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早已习惯了在看待别人和评价自我的时候，都将“真实”二字奉为至高标准。卸下所有面具，拥抱最真实的自己——仿佛这样就能找到一条幸福自由的人生道路。

真实性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最强有力的号召之一。但，“做自己”真的意味着自由吗？

与此同时，对真实的追求还引发了我们关于“真实”的焦虑——认为自己此刻不够“真实”的惶惑、陷入某种生活是否比另一种生活更“真实”的怀疑中……

我们追求真实，好像又被“真实”所裹挟。

那么，我们为何如此迷恋真实？

也许，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获得思考的启发。

《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一书从文化批评的视角出发，作者深入剖析了数字文化与资本主义如何制造“无限选择”的假象，使我们在追求真我的过程中陷入另一个表演的陷阱，以及究竟是哪些因素催发了我们内心深处对真实性的迷恋。作者以锐利而优雅的文笔，跨越社交媒体、名流文化、网红经济等表象，揭示出这一看似解放性的叙事背后的深层约束。书中结合哲学理论与流行文化案例，审视“活出真我”这一现代信条背后的意识形态，在充满表演与伪装的时代，为“我是谁”这个问题带来新的思考维度。

以下三个问题，每一个都值得深入思考：

v  当“活出真我”变成命令，我们是否恰恰已经丧失了真实？

本书系统剖析了“做自己”如何从自由选择沦为新的文化规训：社交媒体与资本逻辑将“真我”包装成必须达成的成就指标，让人陷入“还不够真实”的焦虑中。作者追踪“活出真我”从浪漫主义、哲学概念一路演变为社交媒体口号的过程，指出“真实性”这一理想在滤镜修饰、自我叙事、身份政治化语境下，早已成为一项表演任务。真实性原本承诺自由，如今却成了自我规训的新工具。

v  在“个人品牌”时代，每一个“我”是否都成了待售商品？

在明星文化、网红经济、匠人消费主义等案例中，作者细致解构了名流文化与网红经济如何将“真实性”与“个人品牌”深度绑定、变成商品卖点。从金·卡戴珊的社交媒体运营到真人秀节目里的表演性亲密，从自我揭露到人设维护，在这个“个人品牌”时代，真实性不再是内在的感受，而成为一种可供认领的符号和标准化模板，鼓励着我们将自我修剪成可复制的商业化人设。

v  在算法制造的无限选择中，“放下自我”是否才是新出路？

作者从“真实”与“真诚”的历史区分出发，透视我们为何沉迷以“做自己”为名的标签与路径选择，梳理了这一概念如何在数字语境中变得混乱且自相矛盾。当“真诚”被简化为展示脆弱、“接地气”成了表演公式，所谓“真实”逐渐沦为滤镜下的幻觉，而“选择的自由”往往只是数字资本主义精心设计的选项菜单。在私人领域政治化与公共空间人格化趋势的裹挟中，在无限推荐和自我展示的算法逻辑中，也许真正的自由，不是再造一个“更好、更真”的自我，而是诚实地面对自我，可以放下、不必完满。

作者埃米莉·布特尔（Emily Bootle）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任职于《新政治家》杂志，现供职于《The i》报纸，担任文化撰稿人。她被《新政治家》文化版副主编安娜·莱什凯维奇称为“当代最敏锐的文化评论家之一”。

“当布特尔将她X光般的视线投向网红经济、金·卡戴珊现象、占星热潮、匠人咖啡崇拜、简·奥斯汀的现代变奏以及那些自诩‘创意人’的人文学科毕业生时，她揭示了一个贯穿所有领域的集体幻觉——我们对塑造并展示某种‘本真’人设的执念。”安娜·莱什凯维奇称。

埃米莉·布特尔则坦言她并非为读者制造新的焦虑，而是希望本书作为“一份当代文化诊断”，揭示并质疑“本真性”无孔不入、渗透现代生活的种种形态：“在本书中，我会试图剖析我所认为的本真性文化中最典型的例子，并找出它在哪些领域使人们陷入困境，制造问题多过解决。‘真实’的终极悖论在于，这个概念本应指向自由——但一旦成为教条，自由即被剥夺。因此，尽管‘活出真我’是件好事，但‘必须活出真我’的想法则需要警惕。”

以下摘自本书《自白的逻辑：当情绪必须被摊开》一章：

2010年代中后期，“真实网红”曾风靡一时。2014年的法规要求网红们在品牌合作和赞助方面必须保持公开透明，在现在看来，这似乎再正常合理不过，但在当时，此举却打破了网红行业整个光鲜亮丽的表象。网红们只得走入新的篇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营“毫不费力，就像你一样，但又比你更好”的形象了。与2000年代对触感有机主义的渴望不同，人们对互联网能够掩盖真相的程度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推动了人们对真实性的重新追求。有抱负的网红会花钱买粉丝。人们在“Tinder”上用假照片钓“鱼”。我们永远看不到自拍中被剪掉的那些部分，社交媒体也只展示我们朋友生活中美好的片段。网红们此前曾以完美的面貌出现，然而现在，作为运转良好的人气机器，他们迅速调整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有缺陷。

……

2010年代后期的网络新闻对“真实网红”的转折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并留意到了他们发布内容的转变，例如，他们会发露出皮下脂肪团的照片，而不是摆个完美的姿势或把照片狠狠后期加工。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种真实性源于告解行为本身。网红们开始变得更加真实，不仅告诉我们更多，或者告诉我们不同的事情，还专门告诉我们他们之前是怎么欺骗我们的。2015年，拥有50万粉丝的澳大利亚Instagram网红埃塞娜·奥尼尔（Essena O’Neill）开始拆除她自己搭建的那光鲜亮丽的人设。她几乎删除了自己所有的帖子，并为那些保留下来的帖子重新添加了配文，描述了她拍摄这些照片时的“真实”情况，在这些照片中，她要么在阳光下，要么在昂贵的房子里，总是显得纤细、快乐和完美。但她却在事后承认她和许多像她一样的人一样焦虑、抑郁、过分关注外在形象，当然，应该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感到惊讶。在一张面带微笑的自拍照下，她坦言自己当时反复拍了50次才找到了一张合适发布的照片。她写道：“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THERE IS NOTHING REAL ABOUT THIS），并将自己的账号更名为“社交媒体不是真实生活”（Social Media Is Not Real Life），几年后，她完全删除了自己的账号。

随着网络红人竞相揭露他们之前隐藏了多少自我，追随者们也很买账：他们或是作为真诚的信徒，在看似无法实现的完美世界的幻想中得到慰藉，或是在远处，看着这些无尽的层层面貌被剖析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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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进行这种自我吐露。近年来的网络交流模式让告解变得更加公开了。我们曾经只是展示，现在我们还会主动诉说。纯视频平台TikTok自2016年推出以来取得了天文数字般的增长，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Instagram，也越来越重视发布视频的功能。Instagram于2016年推出的“故事”功能借鉴了通过Snapchat应用流行开来的阅后即焚模式。它在短暂的时刻中追求真实，鼓励用户开诚布公地分享更多瞬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瞬间并不会一直被挂在网上。它还鼓励发展以前仅限于YouTube视频博客的那种面向观众的视频模式。用户可以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和看不见的观众畅所欲言。一张服装照片就是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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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网上表现出真正的真实——超越那些表演性质的坦率和空洞无物的感伤——我们就必须进入一种超自我意识的状态。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会为怎么配文字、该发布什么和不该发布什么而苦恼，还意味着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会感到强烈的压力，想要确切地知道自己发布的内容在别人看来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就表明我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我们了解我们上传到互联网上的内容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出的我们个性的每个元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可以提前做出别人可能做出的反应，就能确保自己不会真正被人抨击。在发布自己的照片时加上“无耻的自拍”的标题，就能表明你非常清楚照片可能在别人看来无耻。以“对不起，我要说真话了……”或“警告！这个帖子很真诚！”为前缀的帖文表明，你明白真正的、不为人知的真诚是互联网上最不酷的特质（不过，就像真正的“基本款”一样，它也传达了令人羡慕的自由——一种真正的、偶然的真实）。另一个更泛化的描述——类似于“讲真”（for real）或“真实对话”（real talk）——则通常用在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上，我们夸大它们的重要性，以达到某种喜剧效果（“真实对话：这是我见过最可爱的狗”），反转了反讽的逻辑，让人本来以为是一个严肃的告解，却发现其实是一个无意义但又贴近生活的日常观察。夸张是告解的延伸：宣布对事物的强烈感受是一种将自己从内到外翻转的方式，证明了我们内心世界有多么强烈。

最重要的是，说反话和直截了当的自我意识微妙地影响着网络互动的权力动态。虽然这两种方式都意味着真实性，却限制了其发生的可能性：它们从必然具有权威性的追随者和观察者手中夺走了权力，削弱了潜在告解的影响力。严肃与不严肃变得难以区分：关于抑郁的声明也可以用一种类似聊名人八卦的语气表达。这种不可捉摸性意味着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什么是告解，什么是玩笑，什么是真诚，什么是反话——最终，我们也无从知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