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与中方携手促成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打破坚冰，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从1971年至今，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超过一百次。

7月18日，这位传奇外交家再次访华，此访也是他百岁之后的首次中国之行。

哈佛大学的“基辛格规则”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原名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出生于德国菲尔特，是犹太人后裔，1938年随家人移居美国。

基辛格生于乱世，其成长起来的年代，正值德国社会动荡不安、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他在纳粹的魔影下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移居美国后，他还曾应征入伍，奔赴二战中的德国战场。

在上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大屠杀中，基辛格至少有13个亲戚被送进了毒气室。对此，《基辛格传》一书作者沃尔特·埃萨克森评论说，基辛格的几乎所有个性特征——他的悲观主义哲学、他的信心与不安全感的共存、他的因自己易受伤害而觉得空虚以及他的因渴望赞誉而显得傲慢——都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的经历和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

战争结束后，基辛格回到美国。1947年9月，他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并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1950年，在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教授指导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为《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这篇本科论文长达377页，埃利奥特教授仅看了前100页，就提笔批了“最优”。基辛格的论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未来的大学生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

因为成绩优异，基辛格被免试推荐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愿望却被哈佛大学粗暴地拒绝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带有结论性的研究报告，并准备出版专著。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

同年，哈佛大学决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讲师等级。1957-1969年，基辛格历任哈佛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校外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兰德公司顾问等兼职。

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基辛格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问，但尼克松战胜了洛克菲勒，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大选。在竞选中，基辛格曾经把尼克松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尼克松却不计前嫌，他看中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了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上任，实现了自己由文人战略家到政策制订者的转变。1969年-1973年，基辛格任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到1975年。1973年-1977年，他兼任美国国务卿，获得了第一个外来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职务。

创建国际秩序的人

在国际政治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在他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他在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中写道，“政治家没有因道德约束而冒其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辛格一直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对打开中国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战等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并因此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留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处白宫权力中心之际，冷战正急剧升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东在阿以战争之后也大有大战将临之势。然而，危机和挑战，也为基辛格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他频繁穿梭于北京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热点地区，被认为是参与打造二战以来全球权力格局为数不多的奠基者之一，在历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

“如果要列出对当今我们所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几个人，也就是在二战后创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人，我认为你肯定要将他列入其中。”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瑞说。

“下星期不可能发生危机，我的日程都已经排满了。”基辛格幽默地说，同时也透露出，那是一个基辛格参与运筹大局、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年代。

美国在越战后面临严重分裂，公众对国际参与产生强烈幻灭感，基辛格在这一历史关头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确保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继续扮演全球角色的可能性，而当时美国实际上有可能完全放弃参与联盟、军事干预和海外努力”，《亨利·基辛格与美国权力：一部政治传记》一书的作者、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教授托马斯·施瓦茨说。

基辛格在美国政界担任正式职务的时间很短，但他在美国外交领域享有很高权威。“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都曾给予基辛格很高的外交权限，之后的历任总统也都在重要事务上寻求基辛格的帮助。”施瓦茨说，“基辛格的许多外交活动依然处于保密期，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基辛格在许多重要外交事务上参与程度有多高。但可以肯定的是，基辛格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美国外交事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位外交家，基辛格从来不是一名‘士兵’，始终是一位‘指挥官’。他在外交活动中享有极高的自主权。”施瓦茨认为，“从某些角度讲，基辛格的外交声望和影响力足以和美国总统媲美。这不仅让他能够独立做出外交决策，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更重视他在外交中扮演的角色。”

外界常称基辛格为“基辛格博士”，他自己也很乐意接受这一称呼。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比起政治家，我更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学者。”这一特殊身份，让基辛格更关注历史上文明的兴衰，也为他看待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其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冲突。

“当我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谈论中国的崛起及其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时，我说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说，“我们无法阻止它，也不应该阻止它。”

基辛格的《论中国》被公认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在这部中国问题专著中，他以一位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的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到访中国，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为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前哨，商谈日期和准备工作。随后，中美双方拟定了尼克松的访华日程，基辛格的破冰之旅圆满完成，封闭已久的大门被缓缓推开。

基辛格不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官方美国特使，也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50多年来，他先后近100次往返两国。

得克萨斯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一书的作者苏瑞说，基辛格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明的国家。

由于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做出的奇迹般的努力，他被授予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

基辛格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在中国外交措辞中极具特殊意义，就基辛格而言，他不仅有“破冰”之功，在中国人眼里，他长期以来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基辛格打动年轻一代中国人的是他的“知华”。基辛格的著作《论中国》是中国几乎所有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学生的必读书目，《纽约书评》称此书表现出“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毫不掩饰的认可”。基辛格对中华文明的深入研究与独到看法，让许多中国人都深受启迪。他的一些论断常被当作“名言警句”引用。譬如“中国的语言、文化及政治体制都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因此就连本地区竞争对手以及外来征服者都不同程度吸收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有发言权的外国见证人之一，基辛格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崛起。他说过，中国是通过自己人民辛勤的努力实现了巨大发展。

在此次访华时，基辛格说，我此访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当今世界挑战与机遇并存，美中双方应消除误解、和平共存、避免对抗。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美中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把对方作为对手的代价。如果两国发生战争，不会给两国人民带来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基辛格最新传记作者、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教授托马斯·施瓦茨在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时表示，基辛格曾为美国提供了“一张如何让大国之间保持平衡的路线图”。

“（今天的）美国政客没能回答一些基本的问题：美国对华强硬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应当思考外交政策的背景、后果以及其是否真正符合美国利益。我们现在缺乏这样的思考。”施瓦茨认为，美国需要像基辛格这样具有历史视野的外交官：“基辛格对历史趋势的感知，使他能够在外交事务上更加耐心、克制和理性。他知道在追求一个宏大目标的同时，也应了解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明白我们（美国）不能在所有事情上都担任‘法官’。但我认为，今天的美国很难出现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官。”

“不知疲倦的活力”

今年5月27日，在基辛格的百岁生日宴上，他的儿子大卫·基辛格说：“他（指基辛格）不仅比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尖锐的批评者和学生们活得都长，还保持了不知疲倦的活力。”

2021年，98岁的基辛格出版了最新著作《人工智能时代和我们人类的未来》。在书中，他对人工智能的飞速崛起心忧心忡忡，正如他年轻时，为避免核大战殚精竭虑一样。

综合自新华社、环球时报、上观新闻、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