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脉络如珠水绵延不绝，厚重的遗迹则与云山呼应。广州考古的锹铲，再次奏响历史乐章——2024年12月27日，“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发现正式公布。本次出土的汉至清代多达572处遗迹，再次充分说明，如今极度繁华的广州北京路商圈，亦是从前的广州古城腹地、广州城建之始所在地。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发掘，是继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以来广州城市考古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从这个遗址，我们能看到广州古城2000多年的城建史。该遗址对研究古城变迁、广州古城水系与城市布局、赓续广州历史文脉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遗址速览】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可实证：

两千年来此处均为广州古城核心区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位于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地处广州古城腹地，处于“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核心地带。1996、1998年，曾在遗址东北部发现一段东汉、东晋、南朝时期的城墙，系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在遗址周边也曾发现较多重要遗址。

根据文物保护法律法规，配合越秀区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北地块）的建设，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在省、市文物局的指导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1月起对项目用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遗址内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至晚清民国时期，最深处距现地表约9米，已清理汉至清代各类遗迹572处。

其中，在发掘区域东部揭露了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在发掘区域东部和中部清理了五代南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和唐宋时期西湖石筑、木构堤岸，并发现疑似码头的遗迹；在发掘区域西部清理了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明代大型居址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

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以及汉至民国时期陶器、瓷器、铁器等文物共2800件（套）。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地层堆积深厚、出土遗物丰富，建筑基址密集，延用时间较长，各时期建筑或等级颇高或规模较大，是小马站一带一直处于广州古城核心区的重要实证。遗址内的文化堆积多呈斜坡状，东高西低，高差最大可达10米，反映了这一区域从东部古城墙所在岗地向西部古西湖水域的地形变化，对广州古城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焦点阐释】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

这是继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以来 广州城市考古最重要的项目

2024年12月27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在遗址现场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我认为是继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以来广州城市考古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接下来随着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的推进，我们在这里还要继续开展相应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工作。”他表示，目前该遗址的规模及考古发现成果显示，估计未来10年广州古城核心区都不大会有这么重要且大面积揭露的城市考古发掘项目了。张强禄认为，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意义和价值可主要从三方面体现：

一是遗址年代跨度长。“目前考古发现揭露出来的遗址，显示其年代应从西汉一直到近现代。我们能较明确地看到，东汉土筑城墙之下，有西汉时期大型建筑的筑坑遗迹，是否为南越国时期暂无明确证据。东汉土筑城墙之上，则分别有从东晋、南朝到唐代不同阶段的包砖城墙，从城墙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明确，这里是从东汉开始至唐代的广州古城西界。除此之外，还发现有五代南汉及两宋时期的大型建筑垫土、磉墩和一些路面遗迹。”

“此处还考古发现了或与南汉‘仙湖’及宋代‘西湖’有关的东岸堤岸，应该与南边离此不远的药州遗址有关联。”

宋代以后的主要考古发现成果则为流水井古道，他说，目前可判断该古道应从明代就已存在，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而且是与现在的流水井连为一起。“与流水井古道相关的还有明清时期的一些建筑基址，当与小马站书院建筑群相关。”“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年代跨度如此之大，从这一个遗址，就能让我们看到广州古城2000多年的城建史。”

该遗址重大意义的第二个方面体现是“遗存类型丰富”。张强禄介绍，此处包含了从汉代到明清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如垫土、磉墩）、城墙、堤岸、古道、书院建筑基址等，类型非常丰富，“充分反映了与广州古城城建史密切相关的一些元素”。

“第三方面，本项目立意高远。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为配合越秀区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北地块）的建设。项目开展伊始，就已明确要把该区域的地下重要考古遗存经发掘后进行原址保护，在保护第一、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价值，最终做到有效利用，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我们对于该遗址的考古发现、成果展示和保护利用，都寄予高度评价和极大期待。目前进行的是第一期发掘，接下来，配合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的有序推进，我们还将不断扩大发掘范围，展现更多城市考古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展示内容。”

【遗址四大重点详解】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调查勘探部主任、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程浩，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记者结合相关资料，以下以图文相应的形式，对遗址的四大重点呈现“详解”：

重点一

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

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在遗址东部发现的东汉城墙呈南北走向，方向350°，揭露长11.6米、宽10.1米、残高0.8米，用山岗土夹杂筒瓦、板瓦、陶器残片层层夯筑。墙体无基槽，系对当时山岗地表平整处理后平地起夯。东晋城墙在东汉城墙上加筑而成，由墙芯、内包砖、外包砖、散水组成，揭露长28米、宽8.6米、残高1.5米。墙芯层层夯筑，内外用砖包边，自下而上向内侧收分。部分外包砖上模印“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文字，局部用唐砖补砌。南朝城墙在东汉、东晋城墙基础上向东西两侧扩宽，亦由夯土墙芯、内外包砖组成，西侧已被破坏，揭露长15.4米、残宽10.6米、残高1米。城墙外侧还有东晋、南朝时期的马面等大型附属结构。

本次发现的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城墙是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交州刺史步骘（zhì）于建安十五年（210）在南越国时期建筑基础上重建番禺城时修筑的，或与“步骘迁州”的历史相印证。在包边砖上发现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不同时期墙体及附属设施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在东晋包砖上发现唐砖补砌的情况，说明城墙自东汉末年建成后，在东晋、南朝时期不断修缮、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说明了东汉至唐代广州城的西界在近700年间未发生变化，同时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体现了在南方多雨潮湿环境下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城墙两侧的南汉建筑垫土、磉墩及发现的兽面瓦当、脊头瓦和脊兽，说明在五代南汉时期该处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应有一组大型高等级建筑。这一发现符合南汉高祖刘岩升广州为兴王府，大兴土木、广建宫室的历史记载，结合遗址西部地层堆积的水域特征和西南侧的药州遗址，该处大型建筑很可能与南汉宫苑有关。

重点二

唐宋西湖及东侧堤岸

唐宋西湖及东侧堤岸：主要包括南汉湖岸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宋码头遗迹和唐宋木构护堤等。其中南汉湖岸护堤长29米，湖岸为土壁，自上而下向西倾斜，外侧用石块顺湖壁错缝垒砌9层为护堤，残高1.8米，顶端、外侧面及边缘齐整。护堤西侧为宋代码头建筑，平面近似长条形，揭露长12.5米，宽5.7米，石包土芯结构，两侧用石块顺向包边，中间用红土层层夯筑，自城墙边向西湖水域方向伸出。码头南包石外有用南汉、宋代砖堆成的驳岸，驳岸由码头南边缘向湖内形成斜坡面。在遗址西首还发现两段破坏较严重的唐代和宋代木堤岸，堤岸均呈南北走向，唐代堤岸仅存两方木桩斜撑，宋代堤岸还保留有南北向一排3根木桩，桩内横置木板。

遗址内发现的南汉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和唐宋时期木堤岸结构，反映了汉唐广州城外的这片水域经过了唐甘溪西支、南汉仙湖和宋西湖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发现的宋代疑似码头的建筑基址，说明这里在宋代可能有一处码头自子城外向西湖内伸出。

重点三

明清流水井古道

明清流水井古道：在遗址中部发现一段南北向走道，方向336°，清理长约20米、宽3.1米。路面自上而下分属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晚期路面用红砂岩条石铺砌，仅北部、中部有零散残存。明代晚期路面保存较好，两侧用红砂岩条石顺向包边，中间用碎砖石平铺地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

重点四

清代书院建筑基址

清代书院建筑基址：遗址西部在现代层下还发现了6处房址，房址砖均为砖结构建筑，排列有序、布局整齐，呈东西向分布。初步来看房屋有四间、五间多种形式，整体东西长21米，南北约14米，房基垫土厚约30厘米，内间门位置不一，地面经过处理，坚硬、平整。

遗址西部发现的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反映了明代广州“三城合一”后，这一带经过淤积已成为广州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而这批排房建筑，从结构和布局来看，很可能和清中晚期书院有关，对研究广州古城功能布局和城市变迁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新快报记者 梁志钦 通讯员 穗文考/文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除署名外）

（潘玮倩对本文亦有贡献）