之證明，亦可見衆人對先生之敬重。
先生愛國精神的另一表現是保護國家文物不外流。一九三六年前後，日寇侵華局勢漸緊，爲免劉體智所藏彝器落入外敵之手，先生遂向相關公藏機關介紹，其本人的收藏也應傅斯年的要求售與公家，傅斯年、徐中舒、劉體智與先生的幾組往來書信都有記録，中央研究院能收藏劉、容兩家精品不致落入外敵之手，即體現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國家風雨飄摇時所表現出的强烈愛國情懷。搜集流失海外的青銅器成《海外吉金圖録》，揭露侵略者的掠奪行徑，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也起了積極作用。
一些冷門絶學研究者，對非先生研究範圍的内容，也喜歡與先生討論，向先生反映，既見先生之廣受信賴，也使部分珍稀史料得以留存。比如通滿、蒙、維、藏、梵等多種文字的鮑汴，即就其所慮去信先生，擔心“清文”因研習者稀，會如古代遼、金、西夏文字之無人過問，并舉西直門外大柳樹烏武壯墓碑，漢文誤書其謚爲“壯武”；“清語‘噶普什祥’，前鋒也；‘額圖渾’，强壯也。同光間有某提督、某武員賞此二種勇號，誤爲‘噶什普祥’及‘伊圖渾’”等例，指出整理滿文文獻之迫切。又如啓功標點《清史稿》，他分點志之一部分和分類傳之全部，也與先生訴説工作中的甘苦。“志中所點爲輿服、禮、樂、選舉、天文、時憲、灾异、藝文等。其中天文、時憲，實一竅不通，衹按文義硬點，曾請内行覆看，居然所錯不多。”《禮志》中有薩滿祭神部分，幸遇啓氏，以螞蟻啃骨頭之法啃之，勉强點下，“所恨竟無人能作《天文志》式之復看，因此亦可見此書標點之不宜再緩矣”。啓氏還感嘆“如小子者一旦先朝露，如此類文字，又將何如乎？”此類事情，今日仍是值得重視的。
本集中有不少函件來自書畫金石家，他們對先生的書畫篆刻都有高度評價。鄒安在信中表示自己對先生的法書小籀文“已早神馳矣”。簡經綸謂王秋湄每次與其談藝，必稱先生之能，七八年未見，甚欲一觀近作。這些是談書法的。鄒安得先生所刻名印二方後在信中説“石質之美、刀法之精，令人驚嘆”，又説“置之古璽文中，幾不能辨其遲早，此藝已過令舅氏”。楊振聲稱“從文之印古淡，弟印蒼勁，各極其妙，皆大歡喜也”，以爲先生印藝已達表現印主人性格的境界。張牧石稱“因思黟山一派，自黄牧甫、鄧爾疋、壽石工相繼作古，嗣京都鍾子年近亦化去。今日此道執牛耳者，當推先生”。這些是談篆刻的。汪宗衍見先生爲繪《注〈茶經〉圖》照片，以爲“蒼秀雅厚，如元人筆墨”，敬佩之餘，驚嘆“真可謂能者無所不能也！”這是談繪畫的。林志鈞評先生《倪雲林畫考》説：“著録之詳盡，辨僞之精審，精力過人，真不可及。”又説：“倪畫墨渴筆簡，實難而似易，其題字則確易學，以此二因，作僞者每敢放膽爲之。得公此書，鑒别較易着手矣。”足見先生之畫論，亦甚精警。
沙孟海集平生師友函札成《若榴花屋師友札存》，求先生賜篆引首，“以增光寵”，以爲“涉筆高雅，如對珊瑚玉樹，歡喜贊賞，不可名狀”。聯想連登所述粤浙書法聯展，“商老發言時，沙老肅然起立，待商老發言畢方始坐下”之情景，沙氏對二老的態度，足徵二老的藝壇地位。
方介堪曾爲先生作印“以表景慕之忱”，於謝稚柳處見先生日常用印一册，以所作數印亦在其次而倍感榮幸。得先生金文法書一幅，則認爲“獲此權輿，光增蓬壁，頓破山居岑寂矣”，并“謹作紅梅并題句爲壽，又篆二小印，付郵寄上”，可見方氏對先生的敬重。
先生托王學仲尋鮮于璜碑拓片，王學仲未能獲得，但還是想法拍了碑陰、碑陽照片各一張，再請其學生胡月鈎摹一本寄去。因怕先生“以塞責見怪”，又請朱鼎榮爲之説明，足見其對先生之尊重。王氏還以“傲倈山房所藏墨迹”“舊拓淳化閣帖”“滕國詞草”請先生題簽，“如老師精神不及，也可衹題《傲倈山房》一簽算了”，對先生法書亦甚珍惜。
康殷所著《漢字源流淺説》在書法界有很大影響，古文字學界則多以爲外行。本集所收康氏信函二十通，對認識康書，或有作用。“這張照片，也盼之兩年了。十餘年未得一晤，懸之座右，如見長者。”康氏對先生是十分敬重的。“我象一個小孩子一樣，在您面前賣弄一番謬論，純是弄斧於班門，幼稚可笑，您也一笑置之吧。”“不過我這點工作，没能得到您這樣的前輩同意，實在是最大的遺憾和損失。其中原因很多，非片言能解，主要是我的能力不足，讀書太少，腹笥空虚之過。”“承教以多讀書之事，今日實無可能，留待於异日努力。”“如有二三談言微中，也可自足自慰了。對於這種外行，和這種猜畫的方法，衹能算是搞古文字的异軍，或异端，但也未必都是野狐禪，成心搗亂。”此皆康氏自知之言，足爲奉康書爲圭臬者戒。
黄賓虹長先生二十九歲，獲古銅印，有文字未經前人收采者，即拓奉先生鑒正，望先生“有以教之”，又説“小秦印之文字詭异者，未經愙齋諸家著録，敝處仍擬收羅，乞作介爲幸”。此外，黄氏還以《紀游》畫作相贈，其對先生的尊重可知。
趙元浩致先生信中提到“香港有一位教授饒宗頤先生曾來廣州探問您，并承您答應給他寫一條幅（鐘鼎文），至今未見給他，希望請您快點動手。饒教授在法國頗有影響，對您又很敬佩，請您抽空給他寫寫吧！”可見，饒宗頤對先生也是畢恭畢敬的。
四、記録與述懷：還原歷史的寶貴資料
有不少信函反映了歷史事件親歷者對事件、對時事和人物的記録與述懷，也有一些學術和社會問題的交流，這是我們探究歷史真相的極寶貴材料。
作爲一九二七年“厦大風潮”的親歷者，顧頡剛在信中對厦大國學院停辦的過程述之頗詳。顧氏向先生提供了《顧頡剛爲厦門大學停辦國學研究院事質問林文慶校長書》《顧頡剛辭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職致林文慶校長書》，對事件的緣起、過程作了詳細描述，與先生對事件探討分析得出“推其原因，則由於理科之排擠及校長之不公”的結論，這對後人研究那次“風潮”有很好的價值。
戴家祥《在校長住宅參與非正式教授會議經過記》對清華大學“易長風潮”中一次會議的詳細記録，張仲葛對臺灣“二·二八事件”的描述，張蔭麟對留美生話的傾談，冼得霖對海南師範學校教育與生産相結合的詳細記録，對進一步瞭解那些事件的詳情有重要意義。
作爲先生的知己，顧頡剛給先生的信（連附函、附件）近八十通，中間談及不少人物，比如談“厦大風潮”時，“語堂先生有熱心而無處事之才，徒然對於校長生出許多惡感”。在談及燕京研究院選人時，對丁文江一類“政客”會“致機關本身受政治摇撼”；梁漱溟一類“復古派”會“致學術不能照了軌道走”，沈、馬一類“學閥”會“致學術機關爲其私人壟斷，且爲排擊敵派之根據地”；啓明、平伯一類“文人”會“致機關腐化，致同事不勤業務”；王桐齡一類“平庸人”會“致發表刊物爲講義式之文字”，林語堂、黄文弼一類“頭腦不清之人”會“鬧意見”；江紹原、潘介泉一類“愛發議論而不負責任之人”會“致團體分裂”的評價，信末都特别標明“此信請勿給人看，免結怨也”。諸如此類，肯定在公開場合是難以看到的。還有對陳華秋的嚴厲批評，對沈兼士、譚其驤、姚名達等人的評價以及多封信函中所作的自我解剖與對友朋誤解的申辯，對於這些人物的研究均有重要意義。魯迅對顧氏成見特深，信函中談到魯迅的内容不少，“如到粤後即不堪魯迅之擾，則暑假時束裝北返”，“弟事果爲魯迅所阻，今改派弟購書”，“民國十六年中，此半年爲我厄運最甚之時。推其原因，皆由於魯迅之鬧。他使得我不能不離厦門，又使我不能安居廣州，又唆使其徒黨遍爲造謡，使我心神不能寧定。弟與他不知是何冤業而竟至於斯，誠不可解。現在弟固不寧，而彼亦失敗，閑居廣州，無人聘請，不知作何歸宿，恐亦遂落拓矣”，“今幸魯迅已受勞動大學之聘，不日離粤，此後之歲月或仍復我自由乎？盼之禱之”。這對於從另一角度研究魯迅也是難得的史料。
一九五七年錯劃的“右派”分子，後來絶大多數都能得到平反，并在某種程度上恢復工作，發揮所長。但先生友朋中的區昭文，則是下放農場勞動後，始終未能平反，連退休待遇都無法享受。區先生曾任職於廣東省文管會和廣東省博物館，鑽研古代曆法，兼及古文字及歷史。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七十高齡仍孜孜不倦地鑽研、撰述，最後衹能留下諸多遺憾。我對曆法知之甚少，未敢多言，但“由於曆法種類多，代有變革，從來没有那一種曆法可以解决一切”，“社會發展階段和曆法要相對應”的觀點，我認爲是很對的。當今古文字學界以曆法考察甲、金銘文，斷定銅器時代者，所遇窒礙無從解决，即在對這一觀點缺乏認識。區先生《虞夏商周古史鈎沉》《歸奇於扐以象閏》能得中科院學部委員、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杜國庠看重，《堯典曆徵驗》一書也得著名歷史學家譚戒甫“忽聞區君有《堯典歲星二曆》幾十萬字的著作，頗感新奇，爲之狂喜”，“區君書所言甚多，中有精闢之處，但問題還多，一時無從論列，留待將來”的評價，可見區先生應是有學問的人。上述著作及《圖畫文字研究》《中國古代十二辰、十二星次、星象圖騰的相互轉化關係》《欒書缶鑄年考》以及七十高齡完成的《中國秦前古曆發展系統各書内容概述》《釋禺畺》等均未能刊行，確係學術界的憾事，其可成一家之言是没有問題的。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那個特殊階段，于省吾在與先生的信中交流頗多，很能反映那個時代背景下作爲學者的内心世界。于氏自述“近來偏重學習理論，繁瑣考證，暫且不搞”，“清洗餘毒，改造世界觀”，“縱不能走在運動的前頭，亦要跟上形勢，不至掉隊”；于氏對先生“校内開大小會七次，尚未覺悟”表示驚訝，勸先生“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對唐蘭寫文章對他的人身攻擊、在吉大科學討論會上的污衊、跑到王府井大街貼大字報説于氏有一百二十萬財産等行爲表示憤怒。即反映出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的三種心態：一類是高調緊跟，甚至誇大事實，落井下石以抬高自己；一類是緊跟形勢，不甘落後，但不害人；一類是固執己見，堅守原則。當然，中間一類是大多數，是主流，第一、第三類都屬少數，所謂兩頭小中間大，這個估計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最受人尊敬的，應該是第三類，即先生這一類。
馮友蘭對高氏文章的批評“高君之文似乎有用西洋哲學附會中國哲學之嫌，本來用西洋哲學講中國哲學，現在是誰也免不了的，所難者適可而止耳。高君之文似乎講西洋哲學太多，漢人原意或不必如此”。對今日的哲學乃至包括文學藝術在内的整個社會科學界如何處理中西學關係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正如二〇〇〇年前後盛行一時的來自西方的“配價語法”理論，先是用這些“洋理論”機械地套用分析現代漢語，後來又逐漸蔓延到古漢語詞彙學和語法學研究領域，文章是寫了不少，教授也評了一大堆，而如今，再無人提及配價語法這個“洋理論”。從馮先生的信中，足見老一代學者在立足中國、借鑒西學，科學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時，保持着應有的清醒，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沈兼士時爲北京大學創辦研究所國學門的主任，馬衡爲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都是先生的導師，學術地位至高，而與先生往來書信，除尊稱對方爲兄、謙稱己爲弟這一傳統文人習慣外，請教、感謝均甚謙恭：“拙著一册，乞不吝賜正爲荷……敬請希白兄著安！弟制兼士頓首。”“禮拜四（二十一日）午後二時，請至神武門内南三所，參觀各種檔案整理情形，并指導一切爲荷。”“前得來書，敬悉。甲骨拓本承交涉，甚感……弟衡上言。”“古物陳列所之齊侯是否經《寧壽鑑古乙編》著録？又，大官鼎今尚在該所否？是否亦經《乙編》著録？均乞示知。”被顧頡剛稱之爲“學閥”的沈、馬二氏尚且謙恭如是，老輩師生關係之平等和諧，與今日某些人的盛氣凌人形成鮮明對比，尤其值得今人學習。
張蔭麟在信中言及學界時弊：“嘗見國内學者，當其未得意，佳作層出，希望無限；及聲聞既著，東延西聘，不能擺脱（或不欲擺脱），因循下去，竟成教書機器，無復探索撰著之暇，斯亦不足畏也已。”對今日學人，也是應該引以爲戒的。
張次溪向先生介紹張園與袁崇焕故居的來龍去脉及捐贈政府成北京南城特大公園的經過，固然是重要史料，而“政府一再要贈與奬金，被我拒絶了”，“先公生平所表彰之袁廟及袁墓，均經人民政府予以重飾改建，較前十倍堂煌，今歲又將張園（袁督師故宅）贈與政府，又將重修，先公可以瞑目，弟心願已了，今後倘身體能恢復健康，使從事編述‘北京史料’及‘近代史料’，俾有所貢獻於治近代史或研究首都史者之助，則此生無憾矣”。這樣的思想境界，足令今日多少文化人汗顔。
集中收有幾十封家書，其中兩點讓人印象深刻：一是先生對四舅鄧爾雅的感恩。鄧氏晚年居港，生活拮据，多封信札都談及感謝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厚惠。二是先生對子女生活上的關懷及經濟上的援助，對在從事教學研究的三弟肇祖、八妹容媛的關心幫助，在家信中及友朋書信中都多處可見，顯示先生對兄弟姐妹、子女親屬感情的珍重，以及對傳統禮教的重視。
先生日記所見聽戲、看電影、出入茶樓酒館一類生活多姿多彩的記録，書信中似少出現。但鄧雲鄉所言“近見報載，先生以藏書捐獻國家。二十餘年之前，曾記報載先生賽車獲勝之消息。每於此際，均如重睹先生昔年由宣南赴紅樓上課之風神，及草公開致傅孟真先生函時之虎虎生氣也”一節，呈現先生昔日課堂上的精神風采和争辯時的虎虎生氣、賽車時的激情洋溢、獲勝時的喜悦自豪，都是不易從先生晚年那平静安詳形象中想象出來的。原聽説先生八十高齡仍騎自行車，蹬上海珠橋的斜坡，出入鬧市已足驚嘆，此賽車獲勝的輝煌，更不易想見。
通信中雖多嚴肅的學術討論及人物、事件的陳述與評介，但也不乏輕鬆、詼諧與幽默。如傅斯年“過門不入，可恨之甚！頃電談，又至快也。一笑”，“至於酬勞補訂《書録目》事，兄初索二百，弟還一百，後來定爲一百五”。啓功“七日夜流彈一枚，穿窗光顧，距不佞之頭僅及五寸，居然未中，足見死生有命，此雖小事，足以爲砥礪之資”。
二〇二四年六月，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倪俊明先生携先師容庚的家屬捐獻的先生友朋書信一千六百多通來訪，謂得國家資助，已經整理完畢，準備出版，邀我作序。雖明知工作量特大，耗時特長，但作爲先生的最後一届研究生，寫好這篇序，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光閲讀這批信件就要花幾個月的時間，還要花心思編排布局，然後纔能動筆寫作。我正在趕學校金文中心的課題，最初是每天既趕課題又讀信件，到後來乾脆將課題停下，專心讀信，經過半年多的時間，終於把序言寫出來了。
我是一九七八年開始進入頌齋門下的。先生將我帶入古文字研究殿堂，讓我認識其中的奇珍异寶，授予我探究未解之謎的方法，指導我在正確的道路上奮進。先生晚年那慈眉善目、笑口吟吟、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的形象，已深深刻在我腦子裏。讀完這批書信，纔發現，先生的青年時代竟然是那樣激情澎湃、叱咤風雲。在那個中國新舊學交替、古典之學向現代之學轉型的時期，他創立了《燕京學報》和考古學社兩大平臺，與包括語言、文字、歷史、考古、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年輕精英一起，傳承舊學、開拓新學，實現了這一偉大的轉型。他們各有專攻而又兼通博學，打破分科的局限，對學科的深度與廣度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這一時期能成爲中國學術發展的特活躍時期，作爲溝通新學舊學，聯繫不同學科、不同地域的樞紐人物，先生功不可没。
本序言的寫作，得到不少同仁的關心和幫助，佛山市嶺南美術實驗中學黄菊影女士將文稿輸入電腦，廣州大學創新創業學院璩銀吉副院長對原始文稿進行串合編排，在初稿草擬過程中，承蒙中山大學陳永正學長逐段推敲訂正，田煒教授校讀全稿并提出修改意見，均頗費心力，在此謹致謝忱。
張桂光於熒暉閣
二〇二五年二月
（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