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中草药长卷进入初稿创作!”广州市美协副主席刘思东: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岭南中草药图谱长卷》举办开笔仪式后,广州市美协副主席、岭南中草药图谱长卷策划总监刘思东等一众画家便开始广寻中草药文献或中草药品种,收藏周刊记者在刘思东的工作室里,也注意到了很多跟中草药有关的书,其中《伟大的植物》《岭南中草药图谱》尤为吸引。刘思东表示,目前阶段将先以药方作为组别进行创作,“我们计划先一个个药方地进行探索,把传统的药方图式化,这也是另一种中药普及的形式。”长卷创作也必将弥补艺术史、中医药史等学科跨界融合的空白,为推广中医药文化做出贡献。

以药方作为组别进行试笔创作

由新快报收藏周刊和广州书画名家促进会、十香园草堂、梅社共同发起的《岭南中草药图谱长卷》创作工作已经逐渐铺开。

“这段时间,我也四处寻书,先尽可能地搜罗所有与中草药相关的图谱类书籍以及中药典籍,夯实文献资料,把参考素材尽可能做详尽。”刘思东还介绍称,“同时,我们目前也在尝试着以药方作为组别进行试笔创作,目前根据部分中草药品类进行了创作了。”

在一画院专门为《岭南中草药图谱长卷》提供的创作室里,记者看到墙上已经有十几幅中草药创作初稿,其中包含连翘、山慈菇、金银花、青蒿等。这是近段时间,画家们围绕创作长卷所摸索的草药题材草稿。

“药洲”遗址为广州的中医底蕴提供有力佐证

为什么广东发起“岭南中草药图谱长卷”是名正言顺的?岭南中药材资源种类繁多,作为全国商品中药材主要集散地之一,广东药材资源丰富,而且在历史上,广州还有“药洲”之名。

在广州,从地铁公园前站往教育路方向出口走,大约走至教育路与西湖路交界处,在繁华的闹市中,隐藏着一座小小的古建筑小院。这个小院的门楼大小更像古建筑的侧门,门口挂着两块牌子,其中一块,写着“药洲遗址”。

谈及“药洲”,不得不提广州的西湖。但目前广州西湖已经成为历史,跟其有关的,也许只能通过西湖路来钩沉当年的风姿。

据史料记载,五代十国时期,清海军节度使刘岩在广州创立南汉国。刘岩一方面开设学校,开贡举,推行海外贸易;另一方面花大力气建设宫殿园林,紧邻西城墙的文溪风景秀丽,刘岩派遣“宫苑史”监工,将下游水道凿宽凿深,凿出一个人工湖,这个湖泊大致北起今中山路,南至西湖路;西起教育路西侧的朝观街,东至北京路流水井。有资料显示,这个湖泊占地逾十万平方米。湖在广州城西,就命名为“西湖”。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到此一游后,不但留下了“碧海出蜃阁,青空起夏云”的诗句,还题写了“药洲”二字,为后世了解广州的中医底蕴提供了一份有力的佐证。

古西湖湖心岛上有9块奇石,这些奇石“嵌岩突兀、翠润玲珑”,展现了高超的叠石技巧。

在当时,南汉国刘岩还在西湖上修建了湖心岛,并遍植草药,炼丹求仙,所以这里被称为 “药洲”,还采运了九块被称为“日光奇石”的灵壁石置于洲上,称为九曜石,药洲也因此被称为“九曜园”。

明代,“药堤春晓”仍是羊城八景之一,清代乾隆年间,西湖还有十余亩(约7000平方米)。可惜随着云山古水道——甘溪逐渐枯竭,西湖不可避免地淤塞了,“收缩”成了一个池塘,如今,教育路南侧的药洲遗址只有小小一方小小的水塘,这是古西湖留下的仅有的残迹。但“九曜园”有幸保存了下来,当年的九曜石也一直流传到现在。

其中,米芾题“药洲”石为这里增添了几分文人气息。在水池北岸,上有米芾题刻“药洲”,署“米黻元章题”。该石清代时曾被移到广东布政使署东院和两广总督署,20世纪50年代迁回现地。现在药洲遗址大门上的“药洲”两字即取米芾所书。

著名评论家刘释之:

长卷创作折射出岭南画家的文化担当和责任

日前,看到岭南书画家拟共同创作《岭南中草药图谱长卷》(下称《图谱长卷》)的消息,不禁为之叫好!这种以艺术的形式广泛梳理岭南药材的做法,实属首创,必将填补岭南花卉史乃至中国花卉史上的空白;而且,随着它的出现、宣传和推广,必将在社会上切实起到弘扬中医文化、引导人们重新认知身边的中草药、配伍药方、激发人们热爱中医、回归传统、增强文化自信等作用,其意义不可谓不深远——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此举诚是。

上世纪胡适、陈序经等一大批人力主在中国实行“西化”,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群起响应,有的虽然不完全赞成,但也基本认可,在中国造成了巨大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医在内。从那时起,中医便让位于西医,直至今日。这么说当然不是要把中西医对立起来,而是我们也需要继承和弘扬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医应大有可为。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强化中西医结合,在实践效果上,无论是在临床救治上还是在社区防控上,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深度、全过程参与救治,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中国传统中医方案,这表明中医的价值确实不容忽视。因此号召并组织岭南书画家以艺术的手段,为岭南中草药进行传神写照、对优秀的配伍组方进行科普,激发人们对中医的热爱,确实显得非常有必要,也非常及时,在行动上向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抗疫医护人员表示了致敬。因此,《图谱长卷》的提出,表面上只是号召大家为岭南的中草药图谱写照,实际上从更大更恢弘的视野上看,是在鼓励艺术家们要沉入几千年的中医传统文化,去挖掘并契合中医药的魂魄和精神,并从中找出最能体现之的现代理念和创作手段,去传达出对中医文化、中医精神的热爱和敬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图谱长卷》不仅是对社会大众的一次中草药的启蒙、科普和再教育,更是让人们在心灵深处获得文化的探寻和精神的回访。

历代花卉长卷如明代周之冕的《百花图》、孙克明的《百卉图》以及八大的《荷花图》、石涛的《百花图》,在艺术价值上固然很高,有的甚至开启一代新风,但也并非从中草药角度去进行梳理和创作。由于岭南的中草药资源相当丰富,且随处可见,广东又是全国中药材集散地,在取材和写生上有较大的便利,如何进行归类、剪裁和组合,在画面上既能体现岭南本土的草药文化、地方风物的特色,又能为中华药典留下宝贵的地域性、持续性和久远性的史料研究价值,同时还要兼具最恰当的艺术呈现,使得这幅长卷真正具有独特的人文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使之“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而流淌出具有中华文化独特的诗意气质,真正写出岭南特色和中国气派,这正是这幅长卷值得人们期待的地方。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艺术最大的功能,是要把社会效果一直置于第一位,要求“文以载道”、“画以载道”。这个道,就是社会道义、伦理道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绘画,是用来载道、明道和贯道的,是用来教化的,不仅是道德的教化、知识的教化,也包括美学上的教化。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图谱长卷》的提出和实施,折射出岭南书画家这一艺术群体在当今时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值得一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