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这本书，我们只谈一件事，那就是“快乐”。

这是作者在前言中告诉读者的第一句话。而我们想知道，快乐这么“奢侈”的事，他是如何谈的？读完后我们能收获“快乐”吗？

再看书名《未尽的快乐：魏晋名士社交处方笺》，以《世说新语》为蓝本，讲述魏晋名士间的种种快乐故事。靠谱，《世说新语》正是一部幽默之书和快乐之书。

但作者董铁柱肯定不会仅仅将《世说新语》中的内容“照搬”给我们看，他想要说的，是使读者在《世说新语》里探寻何谓真正的“快乐”。

通过真实地展现“喜怒哀乐”获得满足感，就是快乐

我们所说的快乐，并不是“喜怒哀乐”中的乐，而是涵盖了“喜怒哀乐”全部的情感。魏晋名士们的嬉笑怒骂与悲戚感怀都是内在性情的真实外在体现，因而他们的喜怒哀乐才皆为快乐。或者说，通过真实地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名士们的内心获得了一种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乐。

于是，我们有了关于快乐的两个关键词：“真实”与“满足”。

当我们说到《世说新语》是一本快乐之书时，并不意味着书中人人皆乐。至少从故事本身来看，不少人不但不快乐，甚至还会生气。王导有一次接待客人的时候安排了女伎表演，在座的蔡谟就“不说（悦）”而去，王导也没有挽留。（《方正》第 40 则）

“不说”二字明确指出了蔡谟的情绪。按照《中庸》的说法，喜怒哀乐都是人所具有的情绪：“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换言之，除了乐之外，喜、怒和哀也是人人皆有的情绪，圣贤君子和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喜怒哀乐都“发而皆中节”，而后者则可能当喜不喜，当怒不怒，当哀不哀，当乐不乐。以王导和蔡谟的这个故事为例，我们并不知道王导为何安排女伎——事实上名士们对这样的娱乐普遍不感兴趣，但是蔡谟的拂袖而去属于当怒则怒，而王导的并不恼怒也出于内心之自然。学者刘强说：“蔡公礼法之士，丞相性情中人。”二人可谓各自“发而皆中节”。

《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大约正是由于他们的“真实”。蔡谟把“不说”写在脸上拂袖而去而不是坐在那里强颜欢笑，这是对“真实”的最好注解。

至于“满足”，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而“真实”则是一种外在的展现。一个人知道自己内心是否真的满足，而一个人是否真实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他人的评判。因此，快乐是内与外的完美结合。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只有在他的真实获得他人肯定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内心满足；相反，一个人只有在内心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够让他人感受到他的真实。为了能够达到内心满足的境界，必须首先在与外界的接触和交往中不断提升自己。可以说，快乐是一个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过程。

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让人获得快乐

在本书前言中，董铁柱提到读《世说新语》的两个关键词：关系与习俗。

如果说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新语》时心中有一个内在的结构，那么人际关系至少是这个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书中故事所记载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人际关系的回应。

按照《礼记》所说，社会中有七教，也就是七种主要的关系：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礼记·王制》）《世说新语》所讲述的故事完美地涵盖了这七种关系：陈纪与父亲，周顗与兄弟，王戎与妻子，简文帝与臣子、谢安与晚辈、阮籍与朋友以及殷浩与宾客……名士们在这些关系之中不断切换自己的角色，用自己的言行来践行快乐。

作者指出，我们之所以不快乐，根源之一正是无法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要快乐，就必须扮演好每一个角色。

他列举了《世说新语》中的一个例子：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言语》第 78 则）

这则短短的故事包含了多重关系。首先是君臣——晋武帝给山涛的赏赐总是很少；其次是长幼——谢安借西晋之事来考察和教育晚辈，问他们晋武帝为何这么做，让他们明白立身处世的道理；再次是兄弟——谢玄在堂兄弟之间脱颖而出，回答说是由于山涛的要求不多；最后是宾客——这一层也许略微隐蔽。当我们说宾客时，并不是指请客吃饭。魏晋时宾客上门清谈，很多时候就是比朋友要疏远一层的同僚。在这里谢安和谢玄谈论山涛，其实就是把他看作和他们一样与君王交往的前辈同僚。因此，谢玄所言不仅是对叔叔之问的回答，同样是对君臣关系应当如何相处的阐述，也是对前辈大臣品行的品评，并且让身边的兄弟们明白自己的立场。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一个不熟悉山涛的读者也许会感到不解：为什么山涛的要求会比别的大臣少？为什么谢安要用山涛来提点子侄？不过，对东晋的谢安以及他的子侄来说，一个事实是不言自明的：山涛不但官做得很好，而且能够在乱世之中安享晚年得以善终。山涛的快乐也许正是源于他的要求不多？那么，谢家的子弟们应该怎么做呢？

被袁褧称颂的谢安同样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身兼多重角色。谢安之问的微妙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让子侄抽象地去体会山涛的境界，而是从具体的君臣关系出发，让他们把山涛看作一个同僚、一位宾客，去感受山涛的快乐。

除了关系之外，还有另一个关键词：习俗。众所周知，魏晋名士以“反抗”礼教为乐，他们的言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礼教，但这样的偏离又是大家所允许的。究竟可以偏离到什么程度？名士们对此似乎有一个默认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俗，也就是在现实实践中的尺度。

让我们再看一则关于王戎的故事：

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任诞》第14 则）

这个故事充满了各种关系，既有夫妻，又有父女，还有翁婿与宾主。王戎去找裴頠（裴成公），究竟是找女婿还是同僚，抑或兼而有之？很显然，即使在今天，父亲大清早跑到女婿家中，直扑女儿的卧室找女婿，也不免有些无礼，容易造成尴尬。王戎此举当然是不符合礼数的，不过却符合当时的习俗。无论是夫妻、父女、翁婿还是宾主都“了无异色”，这表明他们不但接受这样的行为，而且习以为常。

我们大可不必把王戎看似怪诞的行为看作对当时社会的反抗。所谓怪诞，是对于礼教的理论而言的。他的行为并没有脱离习俗，而习俗则是怪诞行为的底线。一个社会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习俗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这种约定俗成的习俗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实际的作用。我们也无须过分强调习俗和礼教之间的区别。直奔女儿卧室的王戎并没有喧宾夺主，而是保持了必需的礼仪，和裴頠“相对作宾主”。可见习俗尽管偏离了礼教的规定，但也依然不离礼教的精髓——保证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从而让人获得快乐。

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快乐

《世说新语》还给今天的我们准备了大量无法遇到的“快乐”。众所周知，魏晋是一个“乱世”，充斥着战争、杀戮、死亡与离别。在如此的境遇下，焦虑与愤懑似乎才应该是人们正常的情绪。苦中求乐，正是名士的风采所在。生死抉择时的慨然，自然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快乐。

东晋出现了多次叛乱，其中咸和二年（327年）的苏峻之乱规模不小。话说苏峻带着叛军到了石头城，百官纷纷逃窜，只有侍中钟雅不离皇帝的左右。有人劝钟雅要懂得知难而退，不要坐以待毙。钟雅回答说：“别人在国家动荡之时不能匡扶，在君王危难之际不能救援，却为了免于丢掉性命而各自逃跑。我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性命，而是害怕自己若是有可耻的行为，会被董狐这样的史官记录下来。”（《方正》第 34 则）

叛军压境之时，逃窜的百官与淡定的钟雅谁更快乐？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钟雅最后被苏峻杀害，但是他坚守自己的信念，做出符合内心的选择，相信他在临死之前也坦然而欢喜。

在《世说新语》中，嵇康、裴楷和罗企生等人在生死存亡之际都与钟雅一样举止自若，所谓“求仁得仁”，正是此意。只可惜这种临危不乱的快乐只属于少数人，大部分人会抱头鼠窜。

《世说新语》的确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名士处乱不惊的故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人人都有如此的雅量与气度。对于这一层面的快乐，我们可能难以共情——我们完全无法想象自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是否也会选择逃命，然而钟雅之乐给我们树立了一种榜样，让我们在敬佩之余，体会到快乐的不同层次。

别出心裁解读《世说新语》

读者还可以把这本书仅仅当成是对《世说新语》的解读之书来阅读。作者董铁柱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哲学博士，师从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现为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因此这部谈《世说新语》的书，也具有“中西文明互鉴”的开阔视野。作者的“文本细读”能力也很了得，常常发人所未发。

我们以文中的一段为例。

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惑溺》第 6 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戎的妻子经常以“卿”叫他，王戎对她说这样不符礼数，让她不要再这样做。妻子说，这么叫你，是因为爱你，如果我不这么叫，谁会这么叫呢！于是王戎就听之任之了。“卿卿我我”这个成语，也就流传至今。

王戎所言意味深长。妇人不能叫丈夫“卿”，可是我们知道在魏晋名士之间，关系较近的朋友都以“卿”相称。如果不把妻子仅仅视为妻子，而是一个可以和丈夫相知的女性名士，那么她为何不能以“卿”称呼自己的丈夫呢？当王戎之妻说到“亲”“爱”时，现代的读者很容易以为她说的是“爱情”，殊不知在《世说新语》中，“爱”是名士好友间常见的情感——这一点和古希腊文化中的“爱”遥相呼应。陶侃一见庾亮“爱重顿至”，便是明证。因此，王戎之妻说爱王戎，在极大程度上并非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男女情爱，而是说自己像知己一样欣赏着王戎，没有把王戎仅仅当作丈夫，而是把他视为知心朋友。也许有人会疑惑，王戎不是有“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六友吗，为何他的妻子说除了她以外就没有人叫他“卿”了呢？

这又要回到已经谈过的朋友关系上。朋友关系具有极强的脆弱性，所谓的“竹林七贤”并不是一个牢固而亲密的朋友群体，他们不过是在一定的阶段一起在竹林共同饮酒而已，这一点我们已做过讨论。《德行》第16则中王戎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见嵇康并不会对王戎推心置腹。如果妻子能够同时扮演朋友的角色，那么就可以在夫妻关系之中同时满足王戎对朋友关系的渴望。换言之，王戎转变态度允许妻子以“卿”称他，并不是对妻子的放纵迁就，而是重新定义了妻子的地位与定位。妻子称王戎“卿”，并非以纯粹的妻子身份，也是以爱他的知音身份。如果我们接受王戎妻子的这一身份，那么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两人的另一则故事。《俭啬》第3则说：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这是一个温馨的画面，一个有钱有地位的名士，常常和夫人一起算账，两人合作的默契与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夫人并不是独揽财政大权，也不是完全依赖王戎，而是能和王戎共同操持家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同僚的色彩。当朋友、同僚和夫妻三重关系合而为一的时候，王戎和妻子之间的快乐自然远远大于寻常夫妻所拥有的，甚至会被他人误解。试想，当王戎和夫人在烛光下算账时，夫人叫他一声“卿”，这究竟是不守礼法的撒娇，还是“名士”与名士间平等亲密的交流？如果男性名士之间可以亲近地相互称“卿”，为何妻子不能够以朋友的身份来对待丈夫？刘义庆在促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使夫妻关系摆脱了狭义的束缚，赋予夫妻之乐更多的空间与可能。

因此，宠妻的名士绝不是单纯地被美色所迷惑，而是在夫妻关系中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精神交流之乐。他们把妻子视为平等的交往对象，相处时其乐融融，而失去时则痛苦万分。《文学》第72则说孙楚为亡妇服丧期满，写了一首诗给王济看。王济说：“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一个“重”字让我们再次想到了陶侃对庾亮的“爱重”。

《除妇服诗》是孙楚的名篇，虽然《世说新语》中没有记载全文，但是每一个被王济所言打动的读者，都会想知道孙楚究竟写了什么让王济如此感动。诗文有云：“时迈不停，日月电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礼制有叙，告除灵丘。临祠感痛，中心若抽。”想必荀粲若是能看到“中心若抽”一句，定会心有戚戚。如果说兄弟是手足，那么爱妻则是心脏。对孙楚来说，失去妻子，失去的是心中最深处的快乐，绝不只是失去一个共同传宗接代的合作者，这样的失去也就变得无可替代。对周顗来说，最大的快乐也许来自朋友；对王徽之来说，最大的快乐也许来自兄弟；而对孙楚等人来说，最大的快乐来自妻子。其间一以贯之的，则是“情”。就这一点而言，妻子——至少有一部分妻子——也应当跻身名士之列。

这样的解读，让我们和古典文本也有了更贴近的链接。

结语：一幅苦中作乐的快乐拼图

在合上《世说新语》这本快乐宝典之前，我们发现与其说它是一本宝典，不如说是一幅快乐拼图。在刘义庆的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关系都是零碎的，需要作为读者的我们把他们拼在一起。在拼的过程中，每一个读者都是创作者，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判断拼出不同的图案来，名士身上就会具有各种不同的关系，而他们的形象也就会随着身上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果只看到长幼关系中的谢安，那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如果加上兄弟关系中因兄长之死而发怒的谢安，就会出现一个让人心疼的谢安，若是再加上那个一味维护兄弟谢万的谢安，读者就会有一点哭笑不得；接着把夫妻关系中的谢安拼上，那么大家也许会感慨说，谢安也是一个普通人嘛……

因此，我们所拼出的图案，只不过是无数种可能中的一种。不同拼图的出现，和读者自身关系紧密。根据西方心理学中的拼图理论（Puzzle theory）一个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格由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反映了在特定关系下所发生的特定事件会如何塑造这个人。这一理论即适用于《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一个又一个故事中的谢安或是王戎慢慢地形成了“整体”的谢安或王戎。

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不同碎片孕育了我们，也决定了我们对快乐的理解。于是，当打开《世说新语》寻找快乐时，我们会寻找那些与我们的内心相吻合的故事，把那些与我们自身生活经历相呼应的碎片拼在一起。一个在兄弟关系中有特别体会的人，也许会对王徽之兄弟间的情感心有戚戚；而一个在朋友关系中遭受挫折的人，可能在看到周顗为王导而死时感叹唏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们自身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我们在《世说新语》中也会拼出不同的名士关系图来。年少的时候可能只喜欢李子树前劝其他小朋友别去摘的那个聪慧的王戎；年轻时关注的也许是弱冠结识阮籍的那个王戎；结婚后不知不觉会把卿卿我我的王戎碎片找寻出来；而再年长几岁后，丧子哀痛伤心不已和丧母死孝瘦骨嶙峋的王戎形象也会成为拼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快乐拼图可以做两种解释：一方面当我们把这些碎片拼成拼图后，所看到的名士是快乐的；另一方面当我们在拼图时，心情也是快乐的。这两个层面的快乐是相互影响的。我们越理解快乐，也就越能发现名士的快乐；而发现名士的快乐越多，我们也就越能够快乐起来。（摘自本书结语）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