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讯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鸦片战争至今，共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数量达100余万件。“史在他邦，文归海外，为我辈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学者、收藏家郑振铎这句话，反映了有识之士对国粹流失的痛切之情。

70多年来，我国通过多种方式，促成了超过300批次、15万件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回归。7月25日，在楠枫书院举办的岭南文化新讲第二十六讲——“国宝回归故事”，由《名家翰墨》创办人许礼平先生担任主讲嘉宾，他将观众带回上世纪50年代，讲述了收购文物小组的故事。担任嘉宾主持的资深媒体人梁栋表示，在那样一个时间段，有这样一群最顶尖的人为国宝奔走，令人感动。

从境外收购珍贵文物的首次尝试

许礼平的讲述，从香港在文物交易上的特殊地位讲起。

上世纪40年代末，一些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的古董商号迁址香港，而内地藏家也带来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使得香港成为全世界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仅在1950年上半年，这里就有6场文物展览会，包括2月的思补斋古书古画展览会和历代名画观赏会、4月的历朝名画选展会。

开展会的目的，无非是卖货。当时，欧美文物商闻风而来，意欲大肆收购文物。然而，今时已非往日，中国绝不允许文物“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的历史重演。

1951年10月，中央政府获悉，乾隆收藏的“三希”中的“二希”，可能流失海外。为此，政务院特批50万元港币，用以回购“二希”。

文化部文物局派出“三人专家小组”办理此事。成员为：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森玉。

马衡在日记中记载了“二希”回购相关事宜：10月25日，得知“二希”之事；11月15日，马衡和王冶秋乘火车抵达广州，与先期到达的徐森玉和徐伯郊父子会合；11月18日，抵达澳门，“闻道途有阻，乃共同商讨，须以安全为上，切不可冒险致闹笑话”；11月19日，“中南银行裴延九由香港折回，未能登岸且受侮辱”，迫于形势，最终决定由裴延九、徐鹿君（亦为徐森玉之子）和徐伯郊三人化装成船员，从澳门赴港，鉴定二帖真伪并与郭昭俊谈判。

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补充了一个细节：“二希”抵押在汇丰银行，谈判时，每天由汇丰银行拿到隔壁的中国银行，看完送回汇丰银行。几轮谈判之后，11月23日，徐伯郊致电身在广州的马衡：谈判成功，除了45万元赎金，再给郭3万元，本息共计488376.62元。至此，新中国从境外收购珍贵文物的首次尝试，圆满达成。

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

“二希”的成功回购，揭开了中国政府抢救流散海外的国宝的序幕。70多年前，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是‘国宝’，我们都是要争取的。”

郑振铎指明了收购的方向。首先，收购以古画为主，古画中以收购宋元人画为主，碑帖、法书，暂时不收购。再者，铜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价廉者。他还列出了应该优先回购的文物的清单，包括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

郑振铎在给徐森玉的信中说道：“先生奔走沪穗，为人民得到了‘二希’，诚旷古之盛举也。香港方面，名绘法书尚多，当徐徐图之。闻张大千曾登报欲售去‘潇湘’，与伯郊兄商酌，拟请其即日赴港，办理此事。若能与顾闳中一卷并得之，则五代宋初之画，可得而论之矣。”

“秘密收购文物小组”的成立

香港文物回购之初，在中央由郑振铎直接指挥，香港方面，实际是徐伯郊一个人负责运作。当时的在港机构中，最为可靠的非中国银行莫属，因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沈镛成为徐伯郊信任的伙伴。

随着文物回购工作的展开，文物局也在考虑此项工作的程序与流程问题。1953年4月，郑振铎去信告知徐伯郊：“收购事，拟成立小组，由兄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由你们三人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可省责任过重也。”随后，“香港秘密文物收购小组”正式成立，除了在香港的三人，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承担联络协调工作。

郑振铎继续在文物回购上予以专业指导。如在1953年4月28日给徐伯郊的信中，他强调，凡从日本来的东西都应收，因为日本是战败国，很多东西都放出来了；其次，凡有被美帝垂涎欲购之可能的，也必须收，像李唐的《伯夷叔齐卷》（即《采薇图》），应先收。

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自1952年开始，至1956年下半年接近尾声。随着几宗大的收购顺利完成，市面上的名品珍迹大多已有归属。

文图：新快报记者陈慕媛 通讯员桃子酱 Rat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