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一口通商时期，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城市，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十三行行商阶层逐渐崛起，他们既活跃在商业舞台上，又徜徉于文化艺术领域。从奢华的宅邸到精致的日常用品，从书画雅集到花船饮宴，行商们热衷于和文人士大夫交往，借此拓展人生场域，提升文化地位。他们在园林、戏曲、饮食、娱乐乃至书画鉴藏、书籍刻印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他们对雅文化的追随、仿效，对逸乐生活的多样化演绎，凸显出中西交融背景下南方口岸城市独特的士商关系和文化特质。

今年5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州事情》一书，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史料，勾勒出旧时广州的生活图景。透过本书，我们可以回溯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行商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文化交游活动，了解他们在商业与文化之间的平衡之道，品味广州城市雅逸美学的丰富内涵。

近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广州事情》作者王美怡与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朱晓秋做客楠枫书院，讲述“雅逸美学与清代广州士商生活史”，为我们揭开千年商都被遗忘的风雅底蕴。广东人民出版社营销高级经理、广州市全民阅读推广联盟成员董芳担任现场主持。

何为粤派“雅逸美学”？

雅逸美学是自由与浪漫的生活态度，它藏在日常的缝隙里。

雅逸美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核心的主题之一。从魏晋南北朝的陶渊明开始，到宋代的宋徽宗、苏东坡、黄庭坚，再到明代的张岱、袁宏道，民国时期的林语堂、周作人，雅逸美学的脉络贯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暗脉里面。如果把雅逸美学的元素剔除，中国文学史就少了很多光彩。这种对自由、浪漫、超越的追求，再往前追溯一点，包括屈原、庄子等人，他们都称得上是雅逸美学的贯彻者。

明清士人从“闲隐”的理念入手，在科举、仕进的价值观之外，发展出一套极为繁复的生活方式，建立了一套新的生活美学，并以此自我标榜，对抗世俗的世界，进而试图用这种新的生活美学来参与社会文化的竞争。明清文人所建构起来的这套“雅”生活文化，经过文人的不断充实与渲染，发展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优势文化。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商人阶层，往往刻意跟随、仿效这套生活文化，试图以此装饰、丰富自己的生活形态，从而构建起新的士商关系，造成文化与经济的流动、交换，借以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养。这些商人以商养文，亦商亦文，他们与文人的交往，也从客观上改变了城市的文化生态和格局。

与传统史学聚焦王朝更迭不同，王美怡选取了一个看似边缘的视角来切入广州城市史研究。她以女性学者的敏锐，从道光年间学海堂山长、著名书画家谢兰生的《常惺惺斋日记》，清代广州文人诗文和笔记小品，西方人在广州的回忆录等历史的边角碎料中，拼接出清代广州士商的生活面貌，进而指出，粤派文化的雅逸美学跟京派文化的雅逸美学和海派文化的雅逸美学有很大区别。

广州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城市，从秦汉开始，两千多年来对外贸易长盛不衰。特别是清代，广州因一口通商而经济繁荣，作为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熏染的贸易城市，十三行行商在粤派雅逸美学的形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三行行商在一口通商以后的财富达到顶峰，他们富甲天下，但向往亦商亦儒，急需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秩序中寻求身份突破。

因此，他们乐于资助文人刻书，如潘仕成出资刻印了《海山仙馆丛书》，伍崇耀倾力刻印《粤雅堂丛书》。行商们还热衷于书画鉴藏。清代广州是收藏石涛作品最多的城市，石涛很多的精品字画都被行商收藏。行商潘正炜根据自己的书画藏品编成《听帆楼书画记》，后又编成《听帆楼续刻书画记》，仅此两书开列的藏品，已属惊人。行商通过和文人雅士的交游活动，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话语权。

粤派雅逸美学有别于江南文化的精致婉约，是在开放的海洋文明与城市商业文化传统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具有中西交融、务实和精雅并存的南方文化特质。

全球贸易舞台上的行商生活美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因一口通商制度带来的便利，广州经历过商业繁荣、财富臻于顶峰的黄金时代。洋商们认为广州商人讲规矩、有契约精神，乐于与广州商人做生意。以十三行行商为代表的的清代中晚期广州商人通过海内外贸易获取了巨额财富之后，开始追求奢侈的文化消费。例如，以行商盛宴款待洋商。《广州事情》中提到，美国商人亨特在回忆录《广州番鬼录》中详述了商人潘仕成在自己的宅第海山仙馆所设的令人惊艳的豪华宴席，数十道粤菜与西餐餐具并存，丝绸、夷茶作礼，尽显“礼仪之邦”的交往智慧。

商人与文人之间的交往亦充满风雅之美。据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中所记，行商不仅热衷于邀约文人去花埭赏花、海幢寺赏梅、荔湾湖泛舟，逢年过节亦以茶、花为礼与文人相互往还。以财富滋养文化，在务实底色之上书写风雅，建构起南方生活美学的丰富细节。

作为奢侈生活的组成部分，行商们广建园林别墅，主动与士人交往，招徕文人墨客，以习儒者之气。大量关于十三行行商家族代表的日常生活的史料表明，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风向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衍生出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城市文化传统，呈现出士与庶、雅与俗、官与商的多维文化切面。“逸乐”二字最能概括当时的城市上层社会生活特征。行商们通过多种载体和途径极力拓展人生场域，提升社会地位和名望。他们在园林、戏曲、饮食、娱乐乃至书画鉴藏、书籍刻印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他们对雅文化的追随、仿效，对逸乐生活的多样化演绎，凸显出中西交融背景下南方口岸城市独特的士商关系和文化特质。

呼唤“雅逸美学”的现代复兴

事实上，广州的雅逸美学并未随着十三行的衰落而消亡，它在当代正以新的形式苏醒。

王美怡指出，广州以人字拖、大排档、红色省凳作为文化符号，实质彰显的是这座城市在世俗烟火中的“逸气”。而这种逸气正是来自于这个城市在漫长的中西贸易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流淌在城市的血液里面，是城市的根脉所在。广州文化有静水流深的东西，我们经常说广州人很淡定，这个淡定来自哪里？就是在一口通商时期它见过世面，接触过很多异域文化。这个城市有它特有的粤派文化的根基的，是有文化底气的，但它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朱晓秋指出，广州博物馆的项目“消失的名菜”，从广东古文献中搜集到的“西施醉月”“银河夜月”这样的菜名，大气、浪漫，显示出深厚的粤派文化根基。

面对广州的雅逸美学传统，王美怡坦言，现代广州“务实有余，浪漫不足”，需从岭南文化宝库中获取新的文化滋养和美学支撑。陈恭尹“九州南尽水浮天”的豪迈壮阔，黎简“山作其骨海作声”的雄直朴野，乃至粤剧红线女唱腔的文学与声乐之美……这些粤派文化中的明珠应该被重新擦亮，渗透进当代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她提及《广州事情》的写作动机：“把文化宝库里面的真金美玉一点点挖出来写到书里面，我希望它慢慢被读者接受，慢慢放光，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广州文化是很有底气的，在世俗之外，还有雅逸之美留存。”

广州从不抗拒烟火气，却在务实中滋养着“满身明月大江流”的浪漫豪情与“珠江水长，海天无量”的开阔悠然。当个体生命沉静回望，美的触觉便会苏醒。这或许是我们置身“内卷”时代借回望历史获得的精神支持。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通讯员 张译天 唐明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