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在粤博开展

10月15日，第138届广交会在广州琶洲开幕，展馆内万商云集的盛况，正是中国外贸活力最生动的注脚。把目光从琶洲移至珠江新城，“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同期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幕，展厅内人流涌动，观众透过逾200件（套）展览文物，从中读懂广东对外贸易的千年历史，读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文化基因。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开幕当天，主题系列讲座同期开讲。首期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安东强梳理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体制脉络，他表示，要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外贸体制，广东是一个关键的构成。

穿越历史

透过文物感知开放广东的文化基因

从唐宋市舶制度初兴，至清代“一口通商”鼎盛，再到新中国广交会创立与新时代自贸区、大湾区建设，可以说，广东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外贸史。

为了读懂这部外贸史，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承办的“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于当天正式开展，展期一年。展览遴选广东省博物馆及全国多家文博机构珍藏的逾200件（套）文物，以广东千年外贸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文物实证与制度演进的双重叙事，全方位展现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独特地位与深远影响，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海上贸易文明对话。

具有阿拉伯人面貌特征的唐牙雕人像，细腻而莹亮的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绚丽多彩的珐琅彩花蝶纹碗……开展当天，一件件镌刻着历史印记的文物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观众通过展览中的文物、卷册，结合文献、图表、场景复原与多媒体互动，从中感受广东通商之智慧、外贸制度之演进、文明之交融，以及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开放。

本次展览是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广东对外贸易专题展。展览系统梳理了广东自唐宋以来长达千年的对外贸易发展史。展览内容以时间演进为纵轴，划分为“市舶利邦”“商舶云集”“中西交汇”“潮涌新章”四大部分，完整呈现广东外贸从制度萌芽到全球枢纽的演进历程。

新快报记者在现场见到，开展当天，文物清铜胎鎏金透明珐琅人物转花座钟，凭借精美的造型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拍照。据了解，这款葫芦形状的广钟是当时钟表制造业的“标杆之作”，它巧妙地融合了透明珐琅、画珐琅、錾刻以及牙雕等多种精湛技艺，是当时中西方美术工艺交融的鲜活见证，也是广东作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窗口的一个有力物证。

大展意义

系统梳理广东外贸制度千年演变脉络

本次展览，以时间为脉、以文物为证、以制度为线，梳理广东外贸制度千年演变的脉络，解密岭南大地延续千年的开放传承与辉煌，为应对挑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根据展览介绍，从唐代开始，广东外贸制度创新引领了国家管理体系的演进。唐代市舶使主要设在广州，最早文献记载见于开元二年（714年）。随后市舶使的权力增强并形成市舶机构，标志着外贸从地方兼管逐渐转向中央垂直管控。北宋以广东实践为蓝本，推广市舶制度至全国沿海口岸，并于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首部相关条例。元代集唐宋外贸管理经验之大成并加以完善，通过颁布《市舶则法》，使市舶制度正式归入国家主导、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法典之中。市舶制度先经区域探索阶段，后进入全国推进阶段，其发展历程清晰映射出中国外贸管理制度在持续互动中逐步成熟。

及至明代，对外贸易制度以国家安全与政务稳定为核心，海禁政策与朝贡体系贯穿始终。广东作为海上门户，在服从中央管控的同时，亦不断探索地方路径，成为制度变革的先行者。明初设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将外贸纳入官方体系，此时朝贡贸易侧重政治外交属性。明中期后，沿海私人海商日益活跃，以生丝、丝织品等商品推动贸易格局转型。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税收上复用宋元时期的抽分制，万历年间又改为丈抽方式，既拓展中外交往范围，亦显著增加外贸收人。此外，广东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地方因势应变的能动性，也为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推进区域合作、灵活开放提供了历史借鉴。

17世纪末开始，欧美及世界各地的商船荟萃于广州，广东对外贸易形成了一套独特且成熟的管理体系。在这一制度下，粤海关与两广总督密切协作，建立起一套以管理为核心、以制度调节为保障的贸易监管机制。广州之所以能长期维持中外商贸重镇地位，得益于其制度的相对灵活与有效调控，既能保障国家利益与财政收益，又能回应外商需求、稳定贸易关系。在贸易控制与价格竞争之间取得微妙平

衡，使广州在全球海贸体系中脱颖而出。欧洲“中国热”风潮涌动，广东制作的外销品成为关键媒介。广东通过器物贸易，成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窗口，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东凭借地缘优势与侨资基础，继续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1956年，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翌年正式创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下称“广交会”），为国家开辟出一条“以贸破局”的发展路径。此后几十年间，广交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展会平台，被誉为“友谊的纽带、贸易的桥梁”。2007年，第101届广交会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由单向出口平台转型为双向交流窗口，展现出开放型经济日益成熟的时代特征。

展览亮点

多件“国宝”亮相，再现千年海丝传奇

本次展览堪称一次外贸相关主题的重磅文物大集结，其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22件。这些文物系统展示了从唐代至今广东在中国乃至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在此，我们讲述部分一级文物的故事，生动展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广东印记。

唐牙雕人像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

人像为半身像，高鼻，深目，卷发，其面貌具有阿拉伯人的特征。器座为椭圆形，这并非中国传统印章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而被认为是西亚地区常见的印章类型。因此，专家推测它可能是阿拉伯商人私章的毛坯件。印章发现于南越国宫署遗址唐代地层，广州在唐代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设有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蕃坊”，这枚印章的出土，为唐代广州活跃的外商活动提供了实物证据。

明金锭

（明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

金锭正面铸有“永乐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铭文。永乐十七年是1419年，正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从铭文可知，这件金锭是郑和船队于返回途中用在西洋所买的一批黄金制作的。“西洋”是当时泛指明朝南海以西的海洋，包括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

元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

（广东省博物馆）

元代青花人物图玉壶春瓶，是中外文化融合的结晶。玉壶春瓶作为经典器型，在元明时期的海外沉船中屡有发现，如韩国新安沉船出水的龙泉窑玉壶春瓶，以及有记录的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丰山瓶等。该瓶图案丰富，层次分明，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产物。

清乾隆款画珐琅八棱开光山水花鸟图提梁壶

（故宫博物院）

此器由清宫造办处珐琅作精心打造。它的造型风格和结构设计，同欧洲本土制造的同类器物以及广东制造外销产品，展现出极高的相似性，表明此时贸易网络产生逆向影响，反哺国内高端工艺品的设计体系。

清乾隆广州手绘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

（广东省博物馆）

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清代外销壁纸（约40平方米），一半留在英国，一半回流中国，见证了清代东西方商贸交流，也是21世纪文物回流的代表性精品。中国壁纸是十八、十九世纪外销商品中的一种时髦饰品，这套壁纸反映的是水乡稻作、茶叶贸易的广州风土人情写实画。画面中超过250个人物50余组生产生活场景，以水彩手绘于桑皮纸之上，精工细画，色彩鲜明。既是当时外销壁纸中的佳作，也是清代早期中英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大咖说

系列讲座开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安东强：

“广东构成了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体制的关键”

10月15日，“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系列讲座首期开讲。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梳理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体制脉络。他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讲到清代“一口通商”制度，剖析贸易体制演进，并指出贸易关乎百姓生计。他还探讨了中西方贸易碰撞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展现广东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据了解，系列讲座共设10期，以文物为证、以制度为线深入挖掘广东外贸从唐宋市舶制度到近现代广交会的千年历史内涵，阐释其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枢纽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提升公众对广东外贸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在贸易制度的弹性下，交易双方实现共利

“今天，我要站着分享。”讲座伊始，安东强一边缓缓走上讲台，一边打趣道：“讲台上的座椅，可以留给以后更年长的学者就坐。”他说，学历史的人不一定要白发苍苍，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像他一样站出来分享历史故事。

安东强讲述道，自古以来，广州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座重镇。因缘于清朝对外贸易体制的调整与规定，广州成为中国在1757年至1842年唯一对欧美通商的口岸。受“一口通商”体制影响，广州不仅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而且成为清朝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

安东强指出，关于此体制的形成及其认识，历来却争议甚大，只有回到历史现场，重新梳理体制变革的脉络，重建中外贸易体制的真实历史，方能在纷杂的认识与巨大的争议中寻求自洽的历史观。

“我们讲外贸制度，是希望能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中，看到各方如何在制度的弹性之下，实现共利共荣。”安东强指出，“我们看到，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商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国的，包括广东和内地的商人，在贸易中能做到整体的联动。”他这样形容贸易——其中最有意思的事情在于，干一般的事情，大家总觉得彼此之间，有一方获利，而有一方利益受到损害。但是，通过贸易，彼此之间能够实现共利。

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安东强谈道，“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广东在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广东构成了人们认识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体制的关键。”他在分享中引用了1905年梁启超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的文句，来佐证这一说法——“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也便是说，从世界史角度来看，地处交通要道的广东至关重要。

他还谈了对贸易制度的文化认识。比如，朝贡贸易体系具有封闭性特征，贸易从属于朝贡，而朝贡有着严格的时间、路线和人员规模等条件限制，并形成清廷与外国王室贵族之间的贸易垄断，其贸易秩序也由清廷与相关国家王室的政治关系（宗藩）而确定，而对非朝贡国家和外国普通商人则关闭贸易大门。

与朝贡贸易体系相比较，互市体系具有开放性特征。无论是本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在遵守清朝相关政策前提下，即可进行国际贸易，贸易商品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商人的贸易机会、外贸市场和商品价格基本上是开放的，清朝则享受关税收益，与商人之间实现利益互惠。

他指出，清朝管理本国出海商人达成贸易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对航海贸易作诸多条件性限制，直接导致出海商人不能完全根据本国商品价廉物美的条件，来获取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而清朝管理外国来华商人达成贸易秩序的主要途径，则是限定他们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包括地域空间范围和人员接触范围；达成贸易秩序的主要手段则是优惠外商贸易利益，甚至将经济利益施让于外商，以避免中外商业纠纷。

他引用学者陈尚胜在《历史研究》中的观点来为讲座作总结：清朝贸易制度和平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特征，源于中华文明对和谐秩序的高度关切和用心维护。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陈慕媛 

摄影：新快报记者 观显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