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开始，是一位出版商在纽约街头散步，碰巧走进了某所教会学校的演讲堂。

台上的青年讲师神采奕奕，讲的是柏拉图的哲学。出版商不由自主被他的热情和渊博吸引，竟听完了整节课。他回到家仍然感到意犹未尽，就给那位讲师写信，邀请他将讲稿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对方回信拒绝了他，称自己授课任务繁重，没时间写书。

出版商没有放弃，又寄去了另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这次还在信里附上了一张150美元的支票，说：“我提前支付你报酬，以确保你的时间不会被浪费。无论写得好不好，这笔钱都是你的了。”

于是，讲师就写了关于柏拉图的小册子，接下来又写了亚里士多德、培根、斯宾诺莎……当他写完了第11本，也就是关于当代美国哲学的小册子之后，出版商决定冒险将它们合成一卷出版，并做好了赔钱的准备。 

上市前，作者警告说，可能最多只能卖出1100本。对方回答，“我想我能卖出1500本”。当时大家都觉得，他的这个估计还是稍嫌乐观了。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本《哲学的故事》在出版后第一年就加印了22次，带动相关哲学家的原著销量增加了百分之两百有余。几年内，它迅速被译成18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哲学风潮。 

而这本书带来的版税，也让作者威尔·杜兰特卸下了工作养家的重担。 

他次年就辞去了工作，开始了长达五十余年的独立学者生涯。他与妻子阿里尔一起遍访古文明、沉浸式研究和写作，写出了十一卷本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

好，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本书。

一本最初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方都不抱希望的哲学书，为什么能够俘获万千大众读者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它的文笔格外流畅生动，叙事跌宕起伏，把本来艰深的哲学思想写得极富人情。比方说，那篇令出版商一听就难忘的关于柏拉图的讲演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华彩段落：

柏拉图明白自己的乌托邦实际上远非真的可行。他承认自己描绘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情境，但他认为这种对美好愿景的描绘其实是有价值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憧憬，并努力实现憧憬的一部分；人生来就是一种创造乌托邦的动物。

“我们瞻前顾后，渴望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一切也并非全都无疾而终：我们的许多梦想都已经生根发芽，有些甚至已经开花结果，就像伊卡洛斯做的人类能够飞翔的梦一样。尽管我们只描绘了一幅画，但它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和标准；当更多的人看到并愿意去实现这一梦想时，乌托邦距离真正实现也就不远了。 

作者杜兰特虽然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不折不扣的学院中人，但他更和自己的老师杜威一样，是个注重实效、关心国民教育的实干家。他在序言中痛斥那些垄断知识、故作高深的学究：

知识若庞杂到无法在民众中普及，则极易沦为经院哲学，甚至演化为民众对权威的盲目迷信；人类也将因此进入对“职业学者”这个新兴牧师群体无限崇拜的新信仰时代，而人类文明借助教育之普及升华自身的希望行将破灭；同时，作为人类文明垄断者的学术阶层，在日新月异的术语、词汇的重重包围下，也将蒙上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纱，彻底与世人隔离，在无形中侵蚀、动摇文明原本坚实的根基。

他进而呼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知识，才是学者和教师的本分：

向大众传授知识不应令我们感到羞愧。那些将知识圈入高墙的学者眼红我们的成就，但应该受到责备的正是他们。他们的孤傲和佶屈聱牙的术语将世人拒于门外，使之不得不去书本中、讲座上或成人教育课堂里寻求未曾获得的教导。 

《哲学的故事》在市场上的成功，正是对他的这一信念的绝佳验证。 

无怪乎几年前，罗振宇在《十三邀》节目接受许知远的访谈时，会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他在大学里第一次读到《哲学的故事》时所受到的震动：

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就是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知识的魅力，此前知识都是为未来积攒粮食的东西，只有这一次知识第一次喂养了我。 

“哲学的故事”，是由一个个哲学家的故事串联而成的。

因为只讲抽象的理论叙述和学说的发展的话，会显得太过艰深，令初学者望而却步，而将哲学思想与一个个哲学家的生平故事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结合起来，普通读者就能在领会哲学道理的同时捕捉到它们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意义，进而与哲学家们一同体验“理解的喜悦”。

正如陈嘉映老师在推荐本书时提到的，威尔·杜兰特是历史学家，思想史造诣尤深，文笔也极好。这本书的特点是从历史、思想、文化的一般背景来看哲学史，初学者比较容易进入。专门的哲学义理，幽玄精微，初学者很难一下抓到要点，往往望文生义，落入不着边际的误解。而把哲学问题放到历史、思想、文化的一般背景下看待，虽然不易尽精妙处，但往往有益于了解诸哲学体系的大致方位。

比方说，我们可能都听说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一种认为社会竞争也和自然界的进化竞争一样，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的学说，在近些年遭到很多批评，却也一直被人信服，有很强的的社会影响力。而作者杜兰特是如何介绍这个学说，和它的代言人斯宾塞的呢？

首先，他用寥寥四五页的篇幅，全景式叙述了斯宾塞所生活的社会和时代，即十九世纪欧洲的主要学术思潮、科学和社会发展概况，如出现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以达尔文和赫胥黎为代表的进化论，生物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学科，以及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

这些既是斯宾塞思想得以孕育产生的前提，也是他的理论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板。放在十九世纪欧洲这个大背景下看他的思想，其精妙之处和局限性都得以清晰地显现出来。

接下来，作者又叙述了斯宾塞其人的出身、教育经历和生平轶事。比如他早年懒散，讨厌读书，“直到四十岁才摆脱不学无术的状态”，“从未读完过一本科学著作”，试过阅读康德，但没看多少就“断定康德是个傻瓜，于是把书扔了”。

与我们想象中学富五车、皓首穷经的哲学家形象不同，斯宾塞几乎从不读书，他在自己书中引用的无数事实都是通过直接观察所得，因此他深得当时的工人和商人群体的肯定，因为他们觉得斯宾塞跟自己很像——不读书，没“文化”，但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关于大自然和实际生活的知识。

在对斯宾塞其人和他所生活的时代做过如此活灵活现的描述之后，接下来对其思想的介绍和评判自然就水到渠成了。读过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思想比大家刻板印象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要丰富和具体得多，相信掩卷之后你也一定会对社会竞争的本质和利弊产生更深一步的思考。

 就像柏拉图和斯宾塞这两个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杜兰特在选取放进书中的人物和思想时，始终遵循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思想与和社会的关联。

他毫不讳言自己对“经院哲学”和“认识论”等晦涩学说的厌恶，认为这些思想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因此不具有太多的价值。对杜兰特而言，判断好哲学的标准始终只有一个，就是能否照亮人的生命，是否能与人的生活和世界产生关联，给人带来启迪。

下面，我们就一起试读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

查看欧洲地图你会发现，希腊如同一只骷髅手，正将其瘦骨嶙峋的手指伸入地中海。伟大的克里特岛在其南面，公元前两千年，就是这只手，在这里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大门。越过爱琴海，东面便是小亚细亚，平静而略显麻木，然而在前柏拉图时代，这里曾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工商业中心。意大利在西边如同一座海上斜塔，与希腊隔伊奥尼亚海相望；继续往西是西西里岛和西班牙，都曾经是繁荣一时的希腊属地。最西边就是被我们称为直布罗陀海峡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了，过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敢于取道这个阴森暗沉的口岸。往北是那些名叫塞萨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的尚未驯化、半野蛮的地区，然而，也正是这些粗粝蛮荒的地区，塑造和培养了荷马和伯里克利时代希腊的众多伟大天才。

再看地图你会发现，这里的海岸线绵延曲折，到处是大大小小的海湾和被陆地分隔开来的海域，陆地上则遍布着起伏的山峦丘陵。希腊就被这些天然的海陆屏障分割成相互孤立的若干部分，因此，那时的交通和交流远比现在困难，甚至还充满危险；每一片峡谷流域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并发展了各自的主权政府、法律规章以及方言、宗教和文化。各流域都有一两个城镇在它们周边那大片沿山势伸展的农业腹地之上建立“城邦国家”：爱维亚、罗克里斯、埃托利亚、福基斯、比奥提亚、阿哈伊亚、奥尔格里斯、伊利斯、阿卡迪亚、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其中心是斯巴达，还有阿提卡——其中心是雅典。

最后再看一遍地图，观察雅典的位置你会发现，原来它是希腊几个较大城市中最靠东的，显然它成了通往东方的门户：经由这里向东可到达商业繁荣、业已成形的小亚细亚诸城，向西可将各种奇珍异宝连同文化一起带回尚且年轻的希腊。这里曾经有一个叫作比雷埃夫斯的绝佳港口，无数商船曾在这里停靠补给、躲避风浪；同时，雅典还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

公元前 490年至前 470年间，斯巴达和雅典暂且忘却彼此的纷争，联合兵力，粉碎了波斯人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统领下试图将希腊变为其亚洲帝国之殖民地的野心。在这场年轻的欧洲对阵日渐衰老的东方帝国的争斗中，斯巴达提供了陆军，雅典贡献了海军。战争结束后，斯巴达解散军队，经历了战后不可避免的经济混乱；雅典则将海军打造成一支商船队伍，摇身一变成为当时最伟大的商贸城市之一。斯巴达再度陷入农业社会式的封闭和停滞；雅典则成为繁荣的市集和码头，各路人马在此汇集，各种宗教和习俗于此交融，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竞争则激发了人们的比较、分析与思考。

传统和教条在这种多元文化频频冲撞的环境中相互制衡，维持在最低限度，因为面对一千种信仰的时候，我们往往哪一种也不愿相信。或许，往来各地的生意人是第一批批判者，他们见多识广所以不轻信任何事情，而商人的秉性使他们不是将人视作傻瓜便是当成无赖，这自然也使他们质疑每一种所谓的信条。渐渐地，他们开始发展科学；日趋复杂的贸易催生了数学，人们不断膨胀的航海野心也促使天文学蓬勃发展。日益增多的财富让一部分人有了闲情逸趣，也为他们着手研究与思考作了一定的准备；这些人仰望星空只为知晓四海之方向，他们更希望求得对无限宇宙之谜的一份了解；古希腊第一批哲人就是天文学家。对此，亚里士多德曾说：“波斯战争之后，人们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并在探索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他们以一切现有的知识为基础开展研究，不断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尝试对一些过去被归结为超自然力的现象进行解释。于是，幻术和宗教仪式逐渐让位于科学和对自然的控制；哲学亦由此诞生。

起初，这种哲学是物理学性质的，它关注物质世界，探索构成万物最终的、不可分割的成分究竟是什么。这股思潮的终点是德谟克利特（约前 460—约前 370）的唯物论——“实际上，世上除原子与虚空之外，别无他物。”这一理论是古希腊哲学的主要猜想之一，曾在柏拉图时代悄然流传，于伊壁鸠鲁（前 341—前 270）期间呈现于世，并在卢克莱修那儿得以发扬光大。但古希腊哲学最具代表性、最富生命力的篇章成形于智者学派，他们是云游四方的智慧大师。他们重视内省，考量自身的思想和本质，而非外在的物化世界。他们全都聪慧非凡（譬如高尔吉亚和希庇亚斯），大多思想深邃（譬如普罗泰戈拉和普罗狄库）；对于今天我们仍在人类心灵和行为的哲学性探讨中讨论或试图解决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他们都意识到了、讨论过了。他们无所不问，面对宗教或政治禁忌亦毫不避讳，勇敢地用理性辩论去检验当时的一切信条和制度。在政治方面，他们分为两派：其一就像后来的卢梭，坚持人性本善，文明本恶，同时，这一派坚持人生而平等，后天的不平等则完全由按阶级划分的社会制度导致，法律则是强者用以压制和统治弱者的发明；其二就像后来的尼采，认为人的本性超越善恶，人天生而不平等，道德是弱者拿来限制和打压强者的工具，这一派还认为，权力是最高的德行，是人类至高的追求，贵族制才是最明智、最自然的政府组织形式。

事实上，这一针对民主制度的攻击恰巧反映出当时雅典一个富裕的少数群体的崛起，他们自称寡头政党，并将民主贬斥为无能的虚伪。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雅典几乎谈不上民主：在四十万人口中，二十五万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奴隶，其余十五万自由人或公民中，也只有极少数能够出席人民会议或全体大会，在那里决议城邦政策。但是，他们享有的民主确实是历史上最为彻底的，因为全体大会象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最高行政机构的民众法庭，或称最高法庭，成员超过一千（目的是使行贿成本巨大），是按照全体公民登记在册的名字字母顺序依次选出来的。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比它更为民主，或套用反对派的话，没有比它更为荒谬的了。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 431—前 404）中，斯巴达军队最终取得对雅典海军的胜利，当时雅典由克里底亚领导的寡头政权借战争失利之机宣布放弃民主，并暗地里赞赏斯巴达的贵族制政府。许多寡头领袖曾被流放。然而雅典最终投降，斯巴达与之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之一，便是召回所有被流放的寡头贵族。他们一回来，即以克里底亚为首宣布开展一场富人革命，反对在这场灾难性战争中执政的“民主”政党。但是革命失败了，克里底亚也在此过程中阵亡。

作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师从杜威，普利策奖（1968）和自由勋章（1977）获得者。用五十多年的时间写就一系列广受好评的重要著作，包括《哲学的故事》、十一卷本《世界文明史》（后几卷是他和妻子阿里尔合著）、《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