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记者 潘玮倩

作为古代东西方的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处于内陆的阿富汗，是中国通往西方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关，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繁衍地。

2019年春，一个名为“器服物佩好无疆”的展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来自阿富汗五大考古遗址的231件（套）珍贵文物，时间跨度自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纪元之初，其中许多饰品以黄金和宝石打造而成，熠熠生辉，造型有着东西方多种文明融合的特点。今年8月，《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增订典藏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我们在阿富汗国家宝藏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希腊神话元素：丘比特、胜利女神、亚历山大……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批黄金宝藏中的东方文明元素，隐秘的竹节、神奇的西汉铜镜、华丽的黄金王冠……这些东方元素有怎样的内涵？它们为何会出现在遥远的阿富汗？

该书主编、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谈晟广，在他的《王冠的秘密：阿富汗黄金宝藏中隐藏的中国密码》中，为大家做了详细解读。

1 “国家宝藏”重见天日

根据上海书画出版社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此番集结的阿富汗“国家宝藏”，按四个出土地点——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古城遗址——划分单元，分别展示了青铜时代、希腊化时期、月氏人入侵至贵霜王朝建立之前、贵霜王朝四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化遗产。

宝藏与公众的见面，殊为不易，“1979年之后，阿富汗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几次重大考古发现所得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因秘密保存在喀布尔中央银行大楼下的金库中而得以幸存，直到2003年才重见天日”。

上述四个出土地点之一的蒂拉丘地（字面意思是金色的丘地或土墩，位于阿富汗的北部），出土的文物中，隐藏着“中国密码”。

1978年，由苏联和阿富汗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地发掘了6座竖穴土坑墓（1男5女），对应时间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约2万件金、银、铜、宝石、象牙等各种材质制作的文物，数量惊人，表现出了独特的跨文化特征，是丝绸之路上迄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篚簾，蒂拉丘地4号墓，公元25年-50年，金，直径23.0cm，高4.0cm

腰带，蒂拉丘地4号墓，公元25年-50年，金，97.5 × 2.0cm

“墓中出土的安息银币、罗马金币、希腊神灵、草原风格黄金饰品、中国西汉铜镜与丝绸、叙利亚或埃及的玻璃器以及印度象牙雕件等，也无疑证明了公元前后的阿富汗作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国际性、创造性和多样性。”

蒂拉丘地墓葬年代的上限，由3号墓出土的一枚印有罗马皇帝提比略（公元14年-37年在位）像的金币所确定，这种类型的硬币是公元16-21年之间在罗马帝国的吕格杜努姆（今法国里昂）铸造。

2 来自中国的图像元素频现

谈晟广介绍：“许多学者认为，6座墓的墓主，是月氏人的某个首领（也许是翕侯）及其眷属，甚或认为，男性墓主是建立贵霜王朝的丘就却的父亲赫拉欧斯（约公元1-30年在位）。” 蒂拉丘地出土的两万余件黄金饰品，虽然带有强烈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特征，但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受希腊艺术的影响。

同时，这些黄金宝藏中，也具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图像元素。如4号墓出土当用于栓系短剑的一对带扣，扣身均饰有豹纹，豹首和前爪清晰可见，腹部以下不见，变化成了抽象的卷曲纹饰——这与西汉漆器、铜镜等器物上常见的纹饰如出一辙，即动物的上半身清晰可见，而下半身均幻化为翻卷的云气纹。

“为什么中亚地区的动物纹饰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所产的漆器纹饰有关联性？一个较大的可能是，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于是汉武帝钦命因试图谋反而自杀的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作为嫁妆，原江都国（国都今江苏扬州）的漆器以及其上的纹饰可能也带到了中亚。” 谈晟广介绍。

豹纹扣饰，蒂拉丘地4号墓，公元25年-50年，金，4.0×1.2cm

西汉，云龙纹漆笥盖线描图，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出土。

“此外，出土于脚踝部位的靴扣，圆框造型内，表现的是神兽拉车的场景。车上一人，侧身，穿着宽袖式衣服，抬头上望，手扶围栏，从发式看，很像是中国古人的样貌。而扣饰背面，还可以看到清晰的织物印痕，有学者认为这是采用中国的‘失蜡-失织’的工艺制作的。这种工艺，最初可能始于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前221年）的燕国，一直延续到西汉，曾被广泛运用。”

靴扣，蒂拉丘地4号墓，公元25年-50年，金、绿松石、玛瑙，直径5.5cm，高1.1cm

靴扣背面的织纹痕迹

靴扣上的人物形象身后角度线描图

“而蒂拉丘地出土文物中显示所受中国影响最明确的例证，则是2号、3号和6号三座女性墓中，墓主的胸部位置均出土了一枚镜面朝下的西汉晚期铜镜。”谈晟广说。

他介绍，在中国古代，铜镜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制镜的原则主要是法天象地，用在墓葬中，则被赋予映照宇宙、沟通天地的功能。而三枚铜镜均放置在胸口位置，当不能仅仅以简单的照容功能来解释，说明某些中国与铜镜相关的信仰，可能已传播至此，抑或可能被赋予新的意义。

蒂拉丘地出土的西汉铜镜之一

3 “步摇”在欧亚大陆广为传播

最神奇的，是6号墓出土的华丽王冠。总体是由6个组件组成的，即一条用以围合成王冠底沿的细长带状饰和5个片状的镂空花形树，可以拆卸，也便于安装（背后各粘焊有多个小圆柱，插入长金针以固定）——这可能是为了适应草原民族的移动性生活特征。

而步摇，作为一种王侯、贵族的头部装饰，在整个欧亚大陆广为传播。文章就展示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出土步摇金冠、中国辽宁省朝阳喇嘛洞出土北燕金步摇、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出土魏晋金步摇、韩国伽耶文化步摇金冠和日本奈良古墓出土金铜制冠等。

王冠，蒂拉丘地6号墓，公元25年-50年，金、仿制绿松石，45.0×13.0cm

王冠展开图

王冠反面的安装细节

树式金步摇，蒂拉丘地4号墓出土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出土魏晋金步摇

日本奈良古墓出土金铜制冠

王冠每个组件上面，有规律地缀满了圆形薄金片和6叶形花饰。5个片状的花形树，中央的那片较宽，造型上呈现出一种对称的拱极形，尖部是心形，两侧如同两条头向下龙的剪影，底部中央的圆形内，是一个反旋的涡纹（这是一种常见的中国纹饰）。两侧的4片较窄，整体呈对称的宝瓶形造型，尖部是心形，两侧分别是一只鸟相向站在翻卷的纹饰上，最下面是龙尾的形状，中央是镂空的两个相背的心形中间夹着一个新月形。

这种对称的拱极形，是早期中国十分常见的造型纹饰（象征上古以来中国人最崇尚的“北天极”，最典型如玉璧、玉璜等礼用玉器上对称的拱极形纹饰），加上反旋的涡形纹，表明这个王冠的设计结构可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本版图文资料来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增订典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