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花城文学院2024年联合重磅推出“花城文学课”——邀请一系列名家学者展开讲座、对谈、分享等活动。1月19日，文学课第一讲在位于广州越秀公园内的花城文学院开讲，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开展题为“漫长的90年代与当代文学的晚期风格”的讲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主持。百余名观众现场参与，线上观看超1万人次。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将在《花城》杂志官方视频号“花城文学课”进行直播。
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左）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
讲座以莫言、余华等作家近期作品的风格与所呈现的文学史视野切入，通过对莫言《晚熟的人》、余华《文城》等具体作品的分析，引出“漫长的90年代”这一林晓明长期思考的话题。在他看来，虽然前有布罗代尔的《漫长的16世纪》，有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等理论的启发，但“漫长的90年代”这一话题更多是基于自己对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的精神、心灵、文化、文学、社会的一种思考，“中国文学和每个历史阶段是深深地契合，它深深地被镶嵌在里面，如果说没有那样一种历史语境，它的合理性、正当性和非凡性都不能显现出来。”在社会史标记的自然时间的意义上，20世纪确实结束了，但21世纪初的很多作品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准备和积累，或者说是延续和展开90年代的经验。”陈晓明说。
正是因为这种深远的郁积力量，使得成长在上世纪90年代的那批作家、孕育在90年代的那批作品，过早地拥有了与现代文学、80年代先锋文学等的“青春写作”截然不同的“晚期风格”。“晚期风格”源自阿多诺对贝多芬音乐《庄严弥撒》的谈论以及萨义德的解读，在阿多诺的意义上，“只有在艺术没有为了现实而放弃自身权利的情况下出现的东西才属于晚期风格”，而陈晓明教授则将“晚期风格”理解为一种“放弃”：“他放弃了很多的东西，他为了一种非常片面的东西非常任性地走下去，也可以说是放弃和坚持，放弃和执着。”
陈晓明教授以余华的《兄弟》和《文城》为例讲述。
以余华的《兄弟》与《文城》为例，陈晓明教授认为，《文城》所呈现出的“不真实感”与《兄弟》文本内部的割裂所带来的争议，都恰恰是因为余华的“放弃”：“所有能解释这种东西的只有晚期风格，他非常偏执地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那种高尚、那种精神不仅是要历经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在友爱的政治学中获得一种平和，同时要在暴力的考验当中再去产生一种经验，有时这种爱必须穿越暴力，必须要有暴力作为一个动力，它才会成为一种可能性。”而《兄弟》“上半部是悲剧，下半部是诙谐曲”的割裂风格，就是对整个90年代的概括——“它充满着一种自身的反讽，90年代有它的浮夸，有它的浮躁，有它的混乱，李光头和宋钢恰恰演绎了90年代的一种本质，宋钢和李红的爱情也折射出90年代的这样一种盛世浮华，也是王家卫在《繁花》中呈现出的繁花开遍又繁花落尽的这样一种景象”。在此意义上，《文城》是《活着》的前史，是《兄弟》的前史的前史，它是余华晚期风格的过早显现。最后，陈晓明教授回到《文城》的文本中，与大家重读《文城》结尾，在他看来：“余华对虚构的坚守，我觉得是对90年代文学精神的一种致敬、一种回忆。”
观众现场提问。
谢有顺教授在总结时谈到，陈晓明教授在讲到这些作家“晚期风格”时报以的理解之情，对后起的评论家启发很大，对读者了解80年代以来尤其是先锋文学以来文学的变革提供了非常多思考的路径：“其实文学评论有的时候可能要跳脱价值伦理、价值美学的视角，不是简单判断一部作品好不好，而是要正视这部作品的存在，有时候，它的存在本身所带出来的问题可能比判断它好或不好更为重要。”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 通讯员王梦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