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映照20世纪华夏大地

栉风沐雨的家族记忆史

两大家族的命运沉浮，一个民族的百年变局

留下长辈的故事，

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中国写“族谱”“家谱”的历史源远流长。传统的家谱曾经是家庭中最神圣的一份文件， 它告诉每个人，你从哪里来；世界上哪些人，如何与你血脉相连。你将延续这个家族，家庭世代相传，你是其中一份子。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支柱，它给你安全感，让你的成就光宗耀祖。家族的认同，延伸到对你居住的故里，村庄或城市的认同，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

这段话，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给读者的这本书——《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的作者熊景明女士说的。读过后，你也许会有一种马上拿起笔写下自己的家族史的冲动。

也或者，我们想马上拿起这本书来读。这种阅读体验，会让你想起曾经喜欢的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想起杨苡先生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两大家族近百年命运沉浮

《长辈的故事》是一本由亲人勾连起近现代中国社会之变的家族史。熊景明的曾祖父熊廷权是晚清进士，当过丽江知府，勤政爱民；祖父熊光琦思想新派，支持政改，在民国时期做过十几年县长；外祖父苏涤新是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父亲熊蕴石是工程师，参与修建滇缅公路。

熊氏、苏氏两大家族近百年的命运沉浮，展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书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长辈们在时代巨轮下的生活，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不平静的和平年代，他们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却始终坚守传统美德，用至情至性彼此温暖。

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王鼎钧说，只有大家庭的背景，才产生这样的故事。他评价作者熊景明的文字“平静，没有怨尤；写传统与革命的冲突，举重若轻；写母亲多诗笔，写父亲多史笔”。

让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写父亲的。在她后来回望的目光里，父亲不过也是一个“以青春的热忱、不受约束的好奇去拥抱新思维、新事物”的时髦边城青年。

父亲 1929 年考入昆明新建的工业学校，三年后毕业。这些朝气勃勃的少年，没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激昂，不过以青春的热忱、不受约束的好奇去拥抱新思维、新事物。胡适与钱穆争论的声音飘不到边远的小城，他们不去思考中国走向哪里，到底应该全盘西化还是洋为中用等严肃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东西新鲜而不怪异，引人入胜的西方小说中的是非观、好人坏人的标准和传统中国没什么不同。对包办婚姻等旧礼教的批评早在他们的父亲一代就有共识，连祖父也无异议。两个世界的差异在于中国落后，农村尤甚。

1930 年代，西风东渐，昆明的年轻人急不可待地脱下长衫，换上西装，捧起翻译小说，听留声机，拉小提琴。一个崭新的世界从书本中、银幕上跳出来，带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将这一代人拉上驶向现代化生活的大船。

生性好奇、喜冒险的年轻人，在工业时代新发明、新玩意传来中国的 1930 年代，可谓生逢其时。摩托车首次在昆明出现，父亲即去买了一部。他问车行的人哪是油门、哪是刹车，就骑着摩托车回家了。吉普车买来，他几天内学会，会了就开快车。他妹妹、表弟妹多年后回忆搭乘他的座驾的惊险经历，都大笑不止。二姑姑有一次被撞得鼻青脸肿，幸而昆明那时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未酿成车祸。几十年后父亲担任昆明市政工程公司的副经理时，他的司机姓杨，开快车出名。父亲不无骄傲地说：“他开车就像我当年，”并补上一句，“那时路上没有什么人呀！”

电灯、电报、电话、无线电……一桩一件的现代魔术，让老一辈目瞪口呆，年轻人心花怒放。从来一本正经的祖父穿着缎子长衫出席晚宴，钮扣是一粒粒微型灯，电池藏在口袋里，他伸手进去，不动声色地按动开关，钮扣一闪一闪，出尽风头。父亲对无线电着迷到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自己动手绕变压器，安装过大大小小的收音机。这一爱好延续到半导体出现之前、还用电子管收音机的年代。我童年时代对父亲的回忆，伴随着家里叽叽嘎嘎调频的电波声。西洋音乐冲进来，时代青年“如听仙乐耳暂明”。操练了一年半载，小提琴刚成曲调，父亲便和几个朋友组成“洋吹鼓手”队，为婚礼伴奏，起码混顿好饭吃，甚至赚点外快。1940 年代初，父亲的挚友、当时和他一道参加滇缅公路的勘察的黄湛记道：

我们组成一支中西合璧的乐队，每当风清月明之夜，就在阳台上演奏起来，有中国的《汉宫秋月》《昭君出塞》《二泉映月》，也有西洋的《小夜曲》《安慰》《圣母颂》《圣善夜》等曲子。初初节拍不齐，经熊大哥调教一番，备觉动听。有一天晚上，我们连奏了许多哀怨的中外曲子，半小时过去，才发现大门外树荫下竟然有上百男女老少，全神贯注地听。

父亲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便是和几个爱好西洋音乐的朋友，带着刚面世的留声机，月夜泛舟翠湖。他的叙述中，翠湖门口一溜卖莲藕的小贩，多是妙龄少女，竹篮里新鲜雪白的莲藕，小小的菜油灯风中摇曳……如诗如画。1930 年，这群伙伴中的一位，大家称他“聂三哥”的，到上海加入左派歌剧社，后来谱写的一支电影插曲被选定为国歌，他就是后来被封为“人民音乐家”的聂耳。聂耳在昆明西山的墓搬迁之前，有一段碑文写道，聂耳和年轻的朋友们常常在滇池游泳，在湖边谈托尔斯泰。每次和父亲到西山，他都带我们去聂耳墓，缅怀他的朋友和青春岁月。

她描写父亲的另一爱好——摄影，书中专门辟出一章来展示父亲的摄影作品，让现代早已习惯了读图胜过读字的读者，隔着岁月体会那一张张旧照片里散落的珍贵回忆。

摄影是父亲的另一爱好，他为我们留下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家庭中各人的真容笑貌和那时的生活场景。记得小时候父亲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老年农妇的照片，衣着褴褛，背负着高过头的柴禾，靠在路边休息，一脸悲戚。父亲有一整套暗房设备，放大机是自己制作的。

她写三舅，当年参加留美预备班考试出国深造，后来留在美国。1972年中国政府首次允许在美华人回国探亲，他是第一个回昆明的美籍华人。回国要办的一件要紧事，是将当初云南父老资助他赴美留学的费用还给政府。老派知识分子的行事方式展现在读者眼前——

1945年，三十九位同学考试合格，从留美预备班毕业，三舅考第一名。这回不输给当年报考公费留日成绩第一名的外公了，在家中传为美谈。外公诗云：“考场屡试列前名，有志人终成此行。修养身心期记所，报称家国待登程。乘风破浪海天阔，利用资生学术明。莫入宝山空往返，光阴虚度误生平。”

那个年代，出国留学不过是暂别亲友数载，如外公所言，入宝山取经。即便自费留学，也几乎没人想过由此转变身份，移居他国。三舅1948年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化学系毕业，获得铜牌奖，是首位在该校获毕业奖的华人。1949年6月，当年云南留美预备班的同学大多数都返回祖国，三舅刚刚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班，决定先留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再回到他日夜思念的亲人身边。无路费回国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唯有盼望几年后取得学位返回故乡。这一蹉跎便二十四年。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全国展开，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私人写往敌国的书信，得受审查、受限制，三舅与家人的联络一度中断。两年后收到他报平安的信件和照片时，外公已经去世，外婆一遍又一遍地看。从此，对昆明的家人而言，三舅远在天边。

三舅1950年从麻省理工硕士班毕业，进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班，同时在实验室工作。据说因为他对导师的种族主义忍无可忍，愤而放弃学业，离开学校，先后到芝加哥、匹兹堡、纽约等地工作，1967 年开始在底特律福特公司做汽车废气污染及控制研究，直到退休。

……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松动。年底，中国政府首次允许在美华人回国探亲，第一位回昆明的美籍华人便是三舅，携三舅妈和七岁的女儿霭中同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朝思暮想的双亲已故去多年。众姐妹得到特许，从各地赶回昆明。三舅的昆明话讲得比所有人都地道，住在“两个世界”的亲人久别重逢，并无隔膜，我觉得三舅就是我从来知道的那个三舅。三舅妈文质彬彬，总是面带笑容，轻言细语；上小学二年级的霭中，在众人喧闹声中，捧读英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在昆明人不加掩饰的热情和高声谈笑的氛围下，母女俩乃一道可爱的异国风景。 这是苏家几十年来最盛大的节日，欢聚一堂之外，“海外关系”对所有人不再是政治上的污点，是何等值得庆幸之事。曾因三舅寄来的罐头被当成是发报机而背上间谍嫌疑的大姨妈，罪名一下子洗刷干净，从劳动农场归来参加团聚。好似时光倒流，令人感受到塘子巷大家庭亲切欢愉的气氛。没人提起二十八年来的惨痛往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亲戚轮流请三舅到家中吃饭，家家集中了当月肉票、豆腐票……各位姨妈制作拿手菜，回忆当初外公喜欢的菜式。大家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吃得实在太少，每道菜浅尝辄止。看得出夫妇二人尽量不扫兴，努力咽下不习惯的食物。时间和空间造成的文化差距，毕竟无法消失。和外公一样，三舅不喝酒，他是基督教循道公会的教徒，连茶也不喝。

那时十一位兄弟姐妹都健在，在美国的七姨妈一家缺席，在台湾的大舅一家不能够前来——中国大陆尚未对海峡对岸的同胞开放。三舅回来时，我母亲已经卧病在床十八年，当年11月母亲去世，姐弟终于能够见一面，感谢上苍。1945年三舅离开昆明后，全家大团圆只能在梦中。

三舅作为云南省首位归国省亲嘉宾，受到官方隆重接待。政府做了安排，访问工厂、医院、农村，每到之处都会给人留下好印象。我陪同他去到近郊一个村庄，村委会地上铺满绿油油、散发清香的松针，这让他回忆起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堂屋铺上松针的情景，颇为感动。主人道，我们这里很方便，松树就在村边山上，每天去摘来铺在地上。

1973年，八个样板戏是国人唯一可观看的文艺节目，政府招待三舅看《智取威虎山》。我坐在小表妹旁边，佩服她那么礼貌地看这表演，只在锣鼓声太大声时捂住耳朵。台上杨子荣解开大氅扣子，一手扯住衣襟，迈开马步，摆出威武的姿态，两个眼珠咕噜咕噜转动。表妹轻声问爸爸：“他急着要去厕所吗？”幸好她只会讲英语。这两个情节是陪同三舅在昆明参加公家安排的节目时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三舅回昆明要办的一件要紧事，是将当初云南父老资助他赴美留学的费用还给政府。他到云南省外事办去交涉，对方说无法接受。后来他将这笔钱购买了一批英文书籍，赠送给昆明工学院。之后，三舅几次自费回国讲学，以此偿还他心中的“债务”。

外公外婆分别在1951年、1956年去世。尽管谁也不知道在台湾的大舅和在美国的三舅何时能够回来，甚至不能肯定是否会有这一天，二舅还是坚持一定要等两人回乡，才将骨灰下葬。1981年大舅在台湾去世，1985年三舅回来将外公外婆的骨灰安葬。坟地在昆明西山，从公路边上去要爬半小时陡坡。这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三舅慢慢往上爬，双手捧着骨灰盒，不肯让人接手。四十年前以为是暂别，归来却已阴阳相隔。

三舅毕生拒绝购买日本货，但并没有仇恨日本的情绪。我的大舅妈是日本人，三舅十分尊重这位大嫂。1950年代初大舅一家在台湾，生计艰难，三舅汇款帮忙支付表弟妹的学费。当时他在美国虽然收入有限，但美金兑台币汇率高，无异雪中送炭。三舅多次去日本汽车公司访问，非常佩服员工的素质。他不仇视今天的日本，“不忘抗战”则是他不曾忘却的使命。

……

1992年我去密歇根大学访问，三舅开车来接我去他家。他们在安娜堡买了房子不久，三舅刚退休，三舅妈仍是忙碌的儿童医院院长。当年她生下女儿后，辞掉工作做全职主妇，七年后重新考取执业医师执照，她的付出与天分均令人折服。他们家真可谓一尘不染，花园看来是舅妈的天地，她用碎石铺小路、围花坛，在菜园里种了茄子、番茄。家中所有的摆设、壁上挂的画，都可以用两个字形容：思乡。一幅徐悲鸿的骏马图，是大姨妈寄来的旧年挂历。三舅带我去他们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那时卖房的复杂手续统统办完了，这是最后一次去巡视。进得门来，头顶上一架那么熟悉的紫藤，令我找回塘子巷外婆家的感觉。三舅说他试了几次，终于栽活了一棵紫藤。房子空了许久，地上堆满紫藤落叶，三舅拿来两把扫把，我们一下一下地扫，不说一句话，扫干净了地上的枯叶，却扫不去千思万绪……

民间历史呈现的真实

本文作者熊景明女士1943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2007年之后主持该中心“民间历史档案库”项目，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著有《家在云之南》。

当被问到为什么一直致力于收集民间历史时，熊景明的回答，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书的意义。

2000 年初，个人回忆录、口述历史的出版越来越成气候。作者大多是经历抗战、内战以及之后中国不平静的年代、穿越大苦大悲之人。他们的真实经历、故事常常超出作家的想象。第一次令我有了建立专项收藏的念头，是看到一位叫李乾的作者写的回忆录以后。他十七岁参加志愿军，一生受尽磨难。 他在回忆录的最后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要让我受那么多苦，是 老天爷让我见证这个时代，要我写下来。”出版社考虑市场，主要出版名人的传记，普通人的回忆录只能找小出版社，或者自己凑钱印，分送亲友。我们需要花功夫去发现，去收集。于是想到办一个网站，让人家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情。多年过去了，这个网址收集了六千多篇个人回忆（经我们按内容和文字挑选过）。通过网站收集书的想法不成功，知道这个网站的人不多。

退休前，我就在想退休之后要找一件事情做到老死，“民间历史”看来是老天爷替我想到的。

一件事情发生，譬如民间回忆录的涌现，我们往往视为理所当然。仔细想想，这是技术和时代的巧妙结合，之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曾祖父写他的长辈、他的家人的文章，经祖父整理得以出版，我外公对未来结亲的家族最高的评价是“有书出版”。 我爸爸、祖父都有故事，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成为民间历史呢？ 因为他们没有电脑，不能用现代的方式加以记录，所以当故事和电脑碰撞，就产生出了连小说家都想象不出来的那么多的民间故事。

将来到了你们这代人写回忆时，内容无非谈恋爱、找工作、 交朋友，再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何等幸运。

参与民间历史项目，最有成效的不是收集了这些书、建立了这个网站，而是碰到适当的气候，融入了内地的同仁圈，共同去 组织策划家史写作、家人故事的纪录片拍摄等活动。个人在历史中非常渺小，但我们可以用记忆和思考参与历史记录，识别真伪， 认识现实，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从宏观的角度看，会面临两个问题。有一种主张是不提过去的错误，否则会引起思想混乱，动摇民众的信心。我个人觉得这是低估了大众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另一个问题是，长远来看， 不直面历史，一方面，不能以史为鉴，从历史中获得教训；另一 方面，长此以往会造成隐患。香港是个典型的例子，中小学不重视历史教学，结果许多青少年缺乏对国家的认同，缺少对历史较全面的认识，容易被某些势力煽动起来。

“民间历史”项目迄今收集了六七千篇回忆，而我看过的回忆录，有没有一本在宣扬仇恨，有没有一本说我们要起来斗争？  没有。道理很简单，写回忆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无论他们经历过多少苦难，遭受过多少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只希望子孙平安、 国家不要重蹈覆辙、后代能够顺利成长。这些回忆文章传递的信 息是和平与爱，而不是宣扬斗争与反抗。那些不堪的往事过去了， 人们只希望不要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