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一生，一共活了28950天，而他在广州待了7568天，也就是说，他有26.14%的生命是在广州度过的。彼时，目盲体衰的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专著、写出《论韩愈》《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重要论文。可以说，这7568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

近日，在楠枫书院举行的岭南文化新讲第四十讲，聚焦陈寅恪在广东的学术生涯。1949年年初，陈寅恪南下岭南，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本次讲座特邀——张求会先生与胡文辉先生这两位陈寅恪研究的名家，讲述他们眼中真实的陈寅恪；资深媒体人罗韬先生担任主持人。

罗韬表示，“陈学”30年来蔚为显学，而在广东，诞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1995年，陆键东出版《陈寅恪的最后20年》，开启了此后持续20年的“陈寅恪热”；2013年，胡文辉写成《陈寅恪诗笺释》，此书达到了“发皇心曲”的境界，也是对陈寅恪整个人生心路历程的探索；2025年，张求会推出的《陈寅恪四书》，可谓集陈学研究之大成。

在广州的7568天

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从上海坐船到了广州，在岭南大学（于1952年停办，文学院等核心科系并入中山大学）授课、治学。陈寅恪的一生，一共活了28950天，而他在广州待了7568天，也就是说，他有26.14%的生命是在广州度过的。

彼时，目盲体衰的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专著、写出《论韩愈》《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等重要论文。可以说，这7568天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

1949年年中，除了陈寅恪，钱穆、熊十力这两位大家也在广州逗留。不久，熊十力由董必武力邀北上，钱穆去了香港，唯有陈寅恪留在广州。

关于陈寅恪这次人生最大的去向选择，张求会引述了“陈学”专家吴定宇早年间在中山大学档案馆找到的一份材料：“唐筼（陈寅恪夫人）屡次说陈寅恪决不肯出国。同时她也就谈到香港大学拉陈寅恪的事，她说，香港大学的马鑑（马衡之弟）曾请陈寅恪到香港大学去做系主任，给很高的报酬，陈寅恪坚决拒绝了。又让陈推荐人，陈也不肯。”

张求会认为，陈寅恪当时究竟是想把岭南作为他人生最后阶段的归宿点还是中转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陈先生在广东这20年，总体上而言，他对我们的贡献远远大于我们对他的给予。”

在胡文辉看来，陈寅恪留下来是很自然的选择。一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去海外执教；二来，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给予他的优礼、优遇，是相当吸引的。

对于陈寅恪在广州期间的学术创作，张求会用“继往开来”来概括。“继往”，指他擅长的中古史研究得到了延续；“开来”则指他转向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心史”研究。此外，“继往开来”还有第二层含义：在岭南，他“重申”并“践行”自己的基本主张，对岭南文化有着很大的助力。

陈寅恪晚年的几个学术助手，黄萱是最为大家熟悉的。胡文辉认为，在具体写作上，黄萱起到的作用肯定是很大的。“可以想象，一个人要是自己完全看不到，通过口述写出一本80万字的书，（除了文本，）包括整个叙事的框架、条理，可能黄萱也参与了，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中提及的一个细节，从侧面说明了黄萱所起的作用：陈寅恪起初以为《柳如是别传》有40万字，后来才知道有80万字。这说明黄萱所担任的，一定不是简单记录的工作。张求会用“你是我的眼”这一浪漫说法来赞美黄萱——对陈寅恪而言，黄萱就是他的眼。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陈寅恪本人。对于学术创作，他不但有使命感，也是他的兴趣所在。59岁的他，在岭南开展了他的学术第二生命。而且，越到晚年，他想表达、想让自己的观点流传下去的愿望更强烈。诚如历史学家蔡鸿生所说，陈寅恪只能“仰望”。

中国士人的至高境界

罗韬指出，陈寅恪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几篇文章，显然是“因时而作”。尤其是他在1955年写成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有着古今呼应的意味。当时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而他对事态的发展、最后中苏关系将会决裂的这样一种预判，令人惊讶。“他高明就高明在，又没有离开学术中立性，但读了以后又有一种很强的现实感。”

包括胡适、钱穆在内的几位大家，都说陈寅恪不会写文章。在张求会看来，这是一个老话题。不过，这个说法远不如胡适、钱锺书等人的评价传播广远，“特别是胡适讲的‘标点尤懒’这一句搞死人”。

“不排除一种可能：他想以此显示对所谓学院派或者后来引进的学术论文规范体系的一种反动。他觉得不一定要完全照搬那个东西。”张求会说，包括陈寅恪晚年坚持“我的著作要用繁体竖排”，与早就大行其道的简体横排的做法相悖，并不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特殊性或者标新立异，而跟习惯、情感认同相关。

胡文辉认为，胡适等人可能觉得陈寅恪的学术论文里有一些超出一般论文的、个性的东西，所以评价不高，像钱穆就说陈寅恪“故作摇曳”。在胡文辉看来，陈寅恪的学术论文是有些可以挑毛病的地方，但是他的小文章、序跋，比如《赠蒋秉南序》、给陈垣（陈援庵）写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序，是非常好的。

陈寅恪跟其他学者的交往，也是此次讲座所讨论的话题。中山大学的“史学二老”，即指陈寅恪和岑仲勉。陈寅恪曾在给陈垣的信中专门讲到“江淮不足论，黄河更不用说，将来之学当在南学”，对岑仲勉的学术持肯定态度。然而，对陈寅恪批评得最猛烈的，一个是岑仲勉，一个是后来的黄永年。

岑仲勉对陈寅恪一直不大服气，据说，他上课时喜欢干两件事，一个是“他怎么说”，另一个是“我怎么说”。张求会说，对此陈寅恪并没有表露什么，也不反驳，他展现的就是“我不屑于跟你争”。

有现场观众问，可否对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这“四大历史学家”进行对比。胡文辉回答道，这个提法出自同为历史学家的严耕望，严耕望对这四位进行比较，讲得清楚、透彻。他也推荐大家读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可以作为读历史的入门书。这也是举办讲座的意义，嘉宾们的分享就像提供索引，带领人们进一步进入感兴趣的领域。

罗韬表示，终其一生，陈寅恪做到了“尊其所闻，行其所知”，达到了一个中国士人的至高境界。陈寅恪为纪念王国维先生所撰写的碑文中有一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他本人：“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文/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通讯员/桃子酱

摄影/Rat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