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看重家，从家走出，又回到家，一生的印记最终在家这个载体中得到确认。

也因此，当每个人想拿起笔记录自己的生活，他（她）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到他（她）的家，去搜集线索，在一次次的梳理中，渐渐理清自己的来路。

而写作的契机，往往也和亲人有关。那个扳机一扣动，回忆之门就打开了。

本周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有一个很喜庆的名字——《家事大吉》。书名揭示了写作是围绕家事展开，除此之外，书名也包含了作者大吉的名字在内，意为“大吉家的事”。必须要提的是，作者是一位写作素人，从未出版过任何作品，而就是这位素人，她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已经80多岁。虽然我们也不必为此吃惊地掉了下巴，但也绝对应当为这位写作者献上一份掌声。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书写得如何。

大吉全名刘燕吉，她的经历，正如很多六零七零后读者的父母辈一样。1937年5月5日，大吉出生在河北保定市，10岁时随家人来到北京。小学就读于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中学就读于北京女二中，196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工专业。1961年至1966年，大吉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工作，1966年至1978年在黑龙江森林保护研究所工作，期间下放到嫩江霍龙门插队三年；1978年到1997年在中国林科院木材所工作，主持木材及木制人造板阻燃的研发工作，研发成果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参与研发的704森林化学灭火剂获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外，大吉多次获木材所、林科院、林业部先进个人、三八红旗手等称号。1997年退休，退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一生愿望。

从以上浓缩版的简历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这是一位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女性，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并在工作单位从事科研工作，边工作边照顾家庭，对女性来说并不容易。

而写作此书的契机，是在大吉的丈夫黄伯璿去世后。在本书前言，大吉说起写作的缘起——

我的女儿说：“如果前几年想起写家事，由老爸来执笔该多好！”是啊，要是他写，那文笔、文风，还有黄家的故事该有多么精彩、丰满和灿烂呢！遗憾的是，现在只能由我这支笨拙的笔来完成了。

彼时大吉已经82岁，她用一年多时间，写出长篇家事，在公号推出时受到读者热情真挚的支持和鼓励。后来，在两个女儿和朋友们的帮助下，就有了这本书《家事大吉》。

这是一部始自20世纪初的“家事”，一北一南两个家族四代人近一个世纪的故事。丈夫黄伯璿出生于闽南书香世家，妻子刘燕吉这一支曾是华北平原的乡绅家庭，年龄相差近10岁的两人，命运在北京聚合交织。其间种种际会，十余年来两人天各一方，迁徙流转大半个中国。

这是那个年代两个知识分子的一生所遇，其实也是一代人的共同经历。这些故事不仅是家事，也是那个年代的缩影。

“它像一面后视镜，照见民间的历史，也照见一代人的来路。”如果往大了说这本书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而我们普通读者，则从大吉真诚、坦率、朴实明朗的文字中，时时感受到一种慰藉和那代人对生活认真坚韧的态度，就像如下的话——

我和我的丈夫黄伯璿在人生的路程中走过的不完全是平坦大道，但是上苍并没有抛弃我们。我们得到过老一辈人的爱护，小一辈人的孝敬；我们彼此恩爱一生，相依相伴五十多年；在走路遇到了沟沟坎坎时总会有好心人拉扶一把，不会跌得头破血流一蹶不振；落井下石的人也碰到过，但我们都挺过来了。国家政府给予了我们能够不虚度光阴、工作中能做出一点点成绩的机遇，以及平和安乐的晚年。知足者常乐！还是那句话：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

大吉的女儿黄啸也曾是一位媒体人，在她的建议下母亲开始动笔写作，也是在她的推动下有了这本书。而她在这个过程中，从阅读母亲的文字中“重新了解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他们和波澜起伏时代所捆绑的难言命运”。这是多么大的收获。

而作为读者，我更惊讶于一个素人写作者那种靠丰富的经历和过人的记忆编织起来的文字，着迷于那一行行文字里的细节，那细碎的像针脚一样的，却闪着耀目的光，渐渐地浮现出一个丈夫去世后凭自己养活三个孩子的女人，虽经岁月的过滤也仍然无法忽视的艰辛和忍耐——

黄伯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每月都会给母亲一点钱，由几块、十几块到二三十块。母亲收入多了，往外出的少了，渐渐多了些积蓄。解放后开会啊运动啊什么的太多，她不适应，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最先和儿子商量，这个儿子对这些事从来不过脑子，说妈妈想辞就辞吧！

姐姐们认为妈妈上下班很辛苦也都赞成，最热心的三姐夫江汉生说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会照顾的。这样，母亲从银行离职，拿到一笔退职费（好像还不少，当时曾想过买下东安福胡同七号院的房子）。

婆婆回家过起了悠闲自在的生活。谁知没过多久国家出台了退休制度，可把老太太后悔坏了，我嫁到这个家后还在念叨呢！再挺几个月就可以按月拿退休金了。特别是看到我们有了两个孩子，又都在干校，分居两地日子过得紧巴，她总说要有退休金就好了，可以少要或不要你们的钱了。我说你不是还提前悠闲了几个月吗？天下哪有卖后悔药的。这些话伯璿还有姐姐姐夫们不知对她说过多少遍了。可能这是要强的婆婆一生中做过的最后悔的事吧。

伯璿上大学后家中就没有保姆了，所有的家务事都是婆婆一个人担着。在那个年代做一个家中没有男人的家庭主妇可不是轻松的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得来都不容易。

就拿喝茶的水来说，解放前和解放初期院里没有自来水管，家家有个水缸。婆婆的水缸超大，直径大约有一米左右。有劳力的人家都到什么甜水井、苦水井的地方去担水，没劳力的人家就花钱请人送水。送水的车是独轮的，轮的两边各安有一个木架子，架子上放个大桶装水。送水的师傅很辛苦，一个宽宽的带子套在脖子上，带子两端固定在两个车把上，一路走来那车轱辘一扭一歪的，还吱吱呀呀地唱着歌，地上点点水滴有的是桶里洒出来的，也有师傅脸上掉下来的。水有人送了，但那缸隔个十天半月的就得刷一刷吧，比缸高不了多少的婆婆是怎么刷的呢？

后来院子里安了自来水管，送水的师傅和水车就都失业了。全院就一个水管，夏天随接随用，用水高峰都要排队接水。冬天就太可怕了，上午11点左右开水，下午3点左右关水。开关水是用铁钩子把水井盖钩到一边，人跳到井里把阀门扭开，没点力气还真不行。在这段时间内，院里人们排着队，用水桶接满水拎着倒入自家的水缸中。

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水管周围都是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大家用炉灰洒在冰上防滑，但是越垫越高，人都站不住了，只能用镐头把冰铲掉……这一系列的体力活都是各家各户轮流干的。据说婆婆在六十多岁比较年轻的时候还真干过，干不动了就偷偷塞点钱给院里的半大小子帮忙干一下。搞林业的儿子伯璿总是出差，平时又住在林科院集体宿舍里，周末才回来，完全指不上他。老太太该有多难啊！

住平房冬天要烧炉子取暖，伺候一个炉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家家门旁都有个小棚子，送煤的师傅将煤球或蜂窝煤卸到小棚子里，每天用的煤要自己搬到屋里。晚上睡觉前把炉子封上，封不好就灭了。如果是蜂窝煤还好办，用一块没烧过的煤，到邻居家换一块带着火苗烧得红红的煤放到自家的炉子中再加上一两块新煤就妥了。要是煤球可就麻烦了，得先把炉子里的灰掏干净，放些纸点燃，再放入小块木柴点燃，再放大点的木柴燃烧充分后再加煤，加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加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等把炉子大人伺候着了，灰头灰脸的你也累个半死了。这一切南方人婆婆做得很自如，她极少会让炉子灭，偶尔灭了，她也会麻利地很快重新点着，不知道多少年前刚来北京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让自己灰头灰脸、累个半死过？反正在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我总是玩不转那该死的炉子，十天有五天会将它封死，笨手笨脚地让家人挨半天冻。

据大吉的女儿黄啸在编后记中，她的奶奶在爷爷去世后，奶奶带着十个箱子和三个孩子从福州来到北京投奔做银行家的小叔，小叔给她提供了两条路，一是嫁人，一是工作。奶奶选择了后者，做了北京上海银行的女职员，中国第一代office lady。20世纪30年代一个银行职员的收入可以养一个这样生活水准的家：请保姆，供三个孩子读书和体面生活。奶奶一生未再嫁。“我当时觉得奶奶这个选择好酷，就动心让大吉把家事写出来。”黄啸说。

文中当然会写到大吉和她的先生黄伯璿，她回忆起两人的恋爱，并给这一章取标题为《一切要心说了算才行》——

7月中，饭桌上、班车里又见到晒黑了的他，又听到了京味的侃大山。可能感觉到了我表现出的老友重逢的欣喜，他也挺高兴。晚上他又来实验室，送给我一小包松子：“这是冬天采的，老乡保存得好，挺好吃的，你尝尝。”我从未吃过松子，真是好东西，赶快接了过来，我要拿回家给我妈和大姑她们也尝尝。

“谢谢你啊！老黄。对了，以后你别再给我买糖油饼了，我怕宿舍里的人说什么。”

女孩子们敏感，我只是把他当作一般的朋友，老大哥，干吗要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呢？看到他有点发愣，就又补充了一句：“要请我，就请点好的呗！”话音一落就后悔了，红着脸不知所措。幸好他大大咧咧的（不知是否装出来的）：“好啊，赶明儿请你吃好的。”说完就走了。

我感到有些不安，告诫自己，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要让人误会，他也老大不小的了，别耽搁了人家找女朋友。但不知为什么再相处好像有点不自然了，心中起了涟漪和坦坦荡荡真的不一样。还好他一如既往，说说笑笑，平安无事地过了两三个星期。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回宿舍拿东西准备坐班车回家，听见一声：“小刘！”回头一看，是他在叫我，带着和平日不一样的表情，兴奋、不好意思，都不是，写在脸上的是艰难地下了决心，又怕失败、怕丢面子的忐忐忑忑。在几十年的相处中我知道，他最要面子，我俩闹别扭八成以上是因为他认为我的言行没有顾及他的面子。

“我有两张《宝莲灯》的舞剧票，赵青（著名电影演员赵丹的女儿）演的，你不是喜欢舞蹈吗？去看吧。”看我有点犹豫，又说：“不愿和我去就找个朋友一起去吧！”说完递给我一个信封扭头就走了。

我想说“谢谢你”“我没时间”“你找朋友一起去吧”，什么也没说成，他已经走远了。

在厕所里（宿舍里有人）打开信封，有两张票和一个字条，这次字多了些，那龙飞凤舞的字还挺不好认：“周日晚六点半在民族文化宫礼堂门口等你。”你不是说让我找个朋友一起去吗？怎么又这么不容置疑地说在门口等我呢？

大吉女儿黄啸说，“大吉写小时候的事，能感觉一个八十八岁的老太太身体里那个小丫头活灵活现的”。

在此之间以奶奶过生日为由，谢绝了黄伯璿一次看电影的邀请，他就没再怎么搭理我，我的心情一直郁闷着。国庆节前几天他突然塞给我一个字条，看到他离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终于承认，忧虑的就是他不再理我了，而渴望的就是这龙飞凤舞的字条。我赶紧到实验室打开字条：“看到你最近情绪不佳，遇到什么难事了吗？”同宿舍的都没看出我情绪不佳，一个粗拉拉的人觉察到了，他是在关注着我，不是吗？国庆放假前一天午饭后塞给他我写的第一个字条：“今天下午六点半，113路王家园站见，聊聊！”

那天班车三点就开，心想他回趟家都来得及，另外我没选在公园，觉得那是谈恋爱的地方。没想到的是有个突发事件打乱了我的行程，同室的王小映找到我，脸红红地说不舒服让我陪她去趟医院，我俩赶紧坐公交车去海淀医院，看完病又把她送回林科院，看着她吃完药躺下休息我才333、332……倒四趟公交车到达了113路王家园车站，离见面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就想，这次会面算泡汤了，这就叫没缘吧！谁知一下车就发现靠在树下抽烟的那个人，又惊又喜又感动：“你还等着哪！没看到我没坐班车吗？”

“看到了，心想你一定有什么事，反正你回家必须在这站下车，总能等到你，除非你今天不回家，但是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耍着人玩的人！”

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

“我也没吃。”

那个年代，那个钟点大街上吃不到什么东西了，就在对面小店里买了几块硬邦邦的所谓的点心，边吃、边聊、边在大街上溜达。

“你怎么确定我一定在这个车站下车呢？”

“你选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车站见面，肯定就是你经常下车的地方了。”还挺福尔摩斯。

“你怎么肯定我不是耍你呢？”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呢？傻乎乎的，不被别人耍就不错了，哪会有心眼儿耍人。”

“你才傻乎乎呢！都两个多小时了，还傻等。”

“是傻乎乎的，我五点多钟就到了，等了你整整四个小时，但不是也等着了吗？”

“不是定的六点半吗？”

“我不知道 113 路在哪里倒车，东问西问的，怕迟到就直接来了。”

“为什么总说我傻乎乎？”

“直觉。还没说话呢，脸先红了，看个电影会哭。还有，你决不会让不太熟的人给你带糖油饼。”

虽然“傻乎乎”这个词不太好听，但我体会到了那满满的善意！

那个晚上聊了很多，真把他当哥哥了，把最近的烦恼，以及那次被拒绝的事都对他说了。他听后义愤填膺：“还有人敢拒绝你，我要揍他两拳！”

“小刘，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只注重条件的人，一切要心说了算才行。”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的父辈，也曾和我们一样年轻。他们的爱情，也同样闪着动人的光芒。

本书还附有上百张珍贵老照片，作为“家事”的如实记录。

素人写作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当AI也加入了写作的队伍，我们会不会怀疑个人书写的必要性？

关于这个问题，上周在花城出版社举办的“花城文学课”上，作家李敬泽的一席话或许会让我们欣慰。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生命里确有AI无法表达的深度，如果你是一个足够丰富和敏感的人，即使它是你的嘴替，当它说完后，仍然有一个剩余是它没说出来的。那个剩余才是最珍贵的东西，它是属于你的。”

大吉说，写这本书对她而言，是“再一次和亲人好友见了面说了话，心中有高兴，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思念和忧伤”。这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作为一个写作素人，大吉也再次为想要写作的读者朋友们提供了方法：如何开始写作？一是认真地生活并多积累素材，二是，马上提起笔来写。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