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天河的璀璨夜景（2024年11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左下角即是天河村。图：新华社
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这样描绘清代广州十三行的繁荣景象：“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而如今，广州“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已经东移到天河。
根据相关部门披露的数据：2024年，天河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614.69亿元，经济总量已连续多年位列全市第一。在约占广州总面积 1.3% 的土地上，天河区创造出了极为可观的经济价值，让人赞叹。
由太古汇、天环广场、万菱汇、正佳广场、天河城等特色商业综合体组成的天河路商圈已经是广州市民和外地游客消费的首选之地。2017年，天河路商圈商品销售总额突破1万亿元大关，日客流量峰值达400万人次，跻身国内首个万亿元级商圈。2023年“五一”小长假，假期头三天商圈的人流量就达到600万人次。
夜晚的天河，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怪不得有人撰文称：“天河”之名，不禁让我想起郭沫若《天上的街市》……
此天河，真是天上银河？它名字，是怎么得来的？
01
在《天河区与天河村的关系》一文中，天河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民史专家蔡维朗表示：“天河区建于1985年，以前属广州市郊区，取名天河区是因为辖内有天河体育中心。天河体育中心始建于1984年，1986年落成，成为1987年九运会的主会场。天河体育中心原址是天河机场，建于民国17年(1928)，而天河机场又因其坐落在天河村而得名。”
2024年广马比赛之前，一位家长与孩子在天河体育中心广场玩耍。图：新快报记者观显锋
简单来说是这样关系：天河村→天河机场→天河体育中心→天河区。天河区的确定，影响了一系列的地名：天河客运站、天河立交、天河公园、天河路、天府路……
谁能想到，藏在天河立交东北侧的一个小小村落竟有如此大的影响。天河村位于今沙河涌东侧，天河路南侧，体育西路西侧，黄埔大道北侧。村址面积很小，2013年只有0.049平方公里(4.9万平方米)，本地人411户1023人，村内有清代李氏宗祠一座。
然而这个小村的历史却很不短。北宋《元丰九域志》卷九《广南路》中就有记载——番禺：五乡。瑞石、平石、猎德、大水、石门、白田、扶胥七镇。银炉一、铁场。
广州市天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所编《天河区旧志资料选辑与解读》一文对这个历史资料进行释读：
上述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已有“猎德”这一地名。这是天河地区最早见于诸旧志的记录。可见“猎德”一名，至迟在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已经存在，且归番禺县管辖。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1190年)在广东东莞县为官的王中行所著《广图经》一书中，也有“猎德”地名，是为番禺县一重要渡口。另据明代《永乐大典》中引用王中行《广图经》中的标示，当时陆路交通线上已经有大水各铺，车陂铺……其中“大水正铺”位置在天河村，查天河村在民国16年(1927年)前称大水圳村。
1931年出版的《番禺县续志》当中记有大水圳。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记录的是清末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民国以前，天河村的名字叫大水圳。这在很多资料中都有体现。
据叶曙明著、汪泉改编的《广州传》记载：“（广州城郊）争水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从乾隆朝到光绪朝，每逢天旱和咸潮，冲突便频频发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水圳与冼村因争水再次开战，冼村召集三千多人，包围攻打大水，大水圳出动火炮还击。这场械斗打了三个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得不派兵弹压。但三年后，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两村械斗又起，持续了一年多，互有伤亡，不少村屋也被毁坏，农田丢荒。直到官兵进驻，烧掉了双方作为械斗指挥部的公祠，以示警诫，才勉强把冲突压了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记述大水圳与冼村、簸箕村（即现今杨箕村）争水灌田之事由来已久，有两方清代乾隆年间的石碑就是实证，名为《详奉各宪断定三圳轮灌陂水日期碑记》和《奉宪均断三乡碑文》，均在杨箕村玉虚宫内。
详奉各宪断定三圳轮灌陂水日期碑记，石碑在杨箕村玉虚宫内。 图：网络
又如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了推翻清廷的“三二九”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曹亚伯的记述就两次提到“大水圳”——“讵临时胡毅谓与陈炯明所部言语不通，请陈炯明另行派人指挥。复误信改期之报，亲至大水圳阻所部入城。及见火起，再集所得百数十人往助。已不及矣。”“故定顺德民军集中于乐从圩，与省城同时并发，经佛山进攻省城。番禺民军则集于大水圳附近，以为响应。”
民国时期出版的《广州东门外附近之图》（局部），蓝色河流为编者后加，即沙河涌，大水圳即今天河村，簸箕村即今杨箕村。 图：网络
大水圳之名应该是由沙河涌而来，但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大水圳村改称天河村呢？
关于天河村名称的来历，目前有两种说法。
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曾应枫在2000年出版的《俗话广州》中记录一个与天河区得名有关的传说。这个民间故事篇幅颇长，版本也多，所以这里只记述大意：
传说很久以前，在广州城东居住着以耕作为生的母子二人。一天，老母亲想喝木瓜汤，孝顺的儿子赶紧切开木瓜，但不小心把木瓜籽撒了一地。玉皇大帝以为木瓜籽是谷子，一贯恼恨糟蹋粮食的他下令雷公劈死那个孝子，并向当地传播瘟疫以作惩罚。随后，电母发现地上的木瓜籽不是谷子，于是救活了孝子并解下身上的飘带，投向大地，飘带变成一条晶莹透澈的流水，人们取水饮用，立即解去瘟疫疾病。从此，村民们把这流水叫做天河，有的把它叫做大水圳，叫来叫去，就叫成了这条村的名字，一直叫到今天。
这个传说并非著者编造，而是在1989年就出现在王建勋主编的《羊城人仙神：广州市民间故事选》当中。据相关的资料显示，这个故事是采集自乡村，口述人是何锦妙，由姚瑞英整理。
当然，对于这样的解释，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满意的。
02
广州天河发布《天河区名的来源》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
民国时期，大水圳村李姓居多，与当时广州军阀李福林所在的河南（今海珠区）大塘村等五村为同宗。民国16年（1927年），李福林势力扩张，自以为可以独霸南方，成为“南方皇帝”，于是将其出生地河南大塘村改为天池村，以寓天池出龙之意。接着，李福林派人到大水圳村和棠下等村游说，以“天”字为头改村名，因大水圳村前有一河（即沙河涌），河水清澈，遂改名“天河村”。后来，李福林没落，天池村又改回大塘村。棠下村因改名不久便发生瘟疫，村人以为不吉利，遂将村牌坊拆毁，回复原名。而大水圳村改名后，人丁兴旺，且“大水圳”读音不如“天河”顺口，天河村名遂保留至今。
很长一段时间里，天河还是一片农田。图为1978年，新华书店送书到石牌村。图：《图说广州发展70年》
这个说法是蔡维朗实地采访所得。他透露，“1994年采访天河村名人李燊元（同盟会会员李湛之子）及棠下小学退休教师黄坤等棠下村长老，2013年9月采访李苏（86岁）等三位长老，均说天河村原名大水圳村（大水圳即今沙河涌），历来有‘跨过天河大水圳’的俗语，即天河村就是大水圳村，天河村改名是民国16年（1927年）之事。”
蔡维朗还表示，据村中父老忆述和《天河村史》记载，大水圳村改名经过还有若干细节：
民国时期，大水圳村多姓李，与当时广州军阀李福林所在的河南(今海珠区)大塘村、本区的棠下村等五村为同宗兄弟。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但终被以李福林为主力之一的反动军队所镇压。李福林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手下有枪万余，并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李福林镇压广州起义后，名声大噪，自以为可乘机独霸南方，成龙登天。李福林甚信风水。于是，将其出生地河南大塘村改为天池村，以寓天池出龙之意。接着，李福林以祭祖为名，先后到大水圳村和棠下村等村游说。这几村李姓族人不少跟随李福林打天下，也有当上团长、营长的，遂听从其意，以“天”字为头改村名。因大水圳村前有一河（即沙河涌，当时很宽，可通船），遂名“天河村”；棠下村后有一湖（石仁窿蓄水湖），遂名“天湖村”。各村重立村牌坊镌刻新村名。
后来，李福林没落，天池村又改回大塘村。棠下村因改名不久便发生瘟疫，村人以为不吉(李与鲤同音，湖与壶同音,鲤鱼进入壶中必死无疑)，遂将村牌坊拆毁，恢复原名。只有大水圳村改名后，人丁兴旺，而且“大水圳”读音不如“天河”顺，天河村名遂保留至今。
毫无疑问，蔡维朗精于天河地方文献，又有实地走访，这个说法较“电母飘带的民间传说”，可谓有云泥之别。
03
查询历史资料，也隐隐与蔡维朗所记述印证。
李福林(1874年-1952年)，字登同，是番禺大塘乡(今海珠区大塘)人。他先是成为清廷通缉的匪盗，其后率领一路民军参加了辛亥革命，先后任过“福字营统领”“福军司令”“南番两县清乡会办”“广惠镇守使”“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建国粤军第三军军长”“广州市市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粤军事特派员”等职，也算是民国时期一度叱咤风云的军阀。
李福林像。这应该是1925年之后的相片，因为1925年福军才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 图：网络
李福林原名李兆桐，“幼时只读过乡塾”文化程度不高，喜欢技击，孔武有力，平时在乡间团结了一帮“兄弟”。据他自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顺德商人李胜不知何故被捉入米市街的协领衙门。李福林与李胜有同宗之谊，于某夜率六人闯入协领衙门将后者救出，并从库房顺走八万两元宝，自此开始绿林生活。为缉拿李福林归案，清廷悬赏花红一度升到3000元之巨。不过这没能捉住李福林，反而让他声名更大。结果是邻近各县的绿林头目多和他秘密往来。李很懂得做人情，捞到什么油水，从不独吞，因此无形中成了绿林魁首。
李福林自己讲述：“有一次被官差探得我回到大塘，派兵突袭围捕。当时手无寸铁，人急计生，以烂布包着玻璃灯筒，威吓追兵，突围而出。从此得了个混名‘李灯筒’。后来在安南河内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以我能够逢凶化吉，给我取名‘李福林’，别字‘登同’。因为先生常以世界大同，作为理想，故以同登大同之域共勉也。此后，同志见面，就以‘登哥’相称，我是不以为忤的。”
不过清廷的围捕日紧，李福林一度前往南洋躲避。1907年，李福林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1908年，他由越南到河口参加黄明堂起义，失败后便以革命党的身份重返广州河南（即珠江南岸，今海珠区，下文亦然），联络广府各属绿林，准备起义。到1911年11月，张鸣岐被迫宣布广东新政府成立的时候，李福林率领标统李雍、李湛等3000民军，进入广州拱卫。从此，李福林开始踏进了军界的门槛，河南也成为福军（李福林部队）的地盘。
海珠岛背后为河南。1931年，广州修筑新堤将海珠岛与北岸连成一片，并在上面修路建楼宇。图：网络
据一些资料，李福林回到广州河南就向自己的“族望”李树椿请教：如何才能站住脚跟？李树椿建议：第一，保境安民，不许别的民军混入河南，扰乱治安；第二，不要得罪当地“巨室”(指富商劣绅等)，这样可以得到他们协助。这个建议就成了李福林盘踞河南16年的行动准则。他对外则左右逢源保存实力，对内则极力讨好地主富商。
李福林的军队虽然挂上“民军”“革命军”的招牌，但它的主要成员却仍然是那些绿林好汉。李福林回粤组织起来的三千民军，大多是通过他原来的亲信李雍、李湛、李伍平、李田招收来的。第一次北伐时，他的部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南(海)、番(禺)、顺(德)三县的人，高级军官多是李姓兄弟。第一支队司令李雍，第二支队司令李芳便是他的同族兄弟。
福军战斗力不强，却牢牢扎根河南。孙中山曾给这支军队下过这样的评语:“福军离不开河南，离开河南就会打败仗。”例如在攻韶关战役中李的部队被打散，只剩下2000人。但一返回河南，就又很快补充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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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记述中，还有李福林和大水圳的直接联系。如1911年黄花岗起义时，“李福林曾率领番禺各乡民军齐集大水圳附近，为起义军作响应，但因时间通知有误，因而没有接应成功”。
李福林能够在大水圳埋伏响应，证明他与当地村民关系过硬。在李福林势力长期占据河南和珠江北岸的背景下，广州郊区几个村的村民响应倡议，推进改名的几率还是很大的。但从目前的一些资料看，天河村长老讲述的说法存在一些瑕疵——
疑点一、大水圳改名在1927年？十多天就能完成？
根据天河村长老的讲述，在镇压广州起义后，李福林先让大塘改名天池，接着游说大水圳改名天河。并且大水圳改名发生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
然而广州起义是在1927年12月11日，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镇压起义后，李福林势力的确有所增长。12月22日，《庸报》报道：李福林被任命为政分会主席。《黄报》则在标题称：“李福林为广东主人矣”。问题在于，1927年只剩下十多天。那么短的时间，李福林在公务繁忙之余，要下令让大塘村改名，并游说大水圳村等村改名，似乎不太可能。
1929年出版的《一万分一广州市全图》当中就已经标有天河村和天河机场。
在这份地图中，大塘的名字依旧。
民国十八年（1929年）4月，广东陆军测量局出版的《一万分一广州市全图》中，大水圳村已经改名天河村，然而大塘的名字依旧。这可以说明，大水圳村的改名在1929年4月前。
疑点二、大塘改名天池，是在李福林名声大噪时？
根据天河村长老的讲述，在镇压广州起义后，李福林名声大噪，随后让大塘改名天池，后来李福林没落，天池又改回大塘。
广州起义之后，南京的蒋介石立即着力于消灭张发奎和黄琪翔的势力，同时指责李福林不应与张、黄合作。压力之下，李福林于1927年12月29日辞职，旧部邓彦华代理他的军长职。也就是说，李福林从镇压广州起义的“名声大噪”转而“没落”，才两周时间左右。这短短时间里，大塘就改名了？
资料也不支持这个说法。上述的《一万分一广州市全图》中，大塘在1929年还是旧名。在1930年9月的《广州市政日报》的“市户编委会调查市区各乡户口”的新闻中，也还是“大塘”。而两个月后1930年12月14日的《广州市政日报》第5版的消息，大塘改称天池了。
1930年9月23日《广州市政日报》中，出现天河村、棠下、大塘的报道。
1930年12月14日《广州市政日报》新闻中出现“天池乡，即大塘乡”字样。
这篇名为《筹划兴筑河南 贯通各乡马路》消息提到“查沿公路附近共二十乡。除龙潭乡未调查完竣外，已调查清楚者、有云桂泰宁等十九乡。闻丁口最多者为天池乡，即大塘乡，男丁已有千余人以上；最少者则为怡乐乡、男丁仅有三十余人云。”这条新闻提到“天池乡”时随即解释是“大塘乡”，这样的方法一般用在新近变动的名称上。
由此来看，大塘改称天池极可能是在1930年10月-12月之间，这时李福林已经“没落”快三年了——也许下野当了“寓公”的李福林，反而更有时间和精力来运作这些事情。
疑点三、天池是李福林所创造？
根据天河村长老的讲述，李福林甚信风水，将大塘改为天池，是天池出龙之意。
然而这一点也受到质疑。网友“demonvan”在《大塘李宅之五：庙宇祠堂等古迹》一文中表示：曾有传闻说“天池”一名为李福林所改，但前辈李国良(“阜丰乡巴”)指出此名早已有。皆因李国良曾在大塘河涌改造时，拾得一《重修康公灵祠显名碑记》残碑，碑上已有“天池”之名，其落款年份为嘉庆二年（1797年），而李福林生于同治年间。也就是说，至少在嘉庆二年，大塘还是叫“天池”。当时这块残碑被放在祠堂后墙，后不知所终。
如果上述推测正确的话，那么“天池”就是大塘的旧称，在民国时期因为种种目的而被李福林的幕僚（以李福林自身的文化水平实难做到，只有他请的文人才能完成）发掘，而被重新使用并以推广。如此来看，天河、天湖等以“天”字为头的村名，源头其实是这个天池故名。
瑕不掩瑜，这几个瑕疵并不足影响蔡维朗对于天河村得名由来的考证。待日后更多证据出现，应该就能让这个解释更加完整。
文字整理：新快报记者 邱治
参考资料
蔡维朗：天河区与天河村的关系
蔡维朗：天河得名考
叶曙明、汪泉：广州传
严固本：粤将李福林
黄干甫：绿林出身的李福林
莫纪彭：李福林自述
demonvan：大塘李宅之五：庙宇祠堂等古迹
广东陆军测量局：一万分一广州市全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