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留寸寸丹——追怀复丁老人
陈永正口述 李菲鸿整理
我是当老师的,当了几十年老师。人一生里要学习很多东西,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学习技艺。我这辈子碰了好运气,年轻时念中学,遇到陈约先生,他是陈垣先生的公子。之后我学诗词,遇到朱庸斋先生、佟绍弼先生;学书法,遇到李天马先生。后来考上研究生,遇到了容、商二老。他们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几位先生。
陈永正
我念书时就喜欢书法、篆刻,与我的老同学王钧明一起,天天写字、练篆刻,却不得其门而入。后来我就问朱庸斋先生:“你的印是谁刻的?”朱先生说:“张大经先生”。接着他说,“广州市有两位刻印很好的人,一位是黄文宽,一位是张大经。”同学蔡国颂和黄先生很熟,我求他带去拜见,那是1967年。黄先生见到我便问:“你学刻印,你家里有多少原钤印谱?”我说“没有”,黄先生说:“没有,你学什么呢?”我只得颓然而返。后来就请朱庸斋先生写个介绍函,去拜见张大经先生。上门之前,先准备礼物。按照旧文人习惯,拜师首先要贽敬。我的礼物很简单——一包茶叶、一纸行卷。行卷就是将自己的诗词(大约20首)抄好献给老师。我跟朱庸斋先生学词时也是这样。张先生看了我的词之后说:“你是词人,学刻印做什么呢?不用学了,你需要印章,我给你刻就行了。”过了几天,他刻了两方印送给我,但坚决不肯收我做徒弟。后来我就对朱庸斋先生叹气,“黄先生不肯收我做徒弟,张先生也不肯收我做徒弟,怎么办?”朱先生说:“他不是不肯收,是不敢收”。因为那时候刻印的人是要登记的,防止有人违法私刻公章,所以一般搞篆刻的人都不敢收徒,就是怕别人违法牵连自己。
我在刻印方面始终没有正规拜过老师。尽管我也刻了百多方印,由于没有进过师门,始终缺乏自信,一直不敢把自己刻的印章示人。直到后来我出文集时,张桂光学兄说:“你刻了这么久的印,你放点上去吧。”我才请叶爟才兄给我选了几十方,放在《沚斋丛稿》里。
尽管我没有成功拜师,但还是经常到张大经先生家里做客。那时候我在广州市第三十六中学当语文老师,学校离张先生的家只有10分钟路程。我上完两堂语文课之后,有空就到他家里坐、饮茶聊天。这聊天很有意义。在张先生家里,会碰到很多访客,有求印的,有交流书画的,有讲饮食、讲习俗的,多是西关的传统文化人,如黄咏雩先生、李曲斋先生、程维增先生、制墨专家詹瑞麟先生,刻扇骨的杨鹤楼先生和诗人李筱竹先生也经常去坐,还有很多书画家。张先生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因为他有空,家里也比较宽敞。上世纪60年代,尤其是1967年、1968年,那时我是逍遥派,因此一有空我就会去那里聊天。
这些西关文化人,见到年轻人喜欢诗词、喜欢书画,很高兴,他们经常担心文化失传。我还会把朋友带过去,其中有区潜云、王钧明、吕君忾等,还有老一辈的刘逸生先生,凡是我介绍的朋友,大经先生都无偿地刻印送给他们。
当时我写了一首诗赠予张先生,他又刻了一个印给我。一次,我买了10个印材送去,他说:“你放下吧”。下次去那里坐,他说:“你的印材,我收了7个,退3个给你。”那3个已刻上了我的名字。
大经先生为陈永正所制印章
这些老前辈就是这样,这是真正的文士风范。大经先生前后总共为我刻了8个印,没拿过一分钱。我知道大经先生的家境不算很好,他住的房子是较大,但他没有具体收入的,很多时候是通过某些渠道,替人刻印收取报酬。那时候有一位劳墨斋先生, 是一个以医为业的香港诗人,也是朱庸斋先生的朋友,他经常帮助广州的一些文人。朱庸斋先生家里经济不太好,劳先生就给他介绍香港的一些文化人。这些文化人既是商人,也是诗人、书法家。他们的诗词写得不错,但仍缺乏信心,就通过劳先生将这些诗词拿给朱庸斋先生修改,通过劳墨斋先生付给朱先生一些报酬。大经先生也如此,给香港人刻印,劳先生就用港币支付报酬。当时粤港澳的文化人就是这样交流的。粤剧演员罗品超、罗家宝也是张大经先生家的常客,他为二罗刻了很多印。
张先生主动送印给年轻的文化人,他说,“你们是诗人,又喜欢书画”。这是前辈的风范,我记在心里。我虽然没能完全做到前辈这样,但也希望学习前辈,不要将自己的作品过于商品化、市场化,这是我所奉行的原则,这也是朱庸斋先生、张大经先生这辈人的原则。张先生最怕欠人情,请他饮一餐茶就送一个印。你送一首诗给他,他会觉得欠你人情,他不肯欠人情,一定要偿还给你,这就是一种前辈风范。
尽管大经先生在刻印方面不肯收我做学生,但是我刻了印之后拿给他看,他还是会给我提意见的。比如说怎么用单刀、怎么用双刀,他说,“无论朱文白文都要注意刀法,要见刀,可以用冲,也可以用切,就是不能用刮。”还有刻白文要在尾巴处看到“燕尾”,“燕尾”就是两个刀一个口。“你千万不要刮印,你刮出来的印,我用放大镜看,一看就会发现,这是不行的。”这些就是他教我的方法。另外他还说,“你的印有时太锋利了,刻完之后你用一些精盐放在手心,将印放在精盐上磨一磨,就可以把锋利的地方磨掉了”。他看到我的印泥不够好,就送一包朱砂粉给我说:“你刻完印之后就将朱砂粉撒在印上,印文就会厚,颜色也漂亮。”这也是他教我的方法,这些方法我听了很多。尽管我没有向张先生学刻印,但实际上他是有指导我的。大经先生还会调制印泥,给干印泥加油、加朱砂。我有一次请他为我的干印泥添油,他说,印泥太差,不值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学《爨龙颜碑》、《嵩高灵庙碑》,追求古拙。大经先生说:“你的字这样变, 很好,你刻印要和自己的字相配,可以试试用汉砖的形式和砖文入印。”当时我说“我没有砖文”,他说:“李曲斋有,你找他借”。李先生把厚厚的一沓汉砖拓本给我,我借了一年,每个拓片我都临摹过。后来我刻了几个印,张先生选了几个评点说:“这个不错,你名字的印。”这个印章我现在还在用。“给区潜云做的‘潜云作’这三个字挺好的,给刘逸生刻的‘刘’字挺好的,‘逸生’这两个字北碑味太重”。这些话我一直都记得。
除了刻印,张先生还精于其他各种游艺。他和他的弟弟张午斋很喜欢写字、画画、制作工艺品。很喜欢用佛肚竹制作笔筒,用椰壳制作一些小容器。有一次我去坐时,他刚制好一个椰壳小盂,他说:“这个不够好,壳不够圆。”又指着盖子说:“盖不好,就是废品了,不能要了。”我盯着看了看,他就说:“送给你吧”。我正求之不得,只是后来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摔裂了,很可惜。还有一个笔筒也是张先生做的,本来是很好看的,遗憾的是我到中大读书后,这个笔筒被家人将它放到天井, 日晒雨淋几年,漆全部掉了,又脏了,但我舍不得扔,这些都是张先生亲手制作的东西。
大经先生手制椰壳小盂
大经先生手制笔筒
张大经先生说:“诗、书、画、印要统一,我刻印讲刀法,我画画也是讲刀法的。”他曾送我一张画,一个山崖像刀一样劈下来的,他说:“一个书画家,印、诗、书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要相差太远。如果你的诗写得好,字不好,就不要写了,一定要练好字。一个书法家字很好,如果作一首歪诗,不如不作”。他对诗人很尊重,对朱庸斋先生、李曲斋先生尤为尊重。广州的诗人向他求印,他从来都不收取报酬。他说:“我会写写诗,但我的诗不行。我也写字,但是写得不够好。”其实,张大经先生的字画都是不差的。张先生对书画家也很尊重,一个年轻画家叫吴九如,张先生很喜欢他的画,送了很多印给他,吴九如也送一些画给张先生。当时我的书法在求新求变,朱庸斋先生不太满意,李天马先生也不太满意,我的师兄蔡国颂更不喜欢,说我的字变得这么丑。但张大经先生说,“要变,你写下去有前途”。我拿我的字给他看,“这张可以”,我说“那送给你吧”。我总共送了七八张给他。他说“你写北碑,适合你的大字,你将来的大字一定写得很好,你多练大字,多练对联,多练匾额”。我曾经试过写了一张2米多长的对联,他觉得很好,我就送给他了,以后又送了几副对联给他。当时我对自己字的变革没什么信心,当时几乎所有前辈都说不行,说“你以前学李天马先生的字写得好,现在变得不好、笨拙”。但是张先生认为有个过程,不但没有批评,反而经常称赞,如果不是有佟绍弼先生、张大经先生和区潜云、曾景充的支持,我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张大经先生说“你慢慢来,会行的”,曾景充也说“你的字要变,慢慢变吧”。我自知写字的天赋不是太高,但我很勤奋,此后还在不断地求变。
现在很多人说到西关文化就往往只说西关骑楼、西关古老大屋、西关粤剧、西关饮食,很少人说到西关的文化人。从清代中期开始一直到民国这100年间,西关文化鼎盛、中西文化结合、传统文化的基础坚牢。我认为在张先生那里那群文人,应是西关传统文化的代表,因为这些西关文化人所承传的是中国的雅文化,雅文化的代表是诗、书、画。如黄咏雩先生,他是大商人、大收藏家,他本人的诗、词、书法都非常好,古文尤其好。李曲斋先生、朱庸斋先生更是大家熟知的“西关二斋”了,他们家里经常宾客满门。李筱竹先生是西关著名的教馆先生,教馆就是开私塾、教学生,很多人都在他那里读过书。詹瑞麟先生是开墨庄的,制徽墨的,他家里收藏了很多古墨,他曾经送过一捆墨给我,圆圆的,像普通小学生用的墨,像5分钱一条的。他说:“这墨送给你,你不要小看它,那是古墨。”当时,那些古墨印有名山大川、才子佳人花纹,被认为是四旧,不能用的。他把古墨全部打碎,重新制成儿童用墨的样子,专门送给文化人。朱庸斋先生、李曲斋先生、刘逸生先生个个都有过这种古墨。当时我不知道它这么矜贵,磨过之后就用完了,如果收藏下来就成为文物了。我也经常到这几位先生家里坐,跟他们一起饮茶、聊天,以前文人们的聊天,跟如今人们的聊天完全是两码事。他们聊的是真正的文化——诗词、书法、绘画、收藏以及家世掌故等。我认为说西关文化,应该首先说西关的文化人,而不仅仅是说西关饮食、西关骑楼。
吴灏(子玉)为张大经伉俪所制《心香堂读书图》
前两年朋友为张大经先生出一本《心香堂印谱》,我在扉页题了一首诗:积学能心印,情留寸寸丹。雕龙馀小技,明世贵长闲。公自师秦汉,吾尝慕孔颜。当时风雨夕,不许扣重关。小跋为:“丁未秋,余以诗为贽,欲从张大经先生治篆刻,不允,曰:‘汝词人,焉用习此。’遂亲制数印相赠,今仅忆得雕龙二语,因足成之。”
陈永正题大经先生印谱的诗
当时我赠他的那首诗,后来就不记得了,就记得“雕龙馀小技,明世贵长闲”这两句,这次题《心香堂印谱》就用这两句加上六句,作为一首新诗。
张大经先生不肯教我刻印,但却亲手钤制了十来个印给我。印里有“复丁堂”、“心香堂”、“师竹斋”、“能事不受相促迫”,我问:“这‘师竹斋’是不是您的号?”张大经先生说:“我年轻时师从程景宣(字“竹韵”)先生,所以我就叫师竹斋。”师就是学习,竹就是程竹韵。
2022年5月7日
注:张大经(1909-1984),别署复老,斋名心香堂、复丁堂、一百五十石斋。原籍江苏,落籍广东南海。广州市文史馆馆员。张大经是一位游于书画金石的专业篆刻家。早岁受业于程景宣,治印以秦汉印为基础,取法黄牧甫,旁及元印,凡甲骨、金文、砖文、瓦当文字皆入印,形制多样,章法严谨,寓变化于平正,高古超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