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春节，我第一次去到廖冰兄位于广州人民北路的住所。房间里廖老躺在病床上，神思已散，枯瘦的身躯紧缩在被子里。窗外是高架桥，车来车往呼啸而过。大概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行人说了些客气话。大概半年后，有一天夜里，我收到廖老二女儿廖陵儿老师的一条短信说：“父亲走了。”

老实说，一直以来对廖冰兄的了解实在有限。除了他那张家喻户晓的《自嘲》，其他漫画几乎毫无记忆。所以，第二天我步行去人民北路，只是礼节性吊唁。一路走着，忽然看见报刊亭有个名字，似乎熟悉。停下来，惊奇地发现，那一天报刊亭里所有报纸几乎被“廖冰兄”三个字占据。走到他家楼下，平日不太人多的地方，当天人车拥挤。戴着白花黑纱的人群清晰地告诉我，大家都是为这个漫画家而来。

楼道上，我看见外地赶来的人，提着行李一边说自己今早从哪个山区转车过来。另一个匆忙跑来的大姐说自己刚下火车。接下来好几天，我每天都去那里，安静地坐在角落，看着各路人马进进出出。就在这个老头的葬礼上，让我感觉一个城市都在追忆一个漫画家。

几年后，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廖冰兄漫画研究机构。也是一个下午，我去广州城专门做标牌的起义路，跟老板谈好价格。当我把标牌文字给他的时候，老板大笑，“廖冰兄，我知道他，好啦，八折给你啦”。廖冰兄在这个城市就有这样无处不在的缘分。

十几年过去了，廖冰兄确实成为了我的“熟人”。

这些年我所做的展览、讲座、访谈；所写的论文、专著；所上的课程，所教学生的内容……多数和这个名字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不由自主地用他的话来作为出发点，他的漫画成为了我看这个世界的参照，他的生命状态确确实实地影响我。特别是做完《廖冰兄全集》之后，我发现，能够如此熟悉一个人，是一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他一生中，91年的艺术与生活，我可以如数家珍地与别人分享。有时候我很享受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一年又一年地说着他的历史。曾经有个朋友说，最早认识我的时候，不太喜欢我这个口若悬河的人。直到有一次听我讲廖冰兄。他说，那一刻开始有点欣赏我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看见我在讲的时候，毫不犹豫，眼光四射。”

第一次策划廖冰兄艺术回顾展的时候，我摸着那些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漫画。

感觉自己与这个老头是认识的。好几次，又要做廖冰兄的展览了，我跑到人民北路老房子那里。坐在他的床前，沙发上。还擅自打开他的柜子，拿出他的衣服。那一次展览我就把他的“花衬衫”做了一个展项。面对满屋子他的气息，我兴奋而惶恐地想：若是如此来做，老头你会骂我吗？2011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筹划他最大规模的展览。经费有限，工作人手奇缺。有两个晚上，他们家来京参加开幕式的亲戚朋友都来帮忙。初春的北京，整晚冻雨。一大堆老人家都在帮着校对文字，剪标签牌。一屋子人忙忙碌碌中，我忽然发现，就我和这个老头，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完全不认识。就这么奇妙，我在他们中间，讲着最蹩脚的广州话，犹如和他们老友一般。

我曾在《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廖冰兄》文章中对他做过如此的评价：“他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内心体验。他也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是在一个社会立场中提出独特的见解。冰兄在我看来，其人、其画、其思想为20世纪中国社会留下了完整的全息图像，这种全景式的包罗万象颇具意味。他有着体察入微的细节，更有发人深省的深度。就中国文化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个案，而是代表民族精神在现代性探索上的人文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