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讯 “荣宝斋与艺术家——书写的意义”于9月28日在荣宝斋广州开幕，这是“荣宝斋与艺术家”系列的第二次展览，延续了“回顾传统，面向未来”的理念，以书写为契机，呈现图像视觉艺术的多元生态与文化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出作品既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也包括了以汉字的意象、观念进行创作的当代艺术家的图像作品。从吴昌硕、齐白石、林散之、张大千、于右任、沈尹默、郭沫若、沙孟海、启功、饶宗颐等传统经典的书法作品，以当代的书法家陈初生、王镛、孙晓云、陈志平、朱天曙、彭双龙、舒鸣等具有个人的时代书写风格的作品为过渡，并同时呈现邱振中、徐冰、林天行、阳江组、周晨、黄文斌、鲁大东、马越君等以观念为先导的图像艺术创作。

与其说本次展览将现代的书法变革和当代的图像创新并置在一个完整的展示空间里，是一场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不如说是其二者共同营造出的多种以汉字为基础来创作的多种可能性的集体呈现。

本次展览呈现的书法作品，创作时间从清末民初到当代，涉及碑学、碑帖融合、标准草书、笔法辨析等不同层面的书学观念，其间对于传统资源的发现、误读与创新，都是通过对书法的重构来实现的。策展人丛涛认为，“如果承认书法观念、风格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意味着书法传统不会停滞，事实上，当代书法的各种新现象和争论也说明了这一点。”

广州美术学院图像与历史高等研究院院长尹吉男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本次展览的作品在形式上看似相去甚远，但也有统一的前提，则在视觉艺术的范围内，从汉字出发，以传统的“抒写性”与当代的“制作性”为主要体现，抒写是线性的，是“时间的艺术”，但制作并非如此，制作没有了一个先后顺序，它的艺术形成过程比较多样，但同时，当代的“制作性”也不完全排斥“抒写”，也包含了部分当代方式的“抒写趣味”。这次展览的作品，更多的是凸显图像的意义，文字只是图像当中的点缀元素，而并非作为主体出现。

丛涛也提醒，可以尝试换一个视角，当我们从文字以及文字的书写和制作的角度考察当代的艺术创作，会发现另外一个丰富且具有活力的景观。这个创作群体有书法家，也有绘画和观念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有着不同的表达形式，包括架上、影像、装置和行为。创作意图，有的是针对文词意义体指涉的当代文化现象；有的从视觉形式角度在书法甚至文字的传统中发现新的资源，提炼新的审美，与现代主义或者当代审美融汇；也有通过新的表现形式表达对于书法、文字的书写，甚至是文明的特质的反思与解构。

那么，问题也来了。书法发展到今天，真的很难从笔法、章法、行笔等方面进行创新了吗？类似清代书法“以碑入书”的改变突破了千余年“二王”局限、迸发出新的书写字体的繁荣，在当代乃至未来，还会出现吗？

“实际上回顾清代的‘以碑入书’，更多的是被动的，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墨迹稿都集中在皇宫里。”尹吉男认为，清代的“以碑入书”也不能认为是创新，而更多的只是碑学复兴，“因为碑的书写早就存在了，并不是清代的人新创，只是当时的书法家从其中吸取了养分，对书法进行了改造，审美上摆脱了‘二王’的影响，追求了汉碑、魏碑等的金石趣味。”

在尹吉男看来，“书法变革需要依赖一个比较大的条件，而并非某一个体就能改变。”他认为，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一个当代书法难以创新的原因，那可能跟今天书写的习惯变化有关，毛笔不再像古人那样作为日常书写工具，而成为了“创作工具”，使用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再者，今天的经典书法字帖获取太容易，使得大量学习书法的人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都有“趋同性”，因为学习方法一样、学习的对象也一样。“但我认为，好的书法家尽管说不上创新，但时代风格是会有的。”尹吉男说。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书法要改变，经常是从形式上，甚至以观念的介入，但往往一旦以观念主导，呈现的作品几乎不能再被主流书法圈所接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丑书”的例子。所以，书法到了今天，难道真的变化到头了？

对此，尹吉男举例剖析，如果说“二王”的典雅优美就是美的标准，那么，苏东坡的字在“二王”的标准下，可能也会被认为是“丑书”，因为他也没有以“典雅优美”作为书写标准，包括宋徽宗的“瘦金体”，也突破了“二王”系统。回顾书法的发展脉络，几乎每一个时代的“创新”，都是原来标准的突破。但尹吉男同时强调，“以图像表达为目的的书写与凸显‘抒写性’的传统书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没有先后取代的关系，只是到了当代社会，图像表达变得更加多元，艺术的想象更加开放。”

因此，看这个展览，既不能只以传统书法的眼光看，也不能只以当代艺术的眼光看。他说，“展览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应该是从文字出发，艺术创作还有很多可能性。”

采写：新快报记者梁志钦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