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30万字的《广州传》之后，叶曙明又出了一本写广州的散文集。与集子的内容相吻合，新书名为《岭南弦歌》。

如果说《广州传》是一座城市的“正史”，那么《岭南弦歌》就是“别集”。

这只是个简单的比方，并不准确。其实作为读者，你大可以在读《岭南弦歌》的时候，重新把《广州传》拿出来，两相对比着翻，或许你会欣喜地窥探到叶曙明先生在这两本书里隐藏的他自己对这座城的深情。

我们每个人和生活于此的那座城之间，都值得一再地回味。越是熟悉它，自己和这座城的联系就越紧密。

内容简介：

《岭南弦歌》是一部书写岭南风物旧事的散文集。书中从广州城、广州人的来源写起，钩沉广州的气质、性格、方言，从而写出了广州的有容乃大；同时还用大量的笔墨书写岭南的音乐、音乐人，岭南的名山胜景、老字号、老宅院，进而讲述20世纪70年代后的广州文化重要刊物和人、事以及作者本人在出版业的职业经历和文学创作经历、读书心得、生活体会。

“本书中，有多篇记述我与台湾文坛朋友交往的文章，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旧文，时间虽然已经久远，但它们是那个年代的忠实记录，可以感受到那时人们的所思所想，可以一窥其精神风貌，让我们在很多、很多年以后，仍能记住那个绽放的年代，是那么绚丽，那么鲜美。”叶曙明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广州人精神回归的时代。

整本书以不同标题加以区分编排，“岭南弦歌”“绽放年代”“观棋谈史”“浮生微痕”“风雨故人”“蠹鱼在案”，既能一望而知其内容，也是同组文章的情感注释。

和《广州传》一样，整部书稿既有史料的强力支撑，也有文笔的繁花叠缀，文字老辣耐读、引人入胜、轻松幽默，生动再现了岭南的风土人情，带读者一窥岭南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叶曙明先生的散文总是能从回忆中发现和再现某人某事的价值与意义，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发现风俗的文化传承，进而将过去与当下勾连，从而引领读者走进文化风味浓郁的叙述中。

精彩文摘：

读懂广州这座城

广州人从哪里来的？

要读懂广州这座城市，首先要读懂广州人。广州人的来历，就是广州的来历；广州人的气质，就是广州的气质；广州人的性格，就是广州的性格。先秦时期，在南方生活着一群被中原称为“百越”（或作“百粤”）的土著民族。顾名思义，百越族是由许多小部族组成的，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及两广地区，各自独立，互不相属。虽然统称“百越”，其实区别甚大。

据古书考证，越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大禹，传至夏朝中原少康之世。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贺循《会稽志》云：“少康，其少子号于越，越国之称始于此。”而另一种说法，则见之于《国语》中韦昭注曰：“勾践，祝融之后，允常之於，芈姓也。”“芈”是羊的叫声，作为姓的始祖，可溯至甘肃、陕西乃至河南一带的季连部落。季连部落曾与以牧羊为业的羌族有大规模的联姻，因此，季连部落亦以“芈”为各部落的共姓。商朝兴起时，剿杀季连部落甚烈，其族众七零八落，四处逃亡。在季连部落中，有一个重要的氏族——罗氏，逃亡至甘肃东南部（今信阳市罗山县）隐藏，得以休养生息。武王伐纣后，周天子裂土分茅，罗氏被封为子爵，其封土在湖北房县。在春秋时代，被楚国所灭，罗氏南下至洞庭湖一带。公元前391年，楚国南平百越，罗氏不得不继续南徙，直到岭南。有学者认为，如今在两广交界地区，保留着大量带“罗”字的地名，如罗定、罗傍、罗董、罗岭、罗欧山、罗霍山、罗马山等，均为罗氏族人南下经过此地的遗痕。甚至广州的“羊城”之称，也源自季连部落的共姓“芈”。

温州一带称为“东瓯”，温州古称瓯越，闽越与浙越关系较为密切，在越王允常时代，即有越人进入福建定居。若根据史籍蠡测，岭南越族与浙越、闽越，似乎同出于季连部落。但这种观点，仍带有中原中心论的偏见，它无法解释，在季连部落到达岭南之前，岭南是否有人类的活动？季连部落是岭南文明的开创者，还是中途介入者？距今14万年前出现的封开垌中岩人，谁是他们的后裔？

中华文明是多元发展起来的，是多个地方各自独立地发生、成长，并非以中原为“一元始祖”，从中心向四面散播。各地的文化在成长的过程中，互相融摄，参伍成文，始成大方之直。封开是岭南文化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学家在封开曾发现大量东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戈、矛、镞、刀、钺等物，证明西瓯曾经是一个相当强盛的部族。它的文明早在中原人到达之前，已经存在，并非纯由中原人带来。如果说季连部落罗氏一脉确实从中原南下，那么，它也必须与当地土著相结合，才得以在岭南发荣滋长。

秦始皇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秦始皇生平未曾涉足，大部分北方人也没去过。去过的人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诸如“民如禽兽”，“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之类。岭南越人被描绘为一群断发文身，禽声鸟语，干栏巢居的野蛮人，谁也不相信岭南是一个有文明存在的地方。

然而，当秦始皇遣兵南征时，才发现岭南越人显然比东南部的越人强悍得多。五十万秦军遇上西瓯越人的顽强抵抗。秦军屡屡大败，甚至连统帅屠睢也被西瓯人砍下了头颅。屠睢死后，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继续征讨岭南，并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达番禺，公元前214年，终于实现了他征服岭南的宏愿。

几十万的秦军再也没回到北方，他们永远留在了岭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开边殖民。沿着秦军入粤的路线，西江一带便成了这批移民落脚最为密集的地方，然后向珠江三角洲逐步扩散。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广州建城，始于任嚣。身为秦军将领的南海郡尉任嚣，在病榻弥留之际，遗嘱继任人赵佗：“番禺（即广州）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司马迁《史记》）这是任嚣留下的唯一遗言，其言虽然简单，但意味深长。

任嚣所说的“中国人”是指中原汉人。如果岭南没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单凭一群离乡别井的逋亡人、赘壻、贾人，能够开宗庙、立社稷吗？对这一点，任嚣、赵佗都看得很清楚，中原人只能起“相辅”的作用，要开发这块土地，还得依靠岭南越人土著。

赵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建立南越国后，采取“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的政策，并不强行推广中原冠带，反而虚怀以容纳越俗，任命土著越人做丞相，带头与越人家族联姻。中原汉人与土著越人的通婚，在朝野成为很普遍的事情。

广东地区最大的族群——广府民系，便是在这种南北联姻基础上，渐次形成。以秦军所使用的“军话”为基调，亦因不断融入当地的越语，慢慢从方言岛的存在形态，沿着西江流域，开始了向广府话（粤语、白话）演变的进程。

事实证明，“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并没有令中原文化在岭南湮灭，反而注入了新的内涵，养成了广州这座城市开放性的先天基因。赵佗治理南越国长达六十年，开物成务，草创经营，史书上称赞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班固《汉书》）这种文理，反映在舟车、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伦、政治等等方面，都为广州乃至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的生机。

采写：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