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讯 2024年9月23日，由广州美术学院主办，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科研创作处承办的“对话&进路：首届GAFA中国民营美术馆馆长论坛”在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国际学术会议报告厅举行，论坛由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易玲担任现场主持。

当日，邀请目前国内最活跃的一批民营美术馆馆长，共聚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国际学术会议报告厅。从“智识生产”“公共服务”及“运营管理”三个维度出发，就民营美术馆的社会责任、价值定位、运营策略等议题展开对话，共同探讨民营美术馆的无限可能与发展进路。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蔡拥华在现场表示，本次论坛旨在以开放交流和学术梳理的形式搭建美术馆与广州美院长期研究合作、发展与沟通的平台，联动全国各地民营美术馆，以“新质生产力”研究为抓手，推动我国美术馆事业、艺术管理事业向高质量发展。

广州美术学院学术团队在当天发布了重大学术成果——《中国民营美术馆社会责任（CSR）评价体系》的研究与构建，这个体系由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学系组织研究生和本科生团队，历时五个月初步完成，运用管理学领域企业社会责任研究（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最新成果与观点，适配中国民营美术馆运营的文化特殊性，通过五级指标层共92个观测点、176篇参考文献尝试界定中国民营美术馆社会责任的评价问题。为了印证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学术团队拜访了国内各重要的民营美术馆、美术馆学研究专家及海内外著名管理学教授学者，虚心求证体系的可行性，得到了各界的肯定与支持。

“谁才有资格设计美术馆建筑”

活动现场，由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担任主持的圆桌论坛，组织了来自南京的德基美术馆馆长艾琳、青岛的西海美术馆馆长孟宪伟、顺德的和美术馆执行馆长邵舒、上海的余德耀美术馆馆长余至柔、北京的今日美术馆馆长张然、成都的A4美术馆馆长孙莉分别围绕“美术馆与运营”和“美术馆与公众”展开深入的讨论。

其中，有关“建筑师的空间理念对美术馆运营利弊”的讨论尤其值得一提，在每一次有新场馆出现，总会被问及“谁才有资格设计美术馆建筑”的追问。场馆可能只是某位著名建筑设计师的“建筑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在使用过程的本质功能却是美术馆。美术馆对空间的要求显然有别于其他形态，因为它首先需要与公众对话、向公众展示，它需要适配的不仅仅是艺术作品的展示，更关键的是观众的观感。

“骨肉不相连是目前美术馆建筑最明显的问题。”邵舒表示，往往一位设计大师做完方案，可能具体在施工过程就存在各种问题。以至于最后呈现建筑给人“看哪都怪”的印象。他坦然，和美术馆在过去数年，策展团队为了适配建筑空间，几乎每一次策展都绞尽脑汁，也使得他们的每一个展览都是“唯一”的，“和美术馆既不能接别人的巡展，自己的展览也不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展出。”

“很多人是专门看建筑的。”

孟宪伟也坦言，很多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设计的美术馆，更多的是建筑本身就是一个IP，“很多人是专门看建筑的。”但让人更为担忧的则是，很多人只看建筑，因此，好的建筑到底对美术馆的运营起到怎样的作用？难道只是给观众拍照打卡？但对此，邵舒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至少有一个点能吸引人们愿意走进美术馆，能吸引他们来第二次，就是好的开始，因为人不可能总是看建筑，不过，和美术馆为了满足这方面观众的需求，则专门设置了欣赏建筑的导览路线。

实际上，怎样的建筑才能做美术馆，或者美术馆需要怎样的建筑？二者的平衡点如何确定，似乎也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此外，圆桌论坛还围绕“策展人批评家的地位变化”以及“民营与公立美术馆的定位差异”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民营美术馆特别被关注的议题，当然，也少不了对文创商店的价值与观众心理的考虑以及网络时代的“网红”概念的讨论。

"要为美术馆服务，而不是让美术馆成为他们展示的载体。"

独立策展人与批评家在民营美术馆生态中逐渐式微，这一点被认为是不争的事实，但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意味着生态往良好方面发展，还是存在什么发展弊端？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艺术管理学系主任吴杨波在论坛开始之前的“中国民营美术馆的现状和未来”的主题发言中，有过这样的梳理，“中国的民营美术馆经历了自我欣赏1.0、公共意识崛起的2.0阶段，在经济发展放缓的时代，民营美术馆逐渐意识到只有将社会责任生态圈的建设作为他们的核心目标，与投资方、相关部门、社区、观众等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共享，从而实现由己及人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创新与进步，才是其生存和发展之道，这是3.0时代。我们看到中国民营美术馆无论是展览质量、运作效率、管理水平都处于一个高位，因为在长期充满着风险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都是健康而具生机的生命体。”

从这个阶段划分来看，似乎现在的民营美术馆已经逐渐成长为了更为完善的学术个体，需要怎样的展览、如何策展、如何书写艺术史等问题，已经不再单一地依靠独立策展人与批评家，更多的是由团队围绕自身的特点开展。

艾琳就直言说，“每个美术馆，不管是基于自己的收藏优势、特征还是场馆建筑的优势，或所处的社区文化研究与在地性的文化关联，都开始形成了美术馆自身的特征，这样的特征是跟定位有关系甚至跟使命有关系。当特征一旦形成，这时候所需要的策展人和艺术家，角色相比以前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要为美术馆服务，而不是让美术馆成为他们展示的载体。”

对此，余至柔也表示，余德耀美术馆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重要作品，可以理解为，他们自身也在为艺术史书写作研究。

“每一座民营美术馆的生与灭，都是唯一的”

实际上，有关民营美术馆的运营问题，也算老生常谈了。毕竟这两个确实是看起来像悖论的东西：美术馆，是输出精神享受的产品，几乎很难有产出，而运营一词，本身从商业中来，底层逻辑就是效益。因此，要能从如此的“矛盾”中寻找生存之道，本身就存在千丝万缕的不确定因素，也由此可以推断，民营美术馆，没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也没有任何失败的经验教训可吸取，每一座民营美术馆的生与灭，都是唯一的。正如吴杨波所言，每一座民营美术馆都没有可参考的坐标，就像星际迷航一样，都是带着理想在探索，也正因如此，“他们重新定义了美术馆。”

2024年初，“中国民营美术馆馆长”论坛由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提议并策划。能够在广州落地这样的活动，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目前广州，并没有一家能作为代表的民营美术馆，有人说曾经有过，然而，广州作为国内四个一线城市之一，为何美术馆的民营力量如此薄弱？这一点在近年多个体型硕大的公立场馆的投入使用后，更是相形见绌。

所幸的是，吴杨波介绍，近几年，“广东地区新开的民营美术馆多达20余家。”其中就有数家落户广州。希望在未来，在类似这样的论坛举办时，能有来自广州的民营美术馆的身影。

采写：新快报记者梁志钦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