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绍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94年）九月中，被贬谪惠州的苏轼携带家眷第一次来到广州。这个北宋商业都市，只是东坡南贬路上暂得歇息的一站。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都见了什么人？去了哪里游玩？留下什么印记？

03

首次来到广州，传说苏东坡下榻于官园巷的瑞泽堂。《广东通志》卷十九舆地志记载：“瑞泽堂，在官园巷，堂有古桧，雷轰为三。父老传云：东坡南来，寓此信宿，时有甘露降其上。”瑞泽堂位置已不可考，从官园巷这名字猜测似乎在子城内。

在广州短暂停留期间，苏轼很可能受到一些官员的款待。

其时，广州知州是章楶（1027年-1102年）。章楶字质夫，建州浦城（今福建）人。尽管章楶与苏轼在变法问题上立场不同，且章楶的族弟章惇对苏轼持续打压，但两人仍维持了私人情谊。苏轼在惠州期间，章楶曾赠酒六壶，但因途中变故未能送达。后来王朝云病逝，苏轼也在书信中详细说明。孔凡礼考证，苏轼的朋友谭掞当时也在羊城，任广州通判。谭掞字文初，广东曲江人，长苏轼十四岁。苏轼后来为谭掞所书的《金刚经》作跋尾，用“孝慈忠信，内心纯备”来赞赏谭掞的人品。

此外，孔凡礼在《苏轼年谱》中表示，东坡在羊城“晤广州推官程全父（天侔）”。程天侔字全父，常州人，与苏轼书信往来频密。这是因为苏轼到惠州安顿好之后，曾给程天侔写信：“去岁过治下，幸获接奉，别后有阙上问，过沐省记。远辱手教，且审起居佳安，感慰兼集。长笺见宠，礼意过当，非衰老者所宜承当。伏读，愧汗而已。未由会见，万万以时自重。”

《苏轼行踪考》的作者李常生则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程天侔“其时似官于石泷、罗阳间（应属温州、泰顺地区）”。另外有人认为程天侔于绍圣年间在广南东路罗阳郡任推官。然而查询资料，苏轼南贬并未经过温州，广南东路也没有罗阳郡，这两种说法均有漏洞。

后来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新居落成，曾写信给程天侔，向他讨几种果木来栽种。有学者因此推测，程天侔当时应该离惠州不远，在广南一带任官。

苏轼与广州官员交游的情况扑朔迷离，这是因为他当时的罪臣身份。苏轼是北宋贬谪岭南第一人，是重点打击的对象，官员与之交往还是有所顾忌的。可以推测，就算有接触都是私下进行，不能声张。几年后苏轼也表示，几年来都没有与朋友赠诗唱和，是为不牵连朋友。但僧道百姓就少了这个顾虑——被信徒尊称为崇道大师的广州道士何德顺，就邀请苏轼来广州天庆观做客。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下诏在全国各州府军监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像及宋太祖、宋太宗圣像。而广州的天庆观在西城内，在唐开元寺故址，大致位置越秀区中山六路北侧，光孝路与海珠北路之间。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 年），天庆观因侬智高进犯而被焚毁。重建工程始于宋英宗治平年间，由东南亚古国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的 “地主都首领” 地华迦罗捐资，并经广州地方政府批准后动工。元丰二年（1079 年）竣工，何德顺主持了重建并立《重修天庆观记》碑以纪念这一事件。

道士何德顺是当时广州的名人，在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就知道。当年苏轼与范百禄一起上奏《缴进陈绎词头状》，反对朝廷对广州前知州陈绎的任命。苏轼说，陈绎这个人品行不端又贪财，还“纵男与道士何德顺游从。绎曲庇何德顺弟何迪，偷税金四百两，事不断抽，罚不觉察。”大意是陈绎纵容儿子与道士何德顺交往，还偏袒庇护何德顺的弟弟何迪偷逃税金四百两，事情不及时处理，处罚不严格。

八年过去，苏轼亲眼见到何德顺，对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天庆观中，何德顺给东坡展示了一次神奇的请仙。苏轼在《广州女仙》中，是这样记述：

绍圣元年九月，过广州，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有神仙降于其室，自言女仙也。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或以其托于箕帚，如世所谓 “紫姑神” 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狱鬼、群鸟兽者托于箕帚，岂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与贤士大夫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绍圣元年九月，我路过广州，拜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有神仙降临在他的屋子里，自称是女仙。（对于人们提问，女仙）立刻就以诗句回答，有些话很超凡脱俗。有人因为女仙是依附于箕帚显灵的神灵，就猜测她是民间传说的“紫姑神”。但仔细品味她的言辞，又绝非紫姑神所能企及。世间也有鬼魂、鸟兽依附箕帚显灵的，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崇道大师素来热衷结交宾客，常与贤士大夫往来，想必正是有些什么特质，才招致神灵降临吧。

古人笃信神灵，那是时代的局限。现在我们当然晓得，这就是扶乩嘛。

扶乩，又称扶箕、抬箕、请仙等，在宋代相当流行。先准备一个沙盘或乩盘，里面铺上细沙或灰土。还有乩笔（或者筷子），固定在筲箕上。乩手和相关人员进行一系列仪式后，焚烧黄纸，念动咒语，请求神灵降临——唐代请的是厕神紫姑（也称子姑），宋代就不局限于紫姑了，还有各路神仙。

神仙降临之后，求乩者在心中默默向神灵提问，或把问题写在纸上。两乩手在神灵的“指引”下回答，在沙盘上写出文字、诗句、符号或图案。随后，仪式主持者根据乩笔写出的内容进行解读，作为神灵对求问者问题的回答或启示。

对于这样的游戏，苏轼其实并不陌生。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当地就盛行迎紫姑神的风俗。苏轼初次听闻紫姑神灵验的事，是元丰四年进士潘丙告知他的。潘丙说，神奇啊！苏公您还没有来到的时候，黄州的人们都不晓得这事。而有神在郭遘家降临，她说：“苏公将至，而吾不及见也。”不久，您来到黄州，神也这一天离去。

潘丙这番话勾起了苏轼的好奇心。第二年（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潘丙跑来通报，神又回来了。苏轼于是一同前去郭氏家中观看迎请紫姑神，记在《子姑神记》一文中：

予往观之，则衣草木为妇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画字曰：“妾，寿阳人也，姓何氏，名媚，字丽卿。自幼知读书属文，为伶人妇。唐垂拱中，寿阳刺史害妾夫，纳妾为侍妾，而其妻妒悍甚，见杀于厕。妾虽死不敢诉也，而天使见之，为直其冤，且使有所职于人间。盖世所谓子姑神者，其类甚众，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问神仙鬼佛变化之理，其答皆出于人意外。坐客抚掌，作《道调梁州》，神起舞中节，曲终再拜以请曰：“公文名于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余观何氏之生，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终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皆可贤者。粗为录之，答其意焉。

对于苏轼，黄州这个紫姑神异常热情，不但自叙家世，赋诗数十篇，而且还表演舞蹈，末了还请求苏轼为她作传记。盛情难却，据学者考证，苏轼的《子姑神记》《仙姑问答》《少年游》都是为此事而作。不过在学富五车的苏轼面前，紫姑神除了一点“妙思”和出人意料的巧答之外，其实水平很一般。在《少年游》中，苏轼忍不住有点嘲讽调侃——

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伶伦不见，清香未吐，且糠秕吹扬。

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数，烂文章。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

那紫姑神看似如美玉般肌肤、扑着铅粉，傲对秋霜（暗喻竹子），一副好似能引来凤凰相互和鸣的模样。可实际上，传说中制乐的伶伦已不在人间，清雅的芬芳尚未吐露，只能终日将谷壳和瘪谷吹扬（调侃紫姑虽然是神，却依附在筲箕上）。世间万物皆成双成对，唯有你孤身孑立（暗喻乩笔往往用一支筷子）。虽然写出无数占卜诗文，但都是空洞无物、粗劣不堪的文章。那供案上的一点香檀，也不能让你像张良借箸献策那样，为人指点迷津。

如今在广州扶乩，苏轼感觉遇到女仙并非黄州那位紫姑，因为“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广州女仙的水准似乎比黄州紫姑高出不少——这当然是苏轼从女仙的诗文之中感知的。苏轼因此猜测，广州女仙可能是其他神灵，并感慨“神仙之有无，真不可以意度也”。

扶乩的迷信其实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到了民国还有很多追捧者。1924年7月31日的《大公报（天津）》报道，吴佩孚迷信易理，每天热衷于星象与阴阳卜筮，扶乩占卦几乎成为日常功课。又如北京《益世报》称：“扶乩一事尝盛行于前清末叶，自宫廷以及一般自命为文人名士者流，类多沉溺于此种迷信事业。”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扶乩才渐渐消亡，其中的一些秘密也渐渐为世人所知。

道家大师胡海牙（1914年-2013年）在《追求》1996年第3期上发表过《我说扶乩》一文，以亲身经历谈了假降神骗信徒的经过。他说：“我小时候对扶乩感到很神奇，老想弄懂它。有一天在某乩坛内寻到一本书，是专门研究扶乩的，便如获至宝读起来。那书是个手抄本，书作者是这个坛以前的乩手。他除了讲这坛的历史外，就是讲扶乩的方法。那本书最后还写了一句话：‘扶乩很易学，点划和撇捺，两手要能倒写字，都得学会它’。这本书我认认真真地琢磨了两遍，终于看出了学习扶乩的秘密方法：原来扶乩一点也不神，‘神’的是人——扶乩手！我看了书后，“就点划撇捺地在沙盘上乱写一气，而且两手轮流操作。乩盘有小有大，我上来就用大盘。我这时悟出了要两手都学会的道理，是要在自己位置变换的时候，能支配另一个人，当然你必须要有手劲，又能两手操作，这样不管你在乩盘的左边还是右边，另一个乩手都能被你指挥了。”

胡海牙表示，随后他就合伙为人治病，开药方前先扶乩，假装是神仙降临。因为疗效不错，“人们都以为我是神仙代言人。我这个诊所越做越兴旺”。有一次在一个罗天大醮中，胡海牙遭到严重考验，因为求乩者求神的问题写在禀单上，并且已经烧掉。胡海牙没有办法，情急之下把看过杂志（陈撄宁所办《扬善半月刊》）中记得的几句诗写出来搪塞，“有谁剪纸为招魂，种瓜得瓜等句读。避秦难觅桃源洞，焉得沿溪去问津？”不料歪打正着，这几句模棱两可的诗正好对上求乩者的提问。人们都认为胡海牙“真有神法，未卜先知”。

后来，胡海牙受一个寺庙要求前去扶乩，“我在寺里扶乩，放开手脚去做，发展了几个联手，都很成功，而且我们还有意搞点‘玄妙’：在固定写禀单的位置上面设了一个二层楼阁，楼板上凿了一个小洞，每个求乩的人写了禀单，我的联手都能趴在楼板上透过那个小洞，把求神的内容看个一清二楚。我就能根据自己的医道‘仙道’方面的知识本领，根据自己的智慧，有的放矢答复求乩者了。这当然还远远不够，要扶得使人信服膜拜，还要有非常活络的心眼，有贼一般的眼神和机敏。比如有一天，寺里住进来一位前来避暑的绅士，我瞄准了他那大堆行李中的一个灯笼，那灯笼的半边写了个小小的钱字，另一边写了同样大小的三个字‘元息子’。我趁他们不注意，先把那个灯笼拿出来烧掉。过几天，他来求乩了。我就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偈语批写在乩盘上，这四句是‘元元心地，息息归根，子道行孝，钱多奚用’。这四句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合起来，就是他的姓和号。他看了目瞪口呆，大为折服。”

胡海牙透露扶乩的把戏还很多，最后他劝诫世人：“溥仪卜了一辈子课，他却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张作霖也是一个卜课迷，结果他并不知道要葬身于日本人的炸弹。今天的青年人，看了我的故事若还相信扶乩卜卦这一套迷信，而不是勇于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那就太可惜了。”

04

苏轼好动，尤其喜欢游山玩水。虽然在广州停留的时间很短，苏轼没有错过寻幽探古的机会。他抽空游览了广州北侧的白云山，寻访山中滴水岩、蒲涧寺。

白云山的蒲涧是当年羊城八景之一，名曰“蒲涧濂泉”。《方舆胜览·广州·山川》载：“菖蒲涧，在州东北二十里。”蒲涧是白云山南流的一条山涧，因涧中多生菖蒲草，故名。蒲涧上流，顶为滴水岩，下注成池，水流九曲，又名九曲泉或濂泉。溪旁所建的寺院则以蒲涧为名。《大清一统志·广州府·寺观》载：“蒲涧寺，在番禺县白云山麓，相传为安期生修炼处，宋淳化间建。”

步入白云山，东坡兴致很高，他在《广州蒲涧寺》中说：

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

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

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卜祖师禅。

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

不必劳烦山中僧人在前引路，我独自沿着山径寻找山泉。千株参天古木遮断地面，百丈飞瀑自云隙倾泻而下，恍若天河漏穿。这里曾是秦时方士种菖蒲的居所，后来化作佛门供奉薝卜（梵语音译，指栀子花，佛教常用供花）的禅院。而今唯有山花依旧含笑绽放，笑看当年秦始皇求仙问道的虚妄执念。

诗中的“菖蒲方士”指的是郑安期。郑安期是秦代方士，广州本地有传说他隐居于白云山，“在郡东北二十里乱石山间。涧旧有蒲，一寸九节，安期生服之飞升处”。登白云山之前，苏轼已经听说这个传说。

到了蒲涧寺，苏轼与信长老相谈甚欢，并留诗相赠：

优钵昙花岂有花，问师此曲唱谁家。

已从子美得桃竹，不向安期觅枣瓜。

燕坐林间时有虎，高眠粥后不闻鸦。

胜游自古兼支许，为采松肪寄一车。

用大白话说就是：优钵昙花那里是花？（优钵昙花“三千年一现”为佛典意象）　 敢问禅师所诵梵曲承自何方？　 已经从杜甫诗中悟得桃竹杖的妙趣， 便不再寻觅安期生如瓜大的仙枣。在林间禅坐时闻得虎啸，斋罢高卧再不闻聒噪鸦声。自古名士交游当如支遁许询（支遁为东晋高僧，许询是玄学家），且采松脂一车，遥寄同参道友。

有意思的是，在后来苏轼还为“已从子美得桃竹”一句添加注解：“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识。予始录子美诗遗之。”

苏轼这次出游，并非只留意到桃竹，他还留意到滴水岩水源充沛宜饮，而且位置高出广州。后来他的朋友王敏仲担任广州知州，为广州城百姓多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流行而烦恼时，苏轼就建议把滴水岩的水引入城中，还具体说明工程如何实施维护。后来这个供水系统成功建成，在很长时间里造福广州百姓。

大约在九月下旬，苏轼离开广州城，继续前往惠州。他写下《发广州》一诗——

朝市日已远，此身良自如。

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

蒲涧疏钟外，黄湾落木初。

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

在“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 句下，苏轼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用方言俗语入诗，新颖又别致，但更重要的是流露出的随遇而安的心情。正是“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

船至扶胥港，苏轼短暂停留，并游览南海神庙。

南海神庙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穗东街庙头村，地处广州市东部的珠江北岸，是中国古代皇朝祭祀海神的场所，也是我国四海庙中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官方庙。

南海神庙位置重要，位于扶胥之口、波罗江畔。所谓“扶胥之口”，其前身是晋代裴渊所著《广州记》提及的古斗村，书中云：“广州东百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溟渺无际。”清代崔弼在《波罗外纪》卷二、《庙境》中则说，“扶胥之口，所谓波罗江也”。南海神庙东距广州城八十里，距离扼守海口、进入大洋的东莞虎门也不远，是广州出海进入大洋所必经的交通要道，也是到广州贸易的外国货船的停泊之所。由于广州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对南海贸易的最重要口岸，因此，扶胥镇历来被认为是广州的外港。

南海神庙最早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立南海祠于广州南海镇”，以祭祀南海神。这里提到的“南海镇”，在唐代称扶胥镇。韩愈在他撰写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中首次提出，南海神庙在“广州治之东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湾”。这《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由韩愈作文、陈谏书写、李叔齐錾刻，是南海神庙的宝藏。对于韩愈，苏轼是极力推崇的，他称赞韩愈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所以这《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苏轼一定不会错过。

在南海神庙西南百步有一小山，名“章丘”，上有“浴日亭”。登临浴日亭可俯瞰大洋，日出的景象壮美，“扶胥浴日”被宋代的文人墨客评为当时的“羊城八景”之一。

苏轼来到此地兴致很高，于次日凌晨登上小亭，观看日出。他见扶胥浴日，惊叹大海的壮阔，感慨身世浮沉，写下了《南海浴日亭》一诗：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

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

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

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对于此诗，清代学者王文诰评曰：“日欲出时，当空先有红气一道，浮而不动者良久，其色不见，则东方渐白。此由日未出时，其光漏出海上，又自海激射于天也。”海面的浮光跃金使苏轼回想起杭州钱塘江上的浪潮如雪之景。

之后，苏轼此诗被刻石留念。浴日亭因东坡也名声广播，不断有文人到此追思。明代陈献章慕名游览南海神庙，追和苏东坡诗韵，写下《浴日亭追次东坡韵》。诗中以 “残月无光水拍天” 开篇，描绘晨曦海景，并以 “谁能手抱阳和去，散入千岩万壑间” 表达对自然与人生的哲思。陈献章说明：“陈白沙次浴日亭诗。在苏诗碑阴，草书。”刻有东坡诗与白沙诗的这个石碑现在就立在浴日亭里，是南海神庙的一大看点。

可惜如今登上浴日亭，却看不到海上日出的景象了。宋代以后，因泥沙沉积，海岸线不断南移。到了明末清初，南海神庙对出的海滩因为淤积日久，已成万顷良田。昔日波涛汹涌的辽阔海面，已成河涌，而扶胥浴日的壮观景象，也不复再现。到了民国，南海神庙已远离江面。

后人也只能在想象当中，品味苏轼当年的心情了。

文字整理：新快报记者 邱治

参考资料

孔凡礼：苏轼年谱

李一冰：苏东坡新传

李常生：苏轼行踪考

林美燕：宋代广州三城修建研究

徐敏：宋代广州城市景观研究

邢君：宋代广州城市工商格局

袁文春：南粤古驿道上的苏轼行迹及其驿道诗

刘勤：苏轼紫姑书写系年正误

色音：扶乩高手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